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士”

《邶风·匏有苦叶》:“士如归妻,迨冰未泮。”《卫风·氓》:“于嗟女兮。无与士耽。”《郑风·女曰鸡鸣》:“女曰鸡鸣,士曰昧旦。”《郑风·溱洧》:“士与女。”诗中“士”都指男人,非公卿大夫士之士。     

论陶潜的“百一”诗味

钟嵘《诗品》序文谈到“诗之至”的标准,是“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魏晋以来的文论,普遍重视文学“滋味”的论述,钟嵘诗评故有此说。钟嵘诗评的这一标准,实际上指出了怎样品评“诗味”的问题。一部《诗品》,评述某诗人五言诗的风格渊源,且不论是否正确,都有其评论的依据。其依据无非是从内容与文采两方面加以考     

《诗品》疑难问题辨说——豫籍诗人诗评系列辨释（下）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论,钟嵘《诗品》诗评历来存在的疑难问题不少。《诗品》豫籍诗人诗评系列辨释,辨说《诗品》疑难问题,有助于钟嵘诗论的考察探索与《诗品》研究的深入展开。     

《诗品》疑难问题辨说——豫籍诗人诗评系列辨释（中）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论,钟嵘《诗品》诗评历来存在的疑难问题不少。《诗品》豫籍诗人诗评系列辨释,辨说《诗品》疑难问题,有助于钟嵘诗论的考察探索与《诗品》研究的深入展开。     

从“比兴”到“兴象”——汉唐诗学形象理论发展轨迹试绎

从汉儒所说的“比兴”,到唐人提出的“兴象”,我国诗学形象理论走过了数百年的发展历程。本文试图寻绎此过程并以此就教于方家。一、汉儒“比兴”说的意义及其局限“比兴”始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     

我国古代文论的“性情说”

先秦时期,在强调“言志”说的同时,也开始涉及到性情的问题,如庄子说:“性情不离,安用礼乐!”(《庄子·马蹄》荀子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在荀子看来,性情是一种自然本能,所谓“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情者,性之质也”。(《荀子·正名》他还多次论述到,美的要求是出自人的性情的一种本能欲望:“若夫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性恶》     

钟嵘《诗品》对"诗可以怨"内涵的丰富

钟嵘《诗品·序》强调"诗可以怨",是将怨情看作诗歌创作的动因,认为诗歌可以释放怨情,使诗人得到精神的解脱.钟嵘所谓"诗可以怨",是对孔子"诗可以怨"的丰富和发展.《诗品》将"诗可以怨"由"怨刺"为主发展为以"怨愤"为主,推重个人身世遭遇所产生的怨情,同时并不排斥诗歌"怨刺"的政治教化功能.     

和体抑扬 声不失序——刘勰声律论的历史意义

我国古代诗歌等文学作品,大多具有声韵之美,譬如《诗经》中的大部分诗音韵就很和谐。刘勰曾说:“诗人综韵,率多清切。”(《文心雕龙·声律》),至于《楚辞》、汉乐府民歌,乃至五七言古诗,都是比较讲究声韵的。这说明诗人们对作品的音韵美早就注意到了,只是魏晋以前还未有人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和探讨,这正如南朝陆厥在《与沈约书》中所说:“故愚谓前英已早识宫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论所申。”对声韵问题从理论上加以总结探讨,则始于魏晋。当时已出现过一些音韵学的专著,《颜氏家训·音辞篇》说:“孙叔言     

浅议语文教学的留白艺术

留白是“无画处皆成妙境”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一。中国艺术历来讲求留白的妙用，司空图在《诗品》中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李渔在《中国画论·神韵说》写道：“诗在有字句处，诗之妙在无字句处”。     

诗学之正源 法度之准则——赋、比、兴与意境创造

赋、比、兴一般称为三种创作手法,它是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创作中总结出来的艺术经验,后来成为我国古代美学的一组重要范畴。它最早见于战国时代《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为“六诗”中之“三诗”,后来亦称“三义”。《周礼》对“三诗”没有作出具体解释。汉以后对之解释、引申、发挥日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由于古代文学家、理论家对“三义”的研究、讨论,都是联系着《诗经》创作的实例、《易传》之“立象以尽意”的命题以及诗歌创作中形象思维的特点     

试论张九龄诗的风格

张九龄,字子寿,唐韶州曲江人,是初盛唐之间的著名诗人,著有《张曲江集》,存诗二百十三首。自唐以来,历代文人骚客对张九龄的诗评价甚高,把他的诗与陈子昂的诗相提并论,大加赞誉。笔者认为,其中评得最为恰切中肯的还是沈德潜的一个“醇”字。沈在《唐诗别裁》中评张九龄的诗云:“唐初五言古,渐趋于律,风格未遒。陈正字起衰,而诗品始正;张曲江继续,而诗品乃醇。”把张九龄的诗品评为“醇”,确实     

