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朱熹的德育思想及其意义

朱熹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其教育的中心就是道德教育,朱熹以＂明人伦＂为道德教育目的,确立了＂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教育目标,并且设计了一套完备的道德修养方法,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对当代的道德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朱熹关于犯罪原因的论述

朱嘉法律思想属于伦理法律思想体系范畴。朱嘉认为“人欲”是犯罪的根源。以“人欲论”为核心，朱熹分析了产生犯罪的具体原因，即：气禀薄、德礼废坏、贫富不均、世道裹微、法不善和家教不良等。     

论朱熹追求和谐的治国方略

朱熹建构了理气论和人性论的哲学根据论证德礼政刑治国论，提出德礼为本、政刑为末，互不偏废、相为终始的治国方略，其本身渗透着追求儒家中庸思想的和谐精神，其目的是实现“存天理，灭人欲”的和谐社会。     

论朱熹理学中的"理欲"与"义利"

本文通过对朱熹理学中“道心”、“人心”、“天理”、“人欲”以及“义”、“利”诸伦理范畴的简略论述,分析了朱熹理学“义利之辨”及其现实意义。     

论颜元在人性论上对朱熹的批判

颜元对朱熹人性论的批判,是以实事实行作为着眼点的。从三个方面来加以讨论：第一,颜元以＂气＂为人性的本原,加上＂理气融成一片＂的理气观,批判了朱熹的以＂理＂为人性的本原,这是对朱熹人性论批判的开端;第二,颜元以＂人欲合理＂来驳斥朱熹＂存天理,灭人欲＂以及＂变化气质＂的要求,进而指出＂气质之性＂是人唯一的本性来批判朱熹的将人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又以恶由＂习染引蔽＂而产生来批判朱熹的＂气质有恶＂,使＂气＂的人性本原得到了体现,并为修炼注重实行与践履的修心养性工夫提供了理论根据,是对朱熹人性论批判的焦点;第三,颜元以＂习动＂来批判朱熹的＂主静＂和＂死读书＂,而主张人们成为既对自己又对天下有利的人,正是他对朱熹人性论批判的归宿。颜元对朱熹所作批判,把对人性论的着眼点从形而上的东西转移到了形而下的东西上来,具有鼓动人们在实际事情与行动之中以践履来求道并修养自己身心的意义。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体用的诠释框架

《四书章句集注》是宋代经典解释的代表作，作者朱熹在解释的过程中运用了“天理---人欲”、“体用”、“本末”等多种诠释框架，重点分析其在“体用”诠释框架方面的特色。朱熹通过“体用”的诠释框架使得四书本身的义理更加理论化、系统化，而且更加适应当时人对四书文本准确而深刻把握的需要。     

厚植“台独”意识,升级“去中国化”——蔡当局“台独课纲工程”浅析

“欲灭其国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教科书是掌控意识形态和塑造认同的工具,台湾绿营多年以“台湾中心论”为导向,推动对文史教育的“技术化改革”,割裂两岸的历史、文化与政治联结,以期实现潜移默化、长期绵密的历史记忆修改和国族认同重塑。     

陈确《性解》对宋儒人性论的批判

晚明清初思想家陈确的《性解》系列论著对宋儒人性论的批判,与他的《大学辨》一样都是当时批判宋明理学的重要成果,反映了清初“形上玄远之学”正渐趋于没落。陈确反对捉摸本体,反对人性的天、人二分,认为其中有“禅障”;他主张人欲与天理的不可分,指出“无欲安可作圣”、“天理正从人欲中见”。陈确对人性论的考辨特别彻底、详尽,在明清之际批判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潮之中,可谓是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     

孔子的“忠恕之道”及现代德育价值

“忠恕之道”是孔子仁学伦理中重要的道德内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行仁之方是重要的道德准则和道德律,它所提倡的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宽以待人的思维模式和待人方式,对于我国现代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朱熹德治思想对"以德治国"方针的借鉴意义

朱熹的德治思想是对孔子“为政以德”治国思想的继承。江泽民提出的“以德治国”理论，是对传统德治思想的借鉴和继承。今天，我们要通过研究朱熹思想，联系实际促进公民道德建设，贯彻落实“以德治国”方针。     

朱熹与王夫之的欲望观分析——以《论语集注》与《读论语大全说》为中心

所谓欲望，包含生理性欲望[本能]和满足生理性欲望过程中更好的来实现欲望[加欲]及理性的所望[希望]等意义。朱熹认为先验具有的道德性和属于人之自然本能的生理性欲望是天理。然而，他指出存在满足生理性欲望的过程中更好的来实现欲望的加欲。在他看来，加欲必然朝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而成为私欲的根据。与之相反，王夫之认为加欲是一种自然现象。根据王夫之的观点，加欲不是私欲的根源，私欲也不是加欲的直接结果。朱熹想通过消除利己心恢复先验地存在的普遍之道德原理来解决与现实相关的诸多问题。他认为先验普遍的道德原理之存在不是被确认的事实，而是一个信念体系，因此对同意此观点的人可以具有强有力的指导作用，而对不同意此观点的人，有可能成为空谈。王夫之把不断变化的气之运行与人类的生活紧密联系，认为生理性欲望的发现和满足生理性欲望的过程中更好的来实现的加欲和私人欲望的私欲等不应是被排除的对象，而应是被调整的对象。在他看来，所谓人生不是由先验不变的道德伦理构成，生物学的欲望与不停地重新形成的道德原理有机结合，实现公共义的人生。这种观点深刻考虑到不断变化的具体现实之重要性，对生活中必要的物质生产和经济活动等能够作出理论上的贡献。因此，这种欲望观可以说是指向由感性和理性的有机调和而形成的理想世界。     

