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揭傒斯

揭傒斯为元中期著名诗人，与虞集、杨载、范材齐名，号四大家。他的政治观和文学观，与儒家传统观念一脉相承；从他所处的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氛围看来，无疑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人民性。这种进步的政治观和文学观，是揭傒斯现实主义诗歌的灵魂。     

苏颋入蜀诗所体现的文学新变

苏颋是初盛唐之交的重要诗人，他和闻名于时的张说一起被誉为“燕许大手笔”。其入蜀诗是指他被罢相后，远赴益州期间所作的诗歌，由于暂时脱离了宫廷环境，这些诗歌写得纯净、流利、有所兴寄，体现了初盛唐诗歌交替转换的痕迹，跃动着文学新变的因素。     

后七子诗法理论探析〖HT3F〗〖JZ〗——以王世贞、谢榛相关论说考察为中心

后七子特别是王世贞、谢榛极力为之声张的诗歌法度规则，全面涉及诗之声律和结构问题，在相关的审美准则上呈现谨严和细密化的特点，此尤显于他们对诗歌用韵、平仄以及篇章句字之法的系统阐析，其中既包含了对传统诗法的汲取，也融合了他们各自独到的审美见解，尤在诗法的一端，进一步将技艺性的规则或方法纳入他们重点关注的视界，为文学“技巧概念”趋于加强的一种显在表征。同时说明，在相继崛起于明代中叶文坛的七子一派中间，愈益皈向于文学本体意义上的艺术经营，成为诸子体认文学价值的重要路径，也在某种意义上展现了他们维护文学自身审美特性的原则立场，就后七子来说，特别是王、谢在诗法问题上展开系统的阐述，以格外严细的标准相责求，则更不能不作如是观。     

祭祀中的“诗”和《诗》中的祭祀

上古祭坛是早期文坛。祭祀诗是祭祀文学的源头，也是中国早期文学的重要形态。从祭祀诗的功用出发，以是否直接运用于祭祀典礼为依据，祭祀诗可分为祭祀典礼上的祭祀歌辞和以祭祀场景为描写对象、以祭祀活动为创作题材的祭祀诗两大类型。前者是祭祀中的“诗”，后者是《诗》中的祭祀。对两种祭祀诗歌形态的辨析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中国早期祭祀诗的特点，认清上古祭祀和早期文学的内在联系，从而界定祭祀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朱熹诗经学的地域视界

《诗集传》中为数不少的以地域释风名、以地理释诗风、以地理释习俗、以地理释经济、以地理文化解讲诗意和以地域明教化、观风俗的作法,给人明晰的地域感觉。朱熹认为造成文学地域性的因素有地理、政治教化、种族传统乃至经济。他认为地域土质影响人之情性,而人之情性又影响诗歌、音乐的风格,诗歌、音乐的风格再影响到它的读者。这种解读《诗经》时的地域意识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本于历史传统、时代风习与文本特性。朱熹所运用的自觉的地域分析方法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论唐代闺怨诗不同创作主体的审美取向

唐前闺怨诗的作者几乎都是男性,女性则寥寥无几,到了唐代除大部分代言之作外,还有一些出自女诗人之手的作品.由于二者生活经历、写作视角、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作品在审美取向上有着明显的不同,男性代言之作不再局限于女性闺房的狭小天地,而是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和寄托作者的某种情志.由于女性审美主体生活在闺阁之中,审美视野单调狭隘,诗歌内容则重于表现个人情怀并呈现出"真"的特点.     

丘逢甲台湾书写之文学作品研究

出生苗栗的客家人丘逢甲，是著名的历史人物，在早期台湾文坛是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家；他一生所著作之作品中，有许多台湾之在地书写，展现出传统客家人关心本土之文化意识，及重视文教、热爱乡土之情怀。丘逢甲幼年与青年时期，即关心台湾之民生经济、风土民情，他书写了大量有关台湾土地民情的诗词等文学作品，留给台湾人丰富的文学篇章。本文旨在以客家文学先驱丘逢甲为例，分析与介绍其台湾书写之文学作品，并论述其作品中所蕴含之客家文化内涵与意义，并认识丘逢甲之台湾书写作品是中国文学重要的资产。     

林语堂诗学话语论析

林语堂认同“为艺术而从事艺术”的口号,并强调艺术是自由的“游戏”,表现了他以美学意义为艺术之魂的文学本质观。其创作论──“性灵”说的精髓在于：以文学须独创为理论基石,以作家与作品关系为切入视角,阐明唯有作家的独特个性能赋予作品以鲜活的生命。林氏视野宽广,能摘取并融合中西之璧为我所用,此为他建构诗学话语的方法学的特色。     

论李觏的文学观

李觏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坚持儒家传统的功利主义的文学观。他推崇韩柳文章李杜诗,批评西昆体之流弊,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者和领导者持论相同,立场一致,指出了宋代文学发展的正确方向,李觏是一个履行修正、学风严谨的学者。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建树和贡献,大于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和贡献。     