阳明病属燥金论

<正> 《伤寒论·辨阳明病脉证并治》180条“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184条“问曰:恶寒何故自罢?答曰:阳明居中主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始虽恶寒,二日自止,此为阳明病也。”历代医家据《灵枢·本输篇》“大肠小肠皆属于胃”而认为:“胃家”概指胃与大肠,阳明病病在胃肠,五行属土,邪热盛于中焦,故常见身热。 历代注家之说似是而非,笔者并不赞同这种说法,故略陈管见以求同道指正。     

《说听》作者小考

《说听》是明人撰辑的一部记载奇闻异事的笔记小说集。关于它的作者,历来有4种不同的署名:一曰“陆延枝”。见《烟霞小说》本、《古今说部丛书》本及《吴县志·艺文考》等。二曰“陆粲子”。见清人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三曰“陆粲”。见刊印于民国四年的《说库》本。四曰“陆廷枝”。见《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商”“畴”“贵”“建”诸字义蕴探谛

商《说文》:“商,从外知内也。”《广雅·释诂(一)》:“商,度也。”《广韵》、《集韵》亦曾将“商”释为“度”。这说明“商”字可以训揣测、臆度。“商”字这一义蕴由来已久,例如:《尚书·费誓》:“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复之,我商赉尔。”伪孔传曰:“众人其有得佚马牛、逃臣妾,敬逐复之,我则商度汝功,赐与汝。”《汉书·赵充国传》:“勤劳而至,虏必     

“改装”造字法述论

过去,一说汉字的构造,人们便崇尚“六书”,即《周礼·地官司徒·保氏》里最早提到的,后经东汉许慎归纳总结出来的所谓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t??iε〕~2)诎(〔t??‘y〕'),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     

《二十四诗品》中的自然生态意识

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用二十四首诗论述了诗歌的风格意境。它虽说每篇充满着山水自然的生动描写,但诗人正是通过写自然之“实”表现了其崇尚自然、关爱自然的真实思想。同时,这种思想是晚唐社会思潮的反映,也是诗人自然生态意识的本能体现。而把握住这一点,对当下保护环境具有重要的作用。     

李长吉之死与病

唐代著名诗人李贺,字长吉,唐皇室后裔,才华横溢,其诗继承《楚辞》的浪漫主义精神和南朝乐府弦歌的传统,形成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独待风格。不幸,他英年早逝。或说他活了二十四岁,见李隐《李长吉小传》(“长吉生二十四年”)、《旧唐书·李贺传》(“卒时年二十四”);或说他二十七岁死,见沈亚之《序诗送李胶秀才》(“贺名溢天下,年二十七官卒奉常”),杜牧《李长吉歌诗叙》(“贺生二十七年死矣”)、《新唐书·李贺传》(“年二十七”)。沈亚之为李贺好友,所说当为可信。且李贺所作《南园十三首》之四诗有“二十未有二十余”之句,窥其意,亦可证明他超了二十四岁。《旧唐书》误袭《李长吉小传》之说,而至《新唐书》时已订正。关于李贺之死,《李长吉小传》有一段记述:     

古代立交桥

提到立交桥,世人多以为是现代化的交通设施,源之于“舶来”。其实,在我国古籍中,早已出现立交桥的雏形、当时称之为阁道、复道,后衍化天桥。据《史记·留侯世家》称:“上在洛阳南宫,以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如谆就此注曰:“上下有道,故谓之复道。”《辞源》进一步释意说:“楼阁间上下两重通过而架空者。”《史记·天宫书》中也说:“紫宫后春星绝汉抵营室曰阁道。”古人把宫际天桥称为阁道,含有将人间帝王居处比天上神仙的宫阙之意。这种设施在秦、汉时即已出现。《三辅黄图》还说阿房阁道直通骊山。尽管它只是木结构的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二）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试论王昌龄诗歌的禅境

王昌龄诗歌创作风格是多种多样的．作为生活在禅宗火盛的开元天宝之际的诗人，王昌龄所受禅宗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但长期以来人们对此极少论及。本文从王昌龄的交游经历、其讨论专著《诗格》所吸收的禅宗思维方式对意境说的影响和其诗歌创作中部分蕴含诗情禅意诗作的特色等方面论述王昌龄是“达到了禅境的诗人”（日·加地哲定之说），并认为这类诗作在艺术风格上接近于王孟派近禅诗人的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