先秦儒家义利观新探

先秦儒家伦理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其中义利观是一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儒家经典中,就是所谓的“义利之辨”。朱熹视之为“儒者第一义”(《朱文公文集·与延平李先生书》)。 有人认为,先秦儒家义利观就是重义轻利。更有甚者,有人不究全部内涵和精神实质,仅仅抓住重义轻利的抽象概念,并赋予一种狭隘的理解,便笼统否定,大加挞伐。有鉴于此,本文本着求实的精神,对先秦儒家义利观作一历史的考察和辩证的分析,以还其本来面目。 “义”的原意为礼仪的仪,后来假借为适宜、合宜,即人生活动,人际关系中的应当和准则。先秦儒家所说的“义”,一般是指道德上的应当、应该。“义者,宜也”(《中庸》)。义在与私利相对时,意谓国家、天下之大利,也称作“公义”。“利”的本意为锋利,后引申为利益、好处、财利。先秦儒家所说的“利”,一般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物质利益和功利,有时是专指个人的私利。所谓义利观,就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关于道德行为与物质利益关系问题的认识或看法。综观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和荀子关于义利观的经典论述,我们不难看到,先秦儒家的义利观有着丰富的内容。把这些内容归纳起来,笔者认为其主要观点是:     

儒家“重义轻利”观辨析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 ,认为儒家在义利关系问题上是重义轻利 ,本文通过对孔、孟、董、朱诸子义利观的剖析 ,说明这种观点只是诠释家的结论 ,与“本文”并不符合。为了合理地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 ,真正做到“古为今用” ,必须对此进行辨正     

刍议传统家训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三个维度——以《袁氏世范》为考察对象

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独特景观,作为古人教化后人的重要载体,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发挥着十分重要的道德教育功能。实现传统家训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新时期对传统家训文化的创新诠释,同样也为当前的道德教育提供了新的资源和动力。基于内容维度、方法维度、价值维度的考察,可以为新时期发挥传统家训的文化作用,提升道德教育实效性提供借鉴。     

中国传统家训的孝道教化及其现代意蕴

家训是传统孝道传播、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有效途径,孝道成为传统家训的核心内容和重要价值导向之一。孝为立身之本、敬为孝先、扬名显亲、慈孝相应、俭以祭亲等构成传统家训教化的主要内容,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家训中也有一些"愚孝"的消极说教。中国传统家训孝道教化的途径方法是家族日常训诫与奖惩结合,良好家风陶冶,朝廷典型倡导,官僚士大夫积极传布,从小处做起、在践行上着力,以及编写易记易循的歌诀箴语进行潜移默化的孝道熏陶。借鉴传统家训的教化形式为我们今天的孝德建设和孝道文化建设服务,要在培养宗旨上着重吸取传统家训孝为立身之本的观念,在内容上着重吸取传统家训中敬为孝先、以功显亲以及慈孝相应等思想,在途径方法上借鉴传统家训孝道教化以身立教、注重践履、家风陶冶的做法。     

《朱子家训》在大学生道德素质教育中的应用

《朱子家训》作为一篇家训名作,集儒家做人处世方法之大成,通篇论述伦理道德和因果教育。在大学生道德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加入《朱子家训》所包含的深刻思想,可以促其懂得惜福感恩,学会革除盗心,养成质朴的生活作风。     

我国古代“家训”与当代家庭教育

中国古代“家训”是古人向后代传统修身治家、为人处世道理的基本方法，也是我国古代长期延续下来的家长教育后代的基本形式。中国古代“家训”包含有以“孝悌”为中心的伦理教育，以勤俭为主的个人品德教育和以耕读为主的处事方式教育。其教育的方式采用普遍性与针对性相结合，言传与身教相结合和训诫与引导相结合。封闭性、连贯性、传承性和双重性是中国“家训”的独有规律和特点。中国古代“家训”中的积极因素对当代的家庭教育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先秦儒家的义利观与道德回报

先秦儒家的义利观以“义”为核心，围绕义利之辩展开，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苟子在百家争鸣中充分阐释了他们重义轻利，义以为上，以义克利等义利思想。通过分析儒家的义利观，我们看到建立在“义利合一”基础之上的道德回报对于提高整个社会道德水平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建立道德回报的有效机制有着重要意义。     

楚萍文化廉政资源初探

楚萍文化蕴藏着丰富而独特的廉政资源,传统社会中在萍乡为官和萍乡籍官员的"操守清白""大著廉声"的古色廉政文化,家训族规中"作官清正、倡廉拒腐"的土色廉政文化,近代工业文明中"诸艰历试,一尘不染"的铁色廉政文化,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淡泊名利、艰苦奋斗"的红色廉政文化,为当下的廉政文化建设提供深刻的历史镜鉴。     

