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代的“伤痕文学”——论女作家庐隐的创作

“五四”时期,有一位与冰心同时出现于中国文坛并享有齐名之誉的女作家庐隐。那时候,“凡是略微看过新文学书籍的人,没有不知道庐隐女士的”(周乐山《悼庐隐女士》)。在十几年创作生涯中,她留下了篇幅众多的小说、散文,真实展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冲击下一部分时代青年的精神世界,表达了知识女性要求个性解放、追求光明境界的心声。茅盾先生曾将其誉为“五四的产儿”,称她是“被‘五四’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的,觉醒了     

试论许地山《春桃》中的生命意识

对人生存状态的关注和自由意志的赞美，是“五四”学作品中普遍表现的主题，也是“五四”所特有的生命意识的体现。许地山《春桃》中春桃这一人物所具有的大胆的反叛精神、坚定的独立信念以及自发的仁爱情怀，正是对这一主题淋淳尽致的展现，同时，通过对这部作品的再理解，我们也能深刻体会许地山本人对女性解放问题的独特看法。     

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管窥：五四诗坛的杰出女诗人——冰心《繁星》、《春水》析

冰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贡献的女作家之一。她的作品有小说，也有散文，但是她早期的诗歌《繁星》和《春水》，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这是五四诗坛上女性文学的萌芽。     

论《妇女杂志》中的贤母良妻主义及其影响下的文学创作

《妇女杂志》是20世纪早期以女性读者为主的代表性刊物,贤母良妻主义最初由晚清维新派人士提出,《妇女杂志》于此多有阐发。贤母良妻主义实际上是由传统的贤妻良母思想发展而来,是男权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女性的重塑与观约,反映了男性对女性的理想化的苛求,并由此产生了一批苍白的文学作品。     

试论《寒夜》中女主人公曾树生的“出走”

《寒夜》的女主人公—曾树生,是一位受“五四”精神影响的新女性。“出走”既是她反对传统道德,追求自由和幸福的选择,也是作者拯救社会的另辟蹊径。     

中国“娜拉”走后怎样?

鲁迅先生一生致力于对中国人灵魂的冷峻剖析和人的命运、价值、生命意义的思考,对中国妇女问题也给予了深切关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提出了妇女解放和妇女地位的问题,因其与中国当时“五四”思想解放运动中妇女问题的契合,而倍受注目。1923年12月26日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作了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文中提出了娜拉走后的两条出路:堕落或回来。但在其后出版的小说集《彷徨》中对祥林嫂、子君、爱姑等“在无爱的人间死灭了”的悲剧命运的描述,却让人们意识到在当时的中国,娜拉的这两条路都是走不通的。     

《诗经·国风》女性“好色”观探析

《诗经·国风》多以女性为抒情主人公，据此，《毛诗序》和朱熹《诗集传》以女性为《诗经》的原创主体。基于女性在《国风》中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国风》考察我国古代女性审美意识的相关问题。《论语·子罕》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表达了孔子对容貌之美的诱惑甚于德性之美的焦虑。《国风》作为女性创作且大多以女性为抒情主人公的作品集，突出体现了女性的“好色”观。具体包括：清晰的“性别”及角色意识、以形貌之外形美和德性之内在美为审美对象和审美标准、以真挚的情感为精神内核、因礼教约束而形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特征几个方面。     

民国时期废娼问题的探讨——以《妇女杂志》的废娼讨论为中心

《妇女杂志》是"后五四"时期传播废娼思想的重要阵地。章锡琛主编时期开放多种渠道,持续关注和引导着废娼讨论的深入,其关于现代废娼运动的必要性、娼妓成因、救助办法的讨论,是新文化主导性废娼思想的延续和深化,在现代中国伦理觉悟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四”婚姻小说中的日常生活叙事

在“五四”婚姻小说中,五四作家主体描写了日常生活对五四知识分子精神意志的消磨,以及它和旧的封建势力一起对观念性启蒙造成的阻击和障碍,都不约而同地对其采取了鄙弃和否定的态度。在破旧立新的五四时期,就女性的出路问题上,五四作家自然倡导女性走出家庭,摆脱来自旧的封建制度的各种束缚,最终达到对日常生活的超越。     

论“五·四”女性文学创作

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以“五四”女性文学的崛起为其标志,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不同于男性作家的创作特色:独立的女性意识;浓厚的自传色彩;强烈的主观抒情;阴柔的艺术风格,这种文学风貌对当代女性文学产生了重大、广泛的影响。本文对“五四”女作家群小说创作进行综合考察,整体地分析“五四”女性文学独特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从女性意识角度谈“五四”女作家的创作选择

