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俄苏历史诗学在中国的接受与研究状况(一)

俄国历史诗学学派自维谢洛夫斯基开创以来逐渐成为俄苏文艺学中最主要、最有价值的科研方向之一，并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文艺学中的许多思想和原理，东西方许多常说常新、争论不休的问题都源自维谢洛夫斯基及其历史诗学。我国自80年代以来开始关注俄苏的历史诗学理论，经历了80年代和90年代两个接受与研究时期，形成了对理论本身的研究、应用型研究、借鉴型研究三种接受与研究类型。本文就第一种类型进行研究，以期梳理该理论在我国的接受与研究状况。     

体裁与时空关系论——巴赫金《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中的历史类型学思想

《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是一篇重要但长期被忽略的比较文学理论文献。通过汲取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资源，巴赫金将历史方法和美学沉思结合起来，从而在历史类型学的方法论上取得突破，并在此基础上对西方小说的历史类型作了清晰的分类和描述。     

俄苏文艺学派翻译思想中的文学观念

俄苏文艺学派翻译理论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就其思想内涵而言,可追溯到18世纪乃至更早的古罗斯时期。文艺学派翻译理论完全是在俄苏文艺学框架内对翻译的文学研究。俄国文艺学把社会历史的研究原则广泛应用于文学研究,从而使俄国文学研究具有社会科学的视野和方法。在研究深度上,俄国文论深入挖掘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提出一系列有俄国特色的文学观念——如"真实性"、"人民性"、"民族性"等,它们也成为文学翻译的重要原则。     

“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史”述略

“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史”是由我主持申报并获立项的200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以西方现代接受美学和阐释学为理论参照，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对中国古代文论中蕴涵着的极为丰富、极有价值的接受诗学思想进行系统的清理和阐释，对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发生、演进的历史过程及其发展规律作出全面的归纳和总结，对中国古代接受诗学所蕴含的理论价值和现代意义进行深入的发掘，为建构有民族特色的当代形态的文艺学寻找有价值的理论资源。     

"社会历史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三种类型及其演变--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70年代末

20世纪2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是中国社会经历大变革的时代.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及共和国成立后政治风云激荡,成为"社会历史批评"生成演变的重要社会背景.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价值观的制约,及俄苏诗学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复杂影响,"社会历史批评"经历了从多元批评范式到单一模式化、从主流批评上升为主导批评的历史变迁.本文仅以政论批评、认识论批评和主体批评等"社会历史批评"的三种类型为样本,粗略勾勒其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演变轨迹.     

“社会历史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语中的三种型及其演变－－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70年代末

20世纪2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是中国社会经历大变革的时代,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及共和国成立后政治风云激荡,成为“社会;历史批评”生成演变的重要社会背景,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价值观的制约,及俄苏诗学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复杂影响,社会历史批评经历了从多元批评范式到单一模式化,从主流批评上升到主导批评的历史变 迁,本文仅以政论批评,认识论批语和主体批评等“社会历史批评”的三种类型为样本,粗略色勒其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演变轨迹。     

近20年接受美学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综述

80年代初，中国学者开始以西方接受美学为参照，重新审视中国文论中有关读者的审美接受思想。20年来，其研究经过移植、尝试、系统探讨 三个阶段；研究体现了作者、作品、读者三个不同的层面；研究方法上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中西比较寻同存异，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人类学视野下的文学人类学(下)

(续上期 )三、人类学诗及诗学诗 与诗学一直是文学或文艺学的一项研究领域。但亚里士多德概念中的诗却具有一般的意义 ,即艺术。因此诗学实际上包含了诗论 ,也包含了一般的文艺理论与美学原理。作为其重要研究领域的比较诗学 ,则是以文学理论为核心 ,涵盖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诗学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 ,以及跨学科、跨文化诗学的比较研究。显然 ,这与人类学所擅长的文化比较研究有很大的相关性。[2 1 ] (P2 2 9～2 49) 2 0世纪 60年代以后 ,诗学逐渐成为了人类学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话题。其哲学背景就是后现代理论的兴起对科学主义的质疑和…     

《天问》的结构类型研究

《天问》的结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而结构的“类型”研究将这一问题提升到诗学理论的新高度。《天问》结构类型主要有回环连锁式结构、不断转换的问难式结构、创世史诗式结构、戏剧性结构、一元与多元相结合的结构、有序与无序之间的双构性诗学结构、树状结构、二元对立转化结构、诵-抒同构的抒情结构、破立并行的双线式结构。     

洛夫研究综述

洛夫为当代华语诗坛杰出诗人,其诗歌创作生涯已跨越半个多世纪。50余年的洛夫诗歌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中期1980年代至20世纪末,近期新世纪以来;并在洛夫生平、诗学理论、创作阶段、整体风格、审美意象、张力系统、语言特征以及代表性诗歌文本的研究等诸多方面有深入的探讨并产出了一批丰饶的研究成果。     

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评“麓山文艺学研究丛书”

2008年12月，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麓山文艺学研究丛书”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与转化》（赖力行）、《明清叙事思想研究》（赵炎秋、陈果安、潘桂林合著）、《西方象征美学源流论》（何林军）等三部著作，加上2003年已经出版的《西方文论与文学研究》（赵炎秋）、《宋代词话的美学研究》（颜翔林）、《中国美学与诗学研究》（毛宣国），     

