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为酒名说》质疑

《文史知识》1991年第1期,傅易同志《“青春”为酒名说》一文,对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第三联“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中“青春”一词提出新解,认为不能释为“春季”或“春天”,而应释为一种酒名,是唐代酒名“抛青春”之简称。对此见解,笔者不敢苟同,故略陈己见,与傅易同志商榷。     

儒家化的隐逸与任侠:盛唐山水田园诗与边塞诗的文化精神

在盛唐独特的文化背景下,隐逸、任侠与儒家文化所形成的一种亲和关系使得盛唐边塞诗人能把飞扬跋扈的人生意气、自由无拘的浪漫精神与忠于帝国、为君辅弼的时代精神完美结合,形成刚健豪迈的诗风;同时也使得盛唐山水田园诗的情调居于一种既通透明澈而又生机跃动的“临界”状态,从而成为这两类题材中不可复返的典范。     

王孟山水田园诗是盛唐之音

本期《大学生论坛》我们编发九四级中文班同学的一组文章,讨论的中心议题是“王孟山水诗是否是盛唐之音”。 这组讨论专辑与以往不同,从前只是对同一论题不同角度进行论述,而本次却是从正反两种立场对同一命题进行争锋相对的交锋与反驳。既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论辩比赛,又是一组笔锋犀利,生动活泼的短论。其中,正方和反方观点的文章各两篇,可谓势均力敌,旗鼓相当。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选编了这四篇短文,以飨读者。 本次辨题中的“王孟山水诗”分别指王维和孟浩然的山水诗;而“盛唐之音”,则指“盛唐气象”,“盛唐风骨”。辨论中,正反方的同学对此辩题进行激烈的辩论,不拘一格,各抒己见。 正当“95国际大专辩论会”掀起的“辩论热”在全国大学校园中一浪高过一浪之际,这种把教学内容和辩论演讲结合起来,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联系起来的方法,在教学艺术上是一种值得倡导的运作形式。 常言道:事实胜于雄辩,真理越辩越明。我们希望更多的同学从中受到启发,都来开动脑筋,探索问题,去解开学术上的一个个“未知之谜”,向科学文化的高峰挺进,这就是编者的初衷。     

风骨神韵与清淡简远——谈建安诗人与盛唐王孟诗派传承关系

建安诗歌词藻丰润,刚健清新,壮思与文采并举,为后代文人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盛唐山水田园诗派是盛唐气象的一脉,其诗作清淡中见深意,澄澈中显道壮,与建安诗歌多有相似之处。但学术界对于盛唐气象与建安风骨的关系,多注重以王昌龄、李白、杜甫为代表的诗风去溯源,而对王、孟派与建安诗风之间的关系,则关注不够。其实,王、孟清淡派诗歌与建安传统既有继承、贯通的一面,又有发展变易的一面,是一脉相承的。     

“青春写作”的玄幻小说

玄幻小说的写作是一种“青春写作”。“青春写作”，是青年人成长过程中的某种想象；“青春写作”的负载与超越着传统和历史；对“青春写作”宜采取客观公正的批评。     

论盛唐边塞诗的风骨美

风骨是中国古代论中一种审美理想的概括。唐代风骨盛行,盛唐时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和共同的美学标准。唐诗中最能体现“风骨”特征的是盛唐边塞诗。唐边塞诗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熔铸了盛唐蓬勃酣畅的时代精神和美学风貌,最富于唐诗高峰时期盛唐诗歌所焕发的盛唐魅力,闪烁着风骨美的光华。     

论盛唐、中唐边塞诗中将士形象的演变

边塞诗是有唐一代的盛世强音，林庚将其作为唐诗高潮的标志之一，并首次提出“盛唐气象”评价盛唐诗歌。边将士卒是边塞诗主流的刻画对象，他们是后人了解唐代社会风貌的司南。盛唐多出现智将、飞将等积极形象，而中唐多将笔触放在下层士兵将领身上，高级将领则作为消极形象成为诗人批判的对象。盛唐至中唐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期，透过边塞诗中将士形象的变迁，能够看到这一变型期唐人风貌。     

《霓裳羽衣曲》浅析

歌舞大曲作为唐代最具代表性的音乐形式,集中代表了盛唐音乐的巅峰,而《霓裳羽衣曲》则是唐代音乐文化史上最光彩夺目的一颗明珠。探讨了《霓裳羽衣曲》的来历、风格与结构及唐代音乐鼎盛之因。     

林贤杰：以“迈”传承,青年人才担大任

<正>在林贤杰看来,“青年人才”不仅是科创领域的未来,更意味着有无限可能。“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风雨飘泊的年代,李大钊先生的《青春》,激励了无数青年先辈为建设蓬勃朝气的国家而奋斗,也将“青年人才”真正推上历史舞台。至此,一代又一代青年人书写着自己的“青年”故事。今年3月,上海科技青年35人引领计划候选人名单公布,     

王孟山水诗不是盛唐之音

我认为王孟山水诗不是盛唐之音。 首先从当时盛唐社会历史条件来看:第一,隋唐统一,南北合流,统治者为兴邦建国所订政策无疑要有利于民众,有唐太宗的“三镜以防己过”。为历代唐皇朝所仿效,出现“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景况。不难看出,当时政治是极其开明的,国是有道的,孔子曰:“国有道,不废。”唐皇朝的举贤重能已勿需多言,而王孟二人不受重     

