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声与绝响——中国当代诗词创作状况及前景

中国当代诗词创作，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掀起热潮。投入人数之众，制造产品之伙，有史以来之所未见。本文依诗词自身特质及其发展、演变的历史经验，就当前作者队伍、作品文本所出现问题进行剖析，并对诗官与官诗、诗商与商诗相结合之两种系列景观以及诗词自身之“异化”现象加以披露。以古证今，由此及彼，告诸往而知来者；批评的多，表扬的少，目的在于警示：天外有天，须勇于承担，大力扭转“诗多好少”局面，一代新声，才不至沦为绝响。     

新世纪巴金研究一议

半个多世纪以来，巴金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有了诸多共识，但也存在分岐。巴金创作及人生的传奇性、作品的繁富性及其作品与作者的争议性，形成了特殊的“巴金现象”。研究“巴金现象”，必将成为21世纪文坛的重要课题。     

厘清杜甫的亲眷交游与杜甫创作的关系——陈冠明、孙愫婷《杜甫亲眷交游行年考》读后

对一个作家的作品要深入解读，离不开对其生平事迹交往的掌握，正如孟子在《万章下》所说“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知人论世”。要理解一部作品，首先要对作者有所了解，然后方能准确解读文本。对杜甫这样的大家而言，我们更应对杜甫的生存环境、人生际遇、以及交游和亲眷等方面有全面的了解和把握，才能更准确地把握杜甫的作品。     

丘逢甲台湾书写之文学作品研究

出生苗栗的客家人丘逢甲，是著名的历史人物，在早期台湾文坛是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家；他一生所著作之作品中，有许多台湾之在地书写，展现出传统客家人关心本土之文化意识，及重视文教、热爱乡土之情怀。丘逢甲幼年与青年时期，即关心台湾之民生经济、风土民情，他书写了大量有关台湾土地民情的诗词等文学作品，留给台湾人丰富的文学篇章。本文旨在以客家文学先驱丘逢甲为例，分析与介绍其台湾书写之文学作品，并论述其作品中所蕴含之客家文化内涵与意义，并认识丘逢甲之台湾书写作品是中国文学重要的资产。     

白发横生英雄感怆——论辛弃疾的咏白发词

辛弃疾咏及白发的词，达70余首，占全部作品的十分之一多。足见在辛弃疾的心目中，白发是他外在形象的突出特征，也是他内心世界的外化表现。分析辛弃疾的咏白发词，有助于我们从“外” 到“内”地观照这位英雄词人。同时，通过与前代诗人咏白发诗词之比较，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辛词的个人风格与艺术魅力。     

浅谈杜甫对待民俗文化的几种态度

作为“奉儒守官”的老杜，以“仁”为尺度，认知传说、时岁节日、风俗等民俗文化，或顺应之，或批判之，文章一一道来，以另一角度解读老杜的人生、作品。     

试论高师《学前教育研究》课程的价值取向与目标建构

《学前教育研究》课程是学前教育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是为培养学前教育一线师资而开设的．其课程的价值取向要体现“人本”、“社会”和“知识”对本课程的价值需求;其课程目标要在课程的价值取向引导下,以研究“学生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和“学科的发展”为基础,探寻《学前教育研究》课程目标的重心,并围绕目标重心构建“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全面和谐的目标体系．     

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亟需实证精神

当今的旧体诗词研究热似乎不能摆脱虚热的病象，本该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复活的本土“实学”传统被新时期以来长期盛行的“文化热”的表象所遮蔽。有鉴于此，本文认为当前的旧体诗词研究亟需提倡一种实证精神，宏观的论述必须建立在微观的剖析之上，真正意义上的宏文必须要有坚实的微观个案文章来支撑和建筑。只有建立在编年史的基础之上的历史叙述，穿插纪传体（以旧体诗词名家为砖块）和纪事本末体（以旧体诗词社团和流派为支柱），经纬交织，在时间和空间的交汇中去描述的旧体诗词发展史，才是可靠的信史。     

毛泽东诗词平议

在新中国建立后的近半个世纪中，旧体诗坛几乎完全为毛泽东诗词的光芒所笼罩。毛泽东诗词远出侪辈之上，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毛泽东诗词的总体特征是一个“大”字。主要表现在主题重大、抒情主人公形象高大、气象阔大、语言大气等方面。毛泽东诗词的创作方法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但不免有浪漫超过现实之处。     

持论易高，下笔难巧《人间词话》之词学用典观与《人间词》之用典

在《人间词话》里，王国维反对词中隶事（用典），对代字深恶痛疾；对于化句式的用典，却表现得颇为宽容。在词创作实践上，王氏对事典和代字的使用虽有所节制，但并未达到《词话》所倡“不使隶事之句”与“忌用代字”之高标；大量化用前人诗词之成句，则是《人间词》创作上一大特色。王氏主要基于其以康德、叔本华哲学为根柢的“境界说”理论体系反对用典，其晚年的词作，与这种词学用典观已经完全异趣。     