王船山罪情论

善恶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以孟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家认为,人之＂性＂是善的。那么,人的＂恶＂是从哪里来的？关于这个问题,有的哲学家认为,＂才＂是恶的起源（如程颐）;有的哲学家认为,＂气＂是恶的起源（如程颐、朱熹）;有的哲学家认为,＂物欲＂是恶的起源（如朱熹）。对于这些观点,王船山均不同意。他在《读四书大全说》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辨析,并提出了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独特见解：＂以罪归情＂。     

自然观的道德意蕴及实践启示

自然作为人类的无机身体,是从属于人性和实践的历史范畴的。自然观的道德意蕴是对将自然置于道德理性之外的传统自然观的反思超越,主张把社会的道德关怀连接到自然界。它强调在＂主客统一＂和＂解放自然＂的理论立场上,追求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共生。其实践启示是,行为主体在改造自然的对象化活动中,应确立以人类利益为最高价值原则的正义取向,从＂以人为本＂的生存论出发寻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制度公正和科技伦理为主导规则制约狭隘的功利主义欲求。     

王船山的《中庸》新解析——以与朱子解析的比较为中心

文章探讨了王夫之的中庸解析,通过与朱子解析的比较,研究了王夫之解析的特征。王夫之首先探讨了中庸是什么。朱子在《中庸章句》中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王夫之认同朱子对中的解释,但对朱子＂不偏不倚＂是未发之体,＂无过不及＂是已发的作用的说法表示反对。王夫之在未发或已发时,中都是本体。另外朱子说中和之中是本体,时中之中是作用;王夫之则认为中和之中、时中之中都是本体。总之,王夫之主张中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是本体。王夫之对朱子＂庸是平常＂的说法进行了反驳。他说在朱子之前没有＂庸是平常＂这一说法,而且古文献的庸字都是指作用,所以王夫之认为庸是作用的意思,在其理解上,中庸是中的作用。此外,对于《中庸》首章首三句的解析,王夫之的主张如下：1.命不是命令,是法度。2.性和道是人性与人道,不包含物性与物道。1）物性是以人为中心规定的物性。2）物道是以人为中心规定的物道。3）尽物性是尽人所赋予的物性。4）尽人物之性是在＂志可动气、气可动志＂限度之内的。3.教是中庸的核心,教的具体内容是礼。     

公正伦理和关怀伦理在道德教育中的互释

公正伦理和关怀伦理为道德教育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柯尔伯格公正伦理的研究对象为男性,其理论关注独立个体的道德推理能力和道德判断能力,试图论证道德原则在道德判断中的重要性,主张将现实生活中的道德难题交给教师和学生共同组成的公正评判委员会裁决。而吉利根和诺丁斯在道德教育中发出＂不同的声音＂,她们认为道德教育应该从＂人的最基本需求＂——关怀出发,通过具体道德情境中差异性主体间的交谈、对话、实践等方式在人际关系中构建＂关系自我＂。公正伦理和关怀伦理在道德教育中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为我国道德教育的连续性提供了新视角。     

儒家和谐到异化的历史性转向——论朱熹理学对儒学道德思想的异化及其后果

通过分析朱熹理学道德观对于先秦儒学道德思想的异化,指出理学在其对儒家之贡献背后包含着对儒家思想的异化与侵蚀。它一方面使先秦儒学走向停滞,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走向停滞,压制了思想创新;另一方面,它在社会的历史实践,固化了纲常伦理道德,强化了君主专制。     

朱熹语录中的民俗文化词

朱熹语录是朱熹讲学内容忠实而传神的记录，是一种“活泼泼”的语言形态，文白参杂。为使深奥义理明白晓畅，多方设喻，不避俚俗，信而有征。朱熹在致力于学术思想传播的同时，饱含着他对文化传承的高度责任感，也体现了他对社会生活的高度关注。今选释其中部分疑难词，以凸显宋代生活的真实。     

理欲之辨的流变及现代价值

理欲之辨是中国传统哲学论及的重要内容之一。先秦诸子百家是＂理欲＂思想的源头之处,宋明时期程朱、陆王等提出了＂以理压欲＂和李贽提出＂以欲胜理＂的理欲观,王夫之批判了他们并提出了＂以理导欲＂的理欲观,戴震则主要继承了王夫之的＂理寓欲中＂的观点,坚持理欲统一观。文章通过对＂理欲之辨＂源流嬗变的历史探讨,深刻理解每个阶段理欲观的真正内涵,凸显其发展轨迹,阐释其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