长篇叙事诗《乡曲》的文学意义——杨骚诗歌创作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杨骚具有不可忽视的成就和影响。他最主要的文学成就是其新诗创作 ,他最突出的贡献之一就在于努力解决诗歌与现实、诗歌与时代、诗歌与大众的联系。他该方面主要的代表作 ,当首推其长篇叙事诗《乡曲》。     

陆游的诗歌观——钱锺书论陆游之二

陆游推崇梅尧臣诗的"平淡",但对"平淡"诗美的涵义和价值认识不够全面、深入,遂不免以琐屑题材、庸常情感信笔入诗,写出一些平熟、粗率之作。分析陆游的诗歌,可知他的"诗中三昧"说在不同阶段有不同内涵,不是成熟的诗学概念。"诗外功夫"并非只强调"现实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或是"江山助诗",它还包括养气、读书等所有诗歌技巧文字之外的积累。陆游承袭传统的"厚古薄今"诗歌史观,对晚唐诗和宗晚唐的诗歌创作持批评态度。     

“偏见”的背后——从文化层面看王国维对南宋词人的批评与接受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南宋词整体评价不高,某些论者指其为“偏见”。然而,在这种“偏见”背后,隐藏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所秉持的观念,体现了他在文学评论中的文化眼光和文化选择：即以诗歌为北方文化的产物,把“北方的感情”作为诗歌的基础,强调积极入世、改造社会的精神和热情,特别推重融合了“北方人之感情”和“南方人之想象”的作家作品。因此,他的这种词学观具有相当积极的社会意义。     

郑善夫与弘、正诗风的新变

郑善夫是活动于明代弘治、正德年间的一位著名诗人。其诗以气格为主,以悲壮为宗,具有独特的审美风貌,当李梦阳、何景明倡导文学复古之时,诗人继承了杜诗的写实精神,创作了诸多反映现实,揭露矛盾,干预时政的优秀作品。这些诗歌成为前七子复古运动的积极成果。深入研究郑善夫的思想与创作状况,可以弥补明诗研究之不足。     

许地山早期作品中"生本不乐"的世界观

许地山认为文学是表现人生的,由于宗教和现实的原因,他作品中的人物全生活在一个痛苦的世界之中,被现实世界、精神世界、爱情生活中的痛苦包围着."生本不乐"是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巨大反差以及现实爱情与理想爱情的巨大反差造成的,是作者对现实世界的透视,是他对人生的终极体验.     

论杨炯的文学革新思想及其创作实绩

杨炯是在初唐宫廷诗风弥漫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诗人,长期的馆阁生涯和仕途的顿踣使他对自六朝以来的绮靡文风和当时"上官体"为代表的婉丽诗风之弊端感受格外清醒和敏锐,使他和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一起,互通声气,以自己明确的诗歌理念和实在的诗文创作,自觉地承担起文学革新的使命,提倡刚健劲朗的诗风,为兴象玲珑、骨气端翔的盛唐气象的到来作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     

论王维诗歌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有诗佛之称的盛唐大诗人王维虽然生活清苦,但在精神上却实践着一种理想的审美生活,这种审美的生活方式不同于今日消费时代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前者注重超脱和自由,后者则注重物质的满足和感官的刺激,王维诗歌里体现的审美生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超功利的审美。     

从白居易的王屋山诗歌观其晚年"中隐"原因

白居易晚年受"中隐"思想主导,从大和三年开始便一直居住在洛阳履道里,只担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刑部尚书致仕的名誉官,直至会昌五年逝世.在白居易的王屋山诗歌中,他表露了自己"中隐"的原因:首先,他看到时下政坛存在着党同伐异不得公允、满腹才华不受重用、建功立业难得回报等种种弊病,唯有"中隐"能够让他在政局中脱身.其次,白居易感叹自己年老体衰,想寻求延年益寿的方法,"中隐"能让他访名山、服仙丹、交名士,在身体和精神上进行养生.最后,白居易面对挚友离世,被世事无常所困扰,"中隐"则使他得以寄情山水、乐而忘忧.     

“朦胧诗”到“后朦胧诗”：审美现代性的转变

“后朦胧诗”是以“朦胧诗”群体为整体超越目标,活跃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的庞杂诗歌群体。与“朦胧诗”相比较,“后朦胧诗”的审美现代性转变主要表现在：抒情客体化的写作倾向、“反英雄”“反崇高”的诗歌价值观念和“反意象”“口语化”的艺术观念和表现形式。     

近代诗钟社探赜

诗钟是盛行于清末民初的一种诗歌游戏,各地都有不同规模的诗钟结社活动。诗钟社虽以娱宾遣兴为表,但借游戏笔墨寓风雅之意才是文人结社敲钟的主要目的。诗钟集中记录了诗钟社活动的具体内容,如制题、体格、唱卷等;取尚雅洁的诗钟作品从侧面反映出近代文人群体的思想状态。     

唐代咏琵琶诗音乐描绘研究

唐代的咏琵琶诗产生于音乐与诗歌艺术臻至巅峰的年代里。这些诗作习惯以自然景象、生命个体与日常事物的声响来描绘琵琶音声，从中反映了唐人化音声为文字的努力尝试，以及富有时代气息的音乐审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