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商隐《无题》诗与阮籍《咏怀诗》的沟通

李商隐的《无题》诗朦胧多义,深有寄寓,阮籍的《咏怀诗》"兴寄无端","难以情测",诗的风格都极为隐约曲折,主要原因是二人均以深隐的内心世界为表现对象,着重抒发的是并非明朗径直的、可以用概括性的语言明白解释的人生感受。李商隐对阮籍的接受与继承,不在表面的形貌,而在真正的精神,二人在"诗心"上得到了真正的沟通。至诚的性格、至真的性情、心灵世界的相似的矛盾冲突、相似的人生境遇和相似的社会环境为他们"诗心"相通的主要原因。     

论唐代宫怨诗的第三重世界

文学的语言世界、生活世界、心灵世界三者是融在一起的,一层扣一层,由显而隐。语言为生活和心灵的载体,生活是诗人的依托,而心灵的表现才是最深的旨归。唐代宫怨诗的心灵世界从性质上分两个方面:一是宫人自悼宫怨诗,反映宫女对爱情和自由的向往;一是文人的借喻拟写之作,主要是借宫怨抒发自己的不遇之音、反映仕途的险恶以及表现那种历史沧桑感。     

“以诗为性命”意识视域下的清诗繁荣

"以诗为性命"视域下考察清代诗人的诗歌创作,就会很清晰地发现:清代诗人往往将其诗歌创作视为生命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这意味着清代诗人对待诗歌创作,既表现出一种尽职尽责的真诚态度,又体现为一种尽心尽力的执着追求。应当肯定,清诗的繁荣与清人"以诗为性命"意识有着更为直接而重大的关联。正是在"以诗为性命"意识的推动之下,一方面由于清代诗人越来越重视诗集的编订与刊刻,从而保证了清诗创作的数量大而流布广;另一方面由于清代诗人举办集会越来越频繁,从而保证了清诗创作的质量高而受众多。     

春秋赋诗、言语引诗与孔子《诗》论——以礼用为核心的早期诗学观

春秋时的赋诗、言语引诗 ,展现了诗、乐、舞、礼由合而分的演变过程。春秋时的赋诗 ,既反映出诗与礼、乐、舞的统一 ,同时也呈现了诗在演变中与礼、乐、舞的分离。春秋盛行的言语引诗是诗与礼、乐、舞走向分离的产物。这一演示过程呈现出中国早期诗歌的礼用本质。孔子的《诗》论 ,与春秋赋诗、言语引诗体现出的诗学观念是一致的 ,它较为全面地阐发了以礼为核心的《诗》的功能     

张祜《石头城寺》诗非题石头城清凉寺及两首佚诗的辨伪——与张福清先生商榷

张祜《石头城寺》一诗的诗题为"石城寺"之误衍,即《嘉泰会稽志》所载新昌县宝相寺。尹占华先生《张祜诗集校注》一书已经对此进行了考证,石头城寺并不能认为是"金陵石头城清凉寺"之省字。张福清先生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与《故宫珍本丛刊》,从《唐诗韵汇》中辑出的张祜《登楼见白鸟》《洛阳感遇》两首佚诗也是伪作。     

早期《诗》的流传与儒家《诗》学思想的发展——基于简、帛《五行》引《诗》的讨论

出土文献简、帛《五行》中出现大量引《诗》现象,这些引《诗》现象体现出《诗经》早期流传过程中的发展情况。一方面,通过对简、帛《五行》的引《诗》目的、形式和类别等方面的变化分析,可具体了解《诗经》这部经典在早期社会中的功用和地位变化情况;另一方面,简、帛《五行》展现的《诗》学思想具有“道德化”的显著特征,这种特征是子思从孔子《诗》学思想中继承发展而来,同时子思这种以道德为价值取向的《诗》学观念又影响作用于之后的孟子学派,从而展现出从孔子、子思学派、孟子学派、荀子的儒家“道德化”《诗》学思想发展脉络。     

张元济的诗

张元济是一个出版家、版本目录学家,同时,他又是一个诗人,尤擅长绝句。张元济学养深厚,思想独立,既主动吸纳新文化运动中的外来新知,又看到民族虚无主义的自卑、自虐、自戕之不可为。因而他的绝句,一破泥古不化、拖残守旧之樊笼,尽去陈言,很少用典,内容美新,感情深挚。直写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心系民族前途,迈出时代步伐,为传统诗充实了新的内容。     

复古与误读——以明清之际六朝诗的接受史为例

以复古求革新,求正变,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老办法了。然而“复古”又如何能“革新”？这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探究的问题。如果我们借助布鲁姆的“误读”理论重新观照之,庶几会得出一点相对清晰的结论,或可稍补传统文论“点到辄止”的遗憾于万一。本文谨以明清之际对六朝诗的接受与“误读”为例来尝试解析这一问题。     

从“困极而后亨”到“诗穷而后工”——欧阳修“诗穷而后工”说的易学思想渊源略论

对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探讨很多是一种历史的考察,往往忽视欧阳修本人的哲学思想对“诗穷而后工”的命题的影响。本文着眼于欧阳修易学思想来看他的“诗穷而后工”的命题。从他的易学理论中“物极而必反”的思想,以及他在解释《困》卦时提出的“困极而后亨”的观点,来看“诗穷而后工”的思想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