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琴曲到词调——宋代词调创制流变示例

皇韦占初年,太常博士沈遵游览滁州醉翁亭后,谱写琴曲《醉翁吟》。嘉祐元年,欧阳修、梅尧臣以及后来王令等人,为之填写了楚辞体的歌辞。元丰年间,苏轼又因庐山玉涧道人崔闲之请,将《醉翁吟》改名为《醉翁操》,并重新为之填词,使其成为词体《醉翁操》。之后郭祥正、楼钥以及辛弃疾等人根据苏轼词的格律谱填词,将其形式固定下来,变成一个词调名。这其间因为文献记载的矛盾,使得整个过程模糊不清,所以需要探究。而考察琴曲演变为词牌的过程,不仅对一个词牌的形成有所了解,而且对文学如何与音乐结合的研究有一定的意义。     

经纬“风”“骚”精审观照——《风骚比较新论》读后

《诗经》与《楚辞》，以其迥异的地域文化特征、杰出的思想艺术成就、鲜明的创作倾向，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元典，对后世形成无可估量的示范作用。自古迄今，专门研究《诗经》、《楚辞》的著作无代无之，然将双方进行对比研究的专著却令人遗憾地付之缺如。因此，由江西人民出版社新近推出、首次将《诗经》、《楚辞》进行全面深人对比研究的李金坤先生大著《风骚比较新论》，就显得格外引入注目。笔者身为有幸先睹者，窃以为此著特色至少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论翻译过程中的“愚忠”与“明忠”

翻译过程中“忠实”与“通顺”要兼而顾之,这在理论上说简单易懂,然而在翻译实践中,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却十分不易.提出翻译过程中有“愚忠”与“明忠”之分.“愚忠”是“死译”、“硬译”之法,会导致受众阅读过程不愉快、误读、产品滞销等不良后果,甚至会严重影响外宣实效.“明忠”则指在充分考虑译入语受众接受能力的情况下忠实于原文形式并完美传递原文信息,或者在译入语生硬或受众无法接受的情况下采用忠实原文意义的翻译方法.译者要消除“愚忠”坚持“明忠”.     

论新媒体时代广告设计教育的“守”与“变”

随着以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新媒体形态的崛起与兴盛,广告进入一个更为复杂与多样的综合性媒体时代。从印刷媒体、影视媒体到移动互联网,广告设计的媒介范围越来越宽,也越来越多变。在这一状态下,广告设计教育应在坚守“策略为本,创意至上”不动摇的基础上,注重激发学生的“媒介意识”,大力培养学生对同一广告概念于不同媒介形式间的适应性创意与整合设计能力。     

＂词中杜甫＂说总检讨

"词中杜甫"说不是王国维的"专利",周邦彦不是唯一的"词中杜甫"。被誉为"词中杜甫"的宋词人还有柳永、苏轼、辛弃疾、姜夔、刘克庄、吴文英、王沂孙、张炎,清词人则有陈维崧、蒋春霖、郑文焯等。宋人只以柳永比拟杜甫。"词中杜甫"说主要是清人推尊词体观念的体现,多是论者对所推崇词人的最高评价,实质上是为自己词学理论服务。"词中杜甫"的价值和地位多是"层累"地造就的,对其"身份确认"多不是基于事实的客观陈述,而是基于目的性的主观价值评判,有"片面的深刻",但往往远离史实和原生态。不同时代的词论家有各自心目中的"词中杜甫"。此说只有一定角度和程度上的合理性,其中以辛弃疾、周邦彦比拟"词中杜甫"合理性程度最高。应从不同角度综合评价此说。     

论“侨”博物馆的功能与作用——以陈嘉庚纪念馆为例

"侨"博物馆是博物馆类别中专门涉"侨"的一类特殊类别,以华侨博物馆、华侨人物纪念馆等为主要体现方式,如孙中山纪念馆、陈嘉庚纪念馆等。因华侨的活动舞台几乎都在海外,致使华侨博物馆、华侨人物纪念馆既具有"侨"的特色,也有"桥"的功能。在涉侨博物馆功能的基础上,梳理陈嘉庚纪念馆的"侨"功能特色的发挥,总结其"侨"功能的价值和意义,对推动"侨"博物馆的发展提供一定借鉴意义。     

“编辑五体”论

编辑五体,是笔者在编辑学研究中新创立的术语概念,即编辑主体、编辑源体、编辑客体、编辑用体、编辑辅体的总称,是对编辑活动中五种主要构成元素的分解与界定,对于编辑学的深入研究与剖析归纳及理论体系建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作用。     

“首”“头”词义历时演变比较研究

“首”“头”本义相同,且存在历时替换关系。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两词都产生了多个引申义项,这些义项出现的时代早晚不同,演变的路径和方向也有同有异。结合历史文献详细考辨了“首”“头”各个义项产生的具体时间,重点比较了两词词义演变路径、方向的异同,并分析了造成该状况的原因。研究发现,“首”“头”二词都可以扩展到人体构件、非人实体、等级、情感、方位、空间、时间、计量单位等范畴中,但二者在同一范畴中的用法却不尽相同。原因在于,“首”“头”共享有[顶端][起始]的位置特征,而“头”还独具[圆球状]的形貌特征。     

论船山词的“谐”、“隐”、“奇”

王船山词，因缺乏时代影响而较少为词学专家注意。但作为一代大儒的文学创作，自能传达其独特的思想与个性。本文以为，在沉郁苍凉之外，诙谐、深隐、奇僻才能真正体现船山独特个性与词学风格，而这也足以引发我们对文学观念与实际创作之有意味的关联。     