论张说对诗歌题材的深度开掘

作为初唐渐盛时期的过渡诗人,张说边塞诗和山水诗对诗歌题材深度的进一步开掘,使其起到了接通初唐与盛唐诗歌的津梁作用,进而从另一侧面加速了“盛唐之音”的到来。     

杜甫艺术诗与盛唐艺术

盛唐艺术繁荣鼎盛,并且当时的文人普遍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因而留下了数量颇丰的艺术诗。其中,杜甫的艺术诗成就最为显赫。杜甫的艺术诗不但生动展示了盛唐艺术的风貌,而且深刻阐释了盛唐艺术的风度。一方面,杜甫的艺术诗是受盛唐艺术的强烈感染而作,承载了盛唐艺术的大气与恢弘;另一方面,杜诗创作历来与社会现实密不可分,盛唐社会的急转骤变使杜甫后期的艺术诗具有了更加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而盛唐艺术的气度始终是杜甫诗歌创作的底气所在。     

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

李白是盛唐诗坛的代表作家，同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另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在他的诗歌中，浪漫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他生活的时代主要是开元、天宝的四十多年，即所谓“盛唐时期”。这是唐帝国空前繁荣强盛却又潜伏着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的时代。这一时代特点结合他的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性格，使他的诗篇表现出了与杜甫诗歌中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迥然不同的浪漫主义风格，具有鲜明的独创性。     

孟浩然的审美追求及其在盛唐诗歌演进中的作用

孟浩然毕生的审美追求是“求真”“求自然”。这种追求为盛唐诗人的创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审美范式,它具体表现为三点：一是将日常生活入诗,二是将兴寄入诗,三是独特的抒情手法和入俗致雅的语言风格。孟浩然的创作,扩大了唐诗的题材,有效的抵制了初唐时期的浮靡诗风,谢灵运结合在一起,完成了由陶,谢到王维过渡,将山水创作推向繁荣,孟浩然的创作确立了平淡诗风在盛唐诗坛的地位,开启盛唐诸大家的视野。     

浅论李益的七言绝句

在大历诗坛上,李益是成就较高的诗人。而在李益诗中,他的七言绝句最受人推崇。清代沈德潜曾说过:“七言绝句,中唐以李庶子(益)、刘宾客(禹锡)为最,音节神韵,可追逐龙标(王昌龄)、供奉(李白)。”李慈铭也说:“若论绝句,则李十郎(益)之雄浑奇;,不特冠冕十子,即太白、龙标亦当退让。”这些评论是比较公允的。李益的七言绝句虽无李白、王昌龄的那样壮阔宏大,然其雄浑深婉、音律韵致可与之相颔颃。确实具有盛唐气象。正如明代杨慎所言:“马戴、李益不坠盛唐风格;不可以晚唐目之”。现笔者再对李益的七言绝句试作探讨,以品味一下盛唐之音的余韵。     

张九龄研究的新收获——顾建国《张九龄年谱》评介

中国文学之盛始于唐代，唐代文学之盛始于盛唐，盛唐之盛始于张九龄。这样说并不过分，因为张九龄不但是“首创清澹之派”的著名诗人，而且还是“开李、杜之先”的一代文宗。从这一意义上讲，要全面把握唐代文学的走向及其文化精神，深入研究张九龄及文学创作是不可或缺的方面。     

王孟山水诗是否盛唐之音?

要辨清王孟山水诗是否盛唐之音。首先我们得对盛唐之音这一概念作个明了的理解,盛唐之音即盛唐格调的主旋律。我认为应当这样理解:唐代是我国长期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处于上升中的茁壮阶段。而盛唐时代,特别是初唐末期与盛唐初期,正是唐帝国的国力鼎盛时期,故这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精神是:宏大雄壮、慷慨     

论王孟诗派与高岑诗派诗学思想的共同性

在研究盛唐诗歌时，人们总是倾向于以创作题材为依据把王维、孟浩然划归山水田园诗派，而将高适、岑参列进边塞诗派。题材的区别固然导致王孟诗风与高岑诗风的差异，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就其作为盛唐气象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言，在美学追求乃至诗学思想方面都呈现出其种共同性。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是：王孟诗派与高岑诗派都存在着崇尚建安风骨的倾向，在倡导和实践“风雅”观上也有一致之处。认识到这种共同性，虽然有助我们更真切地理解盛唐之音的全部内涵。     

浅析唐代社会中的鹰与鹰猎

唐代的鹰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唐帝国境内,二则来自唐帝国以外的周边国家或少数民族政权。唐人驯养鹰类,参加鹰猎,玩赏和消遣乃是主流。鹰猎风行于唐代社会,不啻为唐人所追逐的时尚。而鹰的高傲矫健也正与盛唐气象相映,放鹰和鹰猎活动遂成有唐一代精神气质的代表。唐风之刚健,盛唐之雄壮,也俱在唐人对鹰和鹰猎的吟诵之中。但唐人对鹰和鹰猎的喜爱,也给唐代的农业生产乃至社会风气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论《沧浪诗话》的“师古”思想体系及其得失

本文从师法的对象——“以汉魏晋盛唐为师”、师法的原因——“盛唐诸人惟在兴趣”和师法的方法——从“识”到“妙悟”三个角度对严羽《沧浪诗话》“师古”思想体系进行了梳理和阐发,并对之作出了准确的特点、原创的意义和超越性的价值等正面评价以及矛盾、错讹和疏漏的负面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