伟大的“五四”运动开始了女性从社会的整体意识上对自身价值的认识，这种意识观念充分地体现在“五四”时期女作家的创作之中，并成为了新人耳目的文学现象。本文试图从女性意识这一角度来探讨其独特的艺术感觉和美学特征。     

二元消解的“底层”世界：论《秀拉》颠覆中的构建

托尼？莫里森的《秀拉》描述了一个在地理位置、经济条件以及种族问题等诸方面都饱受压迫与歧视的“底层”黑人社区，小说消解了善与恶、生与死、男性与女性、个人与社区、现代与传统等二元对立，使读者抛却传统期待，进入复杂的小说世界。作品置于被颠覆的“底层”社区，揭示被边缘化的黑人女性在种族、性别、阶级等多重桎梏中展示的艰苦与顽强，探讨其如何颠覆男权统治，冲破道德藩篱，从而建构起黑人女性的“荣誉”。     

“给予”、“使役”义的“给”字句关系探析

“给”在现代汉语中表示的义位较多，其“给予”义是“给”字最基本的意义，也是最早产生的义位。通过对清代有代表性文本《醒世姻缘传》、《红楼梦》、《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的搜索，对表示“给予”和“使役”义的句型结构进行了分析，指出“使役”义的“给”是由表“给予”义的“给”转变而来的。     

论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历史作用——兼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历史作用问题

陈独秀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正确评价他在这个时期的历史作用,对于研究当时革命运动的特点和规律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四人邦”横行时期,这个问题被弄碍十分混乱,成了理论上和史学研究中一个禁区。“四人邦”被粉碎后,这种影响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清除。因此,深入分析五四时期革命运动的特点,认真考察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活动,正确评价他的历史作用,仍然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一) 以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创刊为标志而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是1911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它是在民族危机和国内阶级矛盾日益严重的基础上,在新的阶级力量日益壮大的条件下爆发起来的。     

浅谈《莎乐美》对“五四”时期戏剧的影响

王尔德在欧洲几经演变的“莎乐美”的形象基础上成功地创作了悲剧《莎乐美》，成为了唯美主义的代表作。“五四”时期中国出现了对《莎乐美》译介、接受的热潮，从而对这一时期的戏剧创作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试论“五四”传统的现代意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是民主与科学，但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对“五四”精神向来就有不同的阐释和评价。胡适喜欢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来形容“五四”；殷海光则用“启蒙运动”一词来表达“五四”；中国共产党人更强调的是“五四”的革命性。这些不同的阐释反映了时代的特点，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现在，我们也应该从新时代的现代化建设出发去理解“五四”，接过“五四”的大旗，用理性和科学充实我们的头脑，创建中国型的民主。     

五四“问题小说”中的家长形象--以冰心、庐隐、王统照、叶绍钧等为例

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潮流,是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的重要一环。在五四运动从高潮到落潮的这段时间,以冰心、庐隐、叶绍钧、王统照等为代表的“问题小说”作家通过其小说创作,表达了对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深切思考。以五四“问题小说”中的家长形象为切入点,将小说中的家长形象进行了类型划分。在细致的文本分析中梳理和分析家长形象在五四“问题小说”中的独特作用及其背后的文化意蕴。透过这一新的视角能够更好地理解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内涵和价值。     

从《方舟》到《银河》:女性自我探求的足迹

新时期的女作家们,继承和发扬“五四”以来女性文学的光荣传统,全方位展开女性作为女人的言说,在女性自我探索的道路上留下了深深浅浅的足迹。从《方舟》到《银河》,张洁和张抗抗两位作家都从“女人和男人的关系”“女人和女人的关系”“女人和自我关系”等不同角度对女性自我进行了探索,凸现了女性灵魂深处的“男人情结”。     

《故乡》的“召唤”－－重读鲁迅眼中的“中国人生”

本文从接受美学角度出发，在认同于鲁迅和“我”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基础上，对把《故乡》作为启蒙文本阅读时的闰土定位，利用文本提供的空白，对作者塑造此形象的深层创伤心理以及关于“路”的名言的分析中，探究了鲁迅在五四启蒙至上主义影响下的创伤和他对五四启蒙的反思。     

试论“五四”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

本文首先对传统女性形象进行了梳理，认为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女人异化史。接着具体分析了一些“五四”时期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将其分为两大类型：一是仰视中的女性形象；二是俯视中的女性形象。这两种视角都是以男性为本位，故在根本上难以还女性以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