论儒家的自由教育思想

抛弃传统的自由,是一种无根的自由。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是有其自由精神的,而蕴含文化传统的中国古代教育也有其自由的特质。儒家的教育思想有其自由因子。儒家自由教育的目标是整全人格,其内容是“六艺”教育,其方法是弹性教学。     

儒家道义论的价值论意义

儒家伦理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居主体地位,其内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和道德等各个领域,对于儒家伦理思想的功过是非,理论界进行了较多的探讨,这里就儒家在处理义利关系问题上提出的道义论进行一些粗略的探讨。众所周知,儒家伦理思想是以“仁爱”学说为核心的,“仁者爱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是仁的主要表现,这里的“仁”包含有这么两层意思:一方面是表达了一种政治要求,另一方面是关于伦理道德的准则,是人的品格修养、理想人格标准。儒家     

儒学与汉代社会保障制度

汉代独尊儒术，以经治国，儒家所重视的社会保障成为汉代仁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汉代社会保障制度注重家庭养老、宗族互助、济贫救灾，其特征是重视富民，增强家庭自保能力，强调以家庭为基础的自保公助。虽然它并不能完全实行，但其中不乏合理因素。     

传统客家女子教育初探

客家妇女历来以勤劳俭朴闻名于世,她们在教育方面也颇具特色:内容上凸显生活劳动教育,表现了客家女子的"劳作"、"精明"和务实;形式上,独特的山歌戏剧和生活教育折射出客家民系的精神内涵,宗族和家庭教育则是儒家教育的精神的传承.     

文廷式宗族的兴盛与清末萍乡社会变迁

文氏宗族于明正德嘉靖年间始迁萍乡,具备良好的物质基础、完善的宗族组织和优良的家风,清代成为萍乡的强宗大族,在萍乡传统社会时期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在清末有力地促进了萍乡社会的近代化变迁。     

传统社会培育儒家核心价值观的经验与启示

传统社会培育儒家核心价值观的经验主要有：学校道德教育注重研读儒家经典,家庭教育注重以训立教,社会教育发挥＂文以载道＂的作用,个体道德修身目的明确。这些经验对于我国当前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启示有三：一是形成全员育人体系,凝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强大力量;二是加强德育制度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制度保障;三是创新德育方式方法,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社会实效。     

从族谱的家规家训看客家人的价值观念

以客家族谱的家规家训为着眼点,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其所反映的客家人的价值观念。族谱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客家族谱所载的家规家训,是祖先的处事原则和经验教训之总结,是客家人价值观的体现。     

现实利益对血缘秩序的超越--谈日本传统社会人伦关系中的"非儒"因素

家族人伦规范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的作用、影响和约束最直接,也最具体.日本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但实际上只吸收了有益于统治的部分政治伦理,而在传统人伦关系的很多方面排斥和背离了儒家伦理.从社会史的角度,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对自然的血缘秩序进行调整,以适应现实利益的需要是日本传统社会人伦关系中"非儒"因素的突出表现之一.     

儒家家庭伦理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

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严谨的儒家家庭伦理因其封建专制性而遭到新文化的抨击。在这种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现代女作家以个体本位和个性意识为基础,站在女性立场上观照儒家家庭伦理文化。她们通过大量家庭矛盾的揭示和女性悲剧的描写,对儒家家庭伦理文化的弊端进行了较为理性的价值批判,为女性摆脱旧家庭的禁锢从而获得“人”的自主意识,为建立“以人为本”的现代家庭伦理文化观,做出了有价值的探索。     

“射日奔月”神话考辨

“射日奔月”神话是指“羿射九日”和“嫦娥奔月”两则神话。后人对史籍中记录这两则神话的文字解读见仁见智，众说不一，其历史内涵和文化价值更是争议不休。其实，“射El奔月”神话是中国远古时代东夷部落集团句芒部族政治斗争与家庭纠纷的写照，是东夷部落集团的历史史事经汉儒改塑的结晶。     

明清徽州节烈妇女的牌坊旌表

明清政府对贞节妇女旌表建坊有明文规定,获旌建坊对本人和家族都是无上光荣。徽州深受宋明理学熏陶,对于这种殊荣的追求和向往更为强烈,徽州牌坊是现今全国牌坊数量最多的。贞节牌坊作为宗族规训女性的重要手段之一,其建立既是对女性的旌表,也是宗族施展权力的象征。明清徽州正是通过中央政府的牌坊旌表,使得贞节典范不断被树立、被效仿,从而导致节烈现象愈演愈烈。     

中国宗法制度对徽商的影响

徽州,产生了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活跃500年的徽商,也产生了影响中国思想千余年的理学,因而徽商具有“左儒右贾”“贾而好儒”的特征。儒家倡导的“礼”,理学宣扬的“三纲五常”是与宗法制度紧密结合起来的。宗法制度是贯穿中国社会的重要制度,它左右人们的行为准则,在徽商的生活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