再谈现代旧体诗词慎入现代文学史的问题——兼答王国钦先生

王国钦先生就诗词入史问题的商榷文章，为了给自己的观点树对立面，歪曲甚至篡改我的文章，比“断章取义”还要“不公道、不厚道”。现代人的古体诗词该不该入现代文学史，这是可以讨论的。我主张慎入，是根据文学史的经典性原则、诗词传播接受的大众语言基础、现代性标准和五四传统的意义而提出的，但又坚定地认为旧体诗词在其辉煌的历史上会永远地活着，而且对今人的旧体诗词也要进行研究。     

亭“亭”论--以古典山水画与诗词文赋视角论亭的功能及意境美

亭作为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中兼具实用和艺术审美的建筑艺术种类,其功能结构与物质实体自古至今已有巨大变化。同时,亭的艺术审美形象及其意境美也随之改变。由于对园林中“物质之亭”的论述已很丰富,因此选取纯粹艺术领域——古典山水画与诗词文赋中的“亭”,对其进行审美形象和意境的分析,则更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王国维与鲁迅诗学互训》解读

“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发于同一境界,而对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这是陈寅恪所阐扬的“了解之同情”的研究态度。孟泽著《王国维与鲁迅诗学互训》（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以王国维与鲁迅的诗学个案及互动中的两歧性和一致性作为研究对象,在尽可能还原具体、真实的语境的同时,聚焦王国维、鲁迅的情感知识背景及学术经历,在与前贤“发于同一境界”的理解中,     

林语堂诗学话语论析

林语堂认同“为艺术而从事艺术”的口号,并强调艺术是自由的“游戏”,表现了他以美学意义为艺术之魂的文学本质观。其创作论──“性灵”说的精髓在于：以文学须独创为理论基石,以作家与作品关系为切入视角,阐明唯有作家的独特个性能赋予作品以鲜活的生命。林氏视野宽广,能摘取并融合中西之璧为我所用,此为他建构诗学话语的方法学的特色。     

试论“诗词入史”及新旧诗的和谐发展——兼与唐弢、钱理群、王富仁、王泽龙、陈国恩教授商榷

现当代诗词可否进入现当代文学史,是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不仅由来已久,而且争议颇大。通过对现当代诗词在“现代文学性”、“文学经典化”、“语体形式”、“学术压迫”、“不宜提倡”以及是否已经进入“死亡之旅”、是否能够被“替代”等7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观点阐述,与唐弢、钱理群、王富仁、王泽龙、陈国恩等教授进行客观的商榷与讨论,首次提出了对旧诗应该消除“艺术歧视”以期与新诗“和谐共存”的观点,以期为当代的诗人词家们争取到基本的“艺术尊严”。     

论郭沫若与毛泽东的诗词之交

郭沫若与毛泽东的诗词唱和,贯穿于他们的后半生。郭沫若也是毛泽东诗词的权威的注家和解说者。诗词是郭沫若与毛泽东政治交往的方式,也是他们情感联系的渠道。郭沫若在与毛泽东的诗词交往中的确表现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研究郭沫若与毛泽东的诗词之交,应该将它们与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联系起来,进行正确的认识与评价。     

原始要终 考镜源流——《楚辞学通典》的编纂构想与学术追求

《楚辞学通典》是规模浩大的《楚辞学文库》第四卷，旨在会通自战国时期至公元2000年之间楚辞与楚辞学领域中的系列问题，原始要终，考镜源流，以简约的形式，显示楚辞学的发生、发展全貌。设“作家”、“作品”、“词语”(楚语)、“典故”、“典籍”、“专题”内分六大类。两千余条目。搜罗宏富，超越前贤，注重对大陆、香港、台湾两岸三地研究信息的全面把握；对长期忽略的研究“弱项”——学者研究，旁搜远绍，根据不同时代特点，作出全面而迅捷的反馈与评价；敢于指点得失：揭示传承，纠正讹错，追踪前沿，调查争端，突出热点，以突出学术史的价值与意义。     

论毛泽东诗词结构的两条原则

一般来讲,结构必须服务于思想和主题。毛泽东诗词的结构在单纯中求变化,在变化中求和谐,作品的各个部分和谐地组织在一起,彼此相互联系,成为一个有机统一的艺术整体。社会生活是复杂的,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也应有自己的特殊性,使每一独异的事物都能找到自己的独异的表现形式,这是结构原则中的“原则”。     

文学史的哲学思考

从文学史学科的发展趋势来看,加强哲学思考是其内在的要求。哲学思考的范围姑且用四个“何”来概括,即：“文学史何谓”,涉及文学史研究对象中“人本”与“文本”的关系;“文学史何为”,牵连到其研究任务中对历史“还原”与“重构”的把握;“文学史何以”,关涉到历史动因里“自律”与“他律”的交渗;而“文学史如何”,则主要考察其演进过程中“逻辑”与“随机”的关联。哲学思考有助于深化文学史学的理论基础,建立文学史哲学大有可为。     

星汉亲情诗词论略

在星汉正式发表的诗词中，有涉及亲情的作品60馀题，写到了父母、妻子、女儿等亲人。无论是对父母养育深恩的感戴，还是对女儿舐犊深情的抒发，以及对妻子爱怜深意的吐露，都呈现出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真挚与深切，一种执著与缠绵，偶尔也在凄凉中中寄予感愤，在酸涩中表现幽默与诙谐。其总体特征，或可以深切自然、亦庄亦谐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