“一带一路”“中文+”教育发展探析

"一带一路"建设和孔子学院可持续发展,使"中文+"教育日益兴起。围绕"五通","中文+"教育不仅全面展开,而且大有可为。应重视"中文+教育/翻译"人才培养、推进"中文+职业技能"培训、落实"中文+实习/就业"保障措施、坚持"中文+"教育"请进来"与"走出去"并行、探索"中文+"教育市场化道路,以推动"一带一路""中文+"教育更大发展。     

论50年代国共两党坚持“一个中国”的努力

20世纪50年代,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美国借机制造旨在分离台湾的种种图谋。尽管国共两党在很多问题上针锋相对,甚至兵戎相见,但在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分裂的原则立场上始终具有共识,使美国的阴谋难以得逞。     

基于“洞天福地”的中国“福地”分布探究

"洞天福地"是道教真人居住的物产丰饶、风景秀丽之地,绝大多数成为如今著名的风景名胜区,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前人对"洞天福地"的研究多局限于利用文字描述其旅游及文化价值,本文突破传统的研究方法创造性地引入"福地"这一区域概念,首先采用GIS空间分析的技术手段,分析了"洞天福地"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因素;其次建立BPI模型得到中国"福地"分布区域.结果显示,"洞天福地"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中东部,大部分在植被茂密、降雨丰富的丘陵或平原地区,且受河流、唐代交通干线、州城、商业中心的影响;中国BPI值为2.81以上的"福地"呈条带状分布在中国中东部的平原丘陵地区及东南沿海一带,与"洞天福地"分布特征具有一致性.     

从“困极而后亨”到“诗穷而后工”——欧阳修“诗穷而后工”说的易学思想渊源略论

对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探讨很多是一种历史的考察,往往忽视欧阳修本人的哲学思想对“诗穷而后工”的命题的影响。本文着眼于欧阳修易学思想来看他的“诗穷而后工”的命题。从他的易学理论中“物极而必反”的思想,以及他在解释《困》卦时提出的“困极而后亨”的观点,来看“诗穷而后工”的思想渊源。     

对“体教结合”战略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文章采用文献资料、对比分析和逻辑推理等方法,从5个方面分析＂体教结合＂战略在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即：思想认识不到位、经费不足、体育、教育＂两张皮＂、教练（教师）水平参差不齐和读训矛盾等.针对以上问题,从转变观念;加大投入,开源节流,积极吸引社会资金;加强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的合作;加强教练员（教师）队伍建设,做好培训、进修、奖励工作;因地制宜,重点突出,科学合理设置运动项目等5个方面提出推动＂体教结合＂这一宏伟工程顺利进行的对策.     

基于“形”、“思”视角的中国传统纹样教育的“变通”之道

通过对艺术设计基础课程《中国传统纹样》教学现状及问题的分析,从“思”、“形”的角度提出了“变通”之道:通过对“思”、“形”的变通,将现代设计理念和视觉规律融入中国传统纹样的教学之中,探讨如何让这门基础课更受学生的欢迎,更有教学效果,让其在全盘两化的艺术设计基础课程中保留着独特的魅力,使之既具备现代理性和逻辑的艺术表现形式,又能扩大传统纹样的精髓,并从新的视角对《中国传统纹样》的教学方法提出了创新性的建议和想法.     

西俗还是西学：论清末小说中的“食牛”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牛很早即被赋予神圣的地位,“食牛”是一种禁忌。而到了清末,“食牛”这一源自西方的习俗在西学框架中得到正面的文化阐释。在这一时期的小说中,食牛者往往拥有西学背景,拒绝接受“食牛”的角色要么充当了旧学代表,要么尚处于刚开始学习西学的阶段。小说中的“食牛”行为已不再是简单的西俗,而是上升到西学的层面。这正是清末中西“学战”在小说中留下的痕迹。     

“有”字被动句的句法语义分析

“有”在句法上高于“把”,“有”字被动句是“有”扩展“把”字句的结果.不是所有的“把”字句都有“处置”义,“被”在句法上高于“把”,“被”字句是“被”扩展“把”字句的结果.“有”可以是表“被动”义轻动词的语音实现,即“有”可以表“被动”义.把表“被动”义的“有”字句处理为被动句,在生成语法一致性的方法论上具有重要意义.     

“化学教学论”课程教学改革的设想与实践

该文结合当前中国基础教育的实际，论述了“化学教学论”课程教学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学生成绩测评三个方面对“化学教学论”课程进行教学改革的设想和措施，并进行了实验．实验结果表明，这些改革的设想和措施是有效的。     

论英语词典编纂与群体文化误读——从“旧瓶装新酒”谈起

“旧瓶装新酒”在汉语中是中性的,泛指旧形式表现新内容,也可以用作褒义,表示创造性。英语中“to put new wine in old bottles”却表示强求思想僵化的人接受新观念的“不明智”之举。两者皆源自于《圣经》,而且设喻形象相同,但语义已经不等值,然而大多数英语词典依然将它们等同起来,造成群体的文化误读。词典编纂应该与时俱进,及时勘误,以避免群体的文化误读。     

晏几道词“苦无铺叙”说新论——从李清照《词论》谈起

李清照在《词论》中对其之前的词坛名家逐一指摘,其中“苦无铺叙”即是对晏几道《小山词》的批评。“铺叙”是一种创作手法,虽然与慢词长调关系更加密切,但是小令同样可以适用。纵观小山词,其中亦有“铺叙”之作,李清照的批评不免过分主观化。李清照对晏小山的批评最终指向的是“铺叙”手法的缺失所导致的审美缺陷问题,这牵涉到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以及李清照词须沉稳蕴藉的审美观。联系到李清照的自身创作,“铺叙”与“易安体”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北宋令词逐渐叙事化的倾向以及李清照“以赋为词”的词学通变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