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慧小说新论

卫慧的早期作品中,自我言说过多地将笔触放在了自我的感觉上,缺少一个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叙事模式的设置具有浓厚的消费文化气息。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消费符号和异国情爱叙事特点有浓郁的后殖民文化色彩。她的创作经历了从迷惘到皈依的发展过程,新作《狗爸爸》透露出卫慧对既有规范秩序和社会文化的认同,标示着卫慧另类、叛逆创作姿态的被改写。     

身体写作与女性文学

“身体写作”在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第一代作家,卫慧、棉棉代表的第二代,春树、木子美代表的第三代。在阐述她们的“身体写作”时,着眼于“身体写作”和男权文化的关系,结合她们的作品对她们的写作动机、文学品格、审美追求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从民国内衣文化现象看中国女性身体的解放

近代以来中国女性身体的解放形成了女性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解放小脚到解放乳房,从束胸到放胸,中国女性逐步走向身体的自由,而这一过程与女性内衣的变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国时期内衣文化现象有力地透射出了中国女性身体解放的艰难历程。同时,在女性内衣的变革及女性身体的解放中,政府、社会舆论及广告媒体等都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欲望叙述下的场景隐喻——以王安忆、陈染、卫慧文本为例

身体作为一种消费符号在当代文学作品中不仅被作为话语对象来建构,而且其自身的内涵、价值和意义也日益丰富。在这一过程中,王安忆、陈染、卫慧的文本通过对特定场景的描写,述说身体的丰富经验,揭示内心深处的隐秘情结,场景无疑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指向。     

论鲁迅小说中第一人称叙述所产生的间隔效果

鲁迅小说中的叙述者“我”是鲁迅研究中较少涉及的一个论题。但这并不能掩盖“我”的重要性:从叙事意义上而言,“我”承担了叙事功能的角色并使作品与读者之间产生间隔这一特殊效果;从人物塑造意义上而言,“我”又与作品中的其他人物构成精神同构的关系。这不仅增强了鲁迅小说的复杂性与深刻性,并赋予其作品文化内涵与现代性。     

后现代美学转向——日常生活审美化与身体美学

作为后现代美学转向之日常生活审美化在人的异化现阶段,与文化消费主义结合着,把大量与非人化联系的非审美的东西掩埋于过多透支的欢愉之中.与之相关的身体美学同样呈分裂状态,人的身体在美学上的解放基于劳动解放,走向市场的"身体"与回归合乎人的本质的身体是当前又一尖锐的美学悖论.     

由鲁迅的“立人”思想谈及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自觉

“立人”是鲁迅关于现代“人“独立人格和自主精神的一次伟大思考，也是中国知识界一次明确地对自由解放、独立尊严的现代入本思想的呼吁和倡明。与两千年封建王权专制统治下中国读书人的一种对权势的依附性人格相比，鲁迅的“立人”代表了一次伟大的精神自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鲁迅区别于中国历史上传统文人，完成了自己由传统文人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而这一转变也同时预示着五四风潮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迎来精神自觉的一个新时期。     

药、酒与魏晋士人的身体观

自从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发表后,药、酒与魏晋士人的关系一直是魏晋文化研究中一个不断被重提的话题。在“身体”研究的视域下,这一问题也可以被重新思考,因为药、酒与魏晋士人发生的恰好是身体上的关联。吃药可以长生,喝酒可以避祸,药、酒可以使身体生命暂时得以保全和安置。这不是魏晋士人服药饮酒的终极目标,药、酒对于他们而言还有一种更高层次的意义,即在老庄哲学的引导之下,借助药、酒作用于身体后的发散和催化,力图让作为肉身存在的个体化的自我消解,与生命的本体相接,从而完成由“有身”到“无身”的超越,彻底摆脱生命存在的悲剧感。     

天使在针尖上的舞蹈——"身体写作"与女性文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身体写作”备受关注，出现了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第一代作家，卫慧、棉棉为代表的第二代，春树、木子美为代表的第三代。在具体阐述她们的“身体写作”时，着眼于“身体写作”和男权文化的关系，结合她们的作品对她们的写作动机、文学品格、审美追求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评价。     

互联网2.0时代参与式纪录片《浮生一日》的叙事策略

参与式纪录片的典型代表《浮生一日》开放地拥抱了专业团队与业余用户,这种合作制作的模式,植根于社交平台,映射了互联网2.0时代自我表达、参与创作、人人连结的社会特征,体现出一种“民众呈现,呈现民众”理念。该纪录片成功“破圈”的关键,在于采用了记录碎片化、叙事私人化、呈现社交化的叙事策略。它契合了互联网2.0时代“人人连结和连结人人”的社区精神与集体意识,是一个对影视、视频行业和普通用户双向赋能的过程,既是对民众个人智慧和经验的一次文化复兴,也是影视和视频行业在内容形式、叙事视角和传播互动上的一次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