信息与知识产权

信息产权以及知识产权之客体为信息的系统理论，中国学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已提出；自90年代以来，欧美日本等许多学者论著、法律、国际文件均接受了这种理论或近似的概念。而在我国，有的学者至今对此十分糊涂（多数法官从判案实际而不是经院法学出发，反倒是清楚的）。一些论著中混淆知识产权的客体与债权的客体、混淆知识产权与物权的特点等等，多是从不了解信息与知识产权的关系开始的。     

信息与知识产权（续）

信息产权以及知识产权之客体为信息的系统理论，中国学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已提出；自90年代以来，欧美日本等许多学者论著、法律、国际文件均接受了这种理论或近似的概念。而在我国，有的学者至今对此十分糊涂（多数法官从判案实际而不是经院法学出发，反倒是清楚的）。一些论著中混淆知识产权的客体与债权的客体、混淆知识产权与物权的特点等等，多是从不了解信息与知识产权的关系开始的。     

从生成语境看“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合理限度

“审美意识形态论”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以后，便逐步成为阐释文学本质特性的主流话语。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这一理论被再一次强调，甚至被一些学者推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对该理论的质疑遂成为文艺学界论争的一个焦点。然而，由于对“意识形态”范畴的阐释与接受的多元特征，使得论争本身具有了一定的复杂性。而以非对即错的否定性判断方式展开的质疑论争，似乎也很难获得一个圆满的答案。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     

比较史学方法在中国晚清史研究中的运用

自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史学界以来,比较史学方法已成为当代史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重要方法之一,将比较史学方法运用于晚清历史研究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我国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战略布局研究

近20年来，世界各国高新技术开发区蓬勃发展，尤其是发达国家形成了许多富有活力的高技术产业集聚区，在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对外开放和世界新技术革命潮流的推动，80年代以来，我国先后建立了许多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成为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国际经济关系格局的一种重要形式。但在开发区的布局、管理等方面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值得认真研究。一、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现状与问题80年代以来，国务院先后批准建立了50多个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并实行相应的优惠政策；国家科委还在苏锡常地区和珠江…     

表面修饰Ag_2S纳米微粒的合成及摩擦学行为研究

纳米微粒与分子、块体材料不同,具有许多特殊的物理化学性质,自80年代中期以来,纳米微粒的合成及性能研究已成为倍受科技界关注和重视的热闹领域。Ag_2S纳米微粒有广泛的用途,它的制备、晶体结构、光吸收和荧光特性以及自组装成二维或三维超晶格得到了较深入的研究。在摩擦学领域,     

政治文化与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俄苏文学的接受

政治化思潮影响和制约着20世纪大多数年代文学的基本走向。由于苏联和中国相似的历史条件和现实任务,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倾向于＂向苏联学习＂,文艺政策的制定和创作方法的选择深受苏联文艺的影响。对俄苏文学作品的译介更是如火如荼地进行。文章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出发,全面考察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外来文学的接受情况,揭示出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接受和文学创作鲜明的文化特质。     

实践、权力与文化的多样性阐释——人类学的后现代主义转向反思

透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理论研究历程的回顾和反思,厘清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理论脉络。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的理论研究发生了深刻变革。社会实践理论、权力理论的发展,导致了人类学理论的后结构主义转向;历史人类学、阐释人类学以及实验民族志的出现,为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图像时代：文艺学的突破之维

对于文艺学来说，改革开放这30年来，无论是观念还是研究方法，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同时也是不断出现热点或焦点问题引起热烈的争论的。站在不同的立场的研究主体，对于文艺学的内涵和研究对象，有着大相径庭的理解和界定，这使文艺学的视域大为开阔，但也有点令人迷茫，令人困惑。莫衷一是也许并非坏事，既要深入文艺学领域，就须做出自己的判断，甚至建构起自己的文艺学观。从整体上超越原有的文艺学框架，创立宏阔的文艺学体系，殊非易事；而时下以文化研究来取代文艺学学理研究的势头，已经使文艺学的面目似是而非了。在我们看来，当代文艺学的建构是必须考虑文化因素的，否则，文艺学就难以超出僵硬的模式；而如果用文化研究取代文艺学的自身建构，文艺学势必会面临坍塌的危局。我们认为，文艺学如果恪守原来的疆界而不顾当下历史条件下的文学艺术的现状，则会失去自己的立足之地；文艺学要把自己全然混同于文化研究，这个学科似乎也近乎于漫如流沙了。我们的前提是：文艺学当然有其独立存在之必要，亦有学理建构之逻辑发展。文艺学原来的涵义就是文学理论，关于文学的性质与功能等许多重要问题都要在这里得到阐释，现在看这部分内涵，也还是需要文艺学来担荷。而现在的文学与现时的视觉文化有着难以剥离的内在关系，又与传媒艺术有着深层的姻媾，文艺学焉能对此视而不见？如欲对文艺学进行学理层面的建构，首先厘清一些关系，再由此出发来思考文艺学的性质、研究范围等问题，可能会取得较为扎实的进展。基于这种想法，这里约请几位学者表述自己的观点，不失探求之意，而无欺人之念。倘得学界同仁关注，可谓幸之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