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庸》看先秦儒家的君子之道

先秦时期,＂君子＂被孔子赋予道德方面的含义,并成为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表征。结合《中庸》所论＂慎独＂、贵＂诚＂、＂时中＂等思想,正可一窥先秦儒家所倡导的君子之道。作为先秦儒家道德学说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君子之道对中华民族的人格价值取向影响深远。     

"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新解

刘勰《文心雕龙》的篇首《原道》，历来争论颇多。本文认为，以单一的儒家之道或纯粹的道家之道来解释《原道》，都是不足据的，就“道沿圣以垂文，圣因以明道”一句来看：第一个“道”，当为道家的自然之道，是天道；第二个“道”，实则圣化以后的道，是圣人所体悟的并在文章里表现的道，是道家的天道与儒家的人道的统合。     

儒家之道的传承与发展变化

自先秦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来,儒家之“道”就一直被后人言说着。南朝刘勰、唐代韩愈、清代章学诚都曾作有同名《原道》之文,追本求源,探寻儒家之“道”,体现出他们对儒家之道的不同理解,也从宏观上丰富和发展了儒家之道的内涵。     

儒家君子思想日常生活伦理及培育路径

君子人格是儒家思想所追求的一种理想人格,也是当代社会发展所推崇的较高精神境界。形成君子人格,就需要学习儒家君子思想的日常生活伦理,它是一套对君子的日常价值观、日常行为、日常习惯加以总结概括符合社会发展的伦理观念。构建儒家君子思想日常生活伦理,从修身之道、交友之道入手,融合"五常""中庸""和合"价值观念,探讨对新时代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怀宝而修身守静而不争——《老子》与《周易》中的修身之道

儒家与道家常被看作是一个出世，一个入世。其实，儒道二者在修身思想上有许多一致之处。通过对儒家经典《周易》与道家经典《老子》修身之道作一比较，可看出儒道两家在修身思想上的一致性。     

从儒家的心性修养看《白雨斋词话》之“沉郁”说

儒家的心性之学直接关系到《白雨斋词话》的理论品质及其立论的内在肌理.“沉郁”作为一种深怀儒家道义信仰的贤人君子在道不可行、身处困境之中而依旧从善固执、忠爱缠绵的悲剧性情感,它即是一种极为难得的人格修养,也是一种高卓的词艺境界.由此可以得出“沉郁说”本身就潜藏着对“怨慕”之情和“弱德”之美的内在关涉.     

儒家忠恕之道的当代价值

忠恕是儒家道德学说中重要的理论命题。有《论语》之忠恕，有《中庸》之忠恕。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大大发展了忠恕学说。忠恕之道既有丰富的古代实践，在当代社会也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中庸》德育理念精义

《中庸》为儒家经典著作《四书》之一,是儒家德育思想的代表作。《中庸》所谓"天命、率性、修道"表达了对德育原理的理解,即藉人性固有之善或者说是知行可以合于道的内在基础,加以修养习化,使之接近合于道的境界;其德育理念以"知、仁、勇"为内容,以"尊德性、道问学"为途径,通过"慎独、固执"内外工夫合一的方法,达到"至诚、中庸"的理想境界。     

论《周易》的坤道哲学

“易”之阴阳乃辨证关系，坤（或阴）与乾（或阳）相互依存。目前学术界对《周易》有两种看法：传统的以之为儒家经典之道，陈鼓应则认为它主要表达了道家思想，似乎有各执一偏之嫌。本对《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学说，提出阴性的坤道哲学是其重要部分并作出阐释。     

论孔子的成人思想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提到,"中国哲学就是对人生的系统的反思。"笔者认为,先秦儒家特别是孔子对成人思想的探讨做了很好的研究,孔子本人也是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成人之道。孔子把成人看做是一项"肩负重荷而踏上漫长旅程的艰难事业",是一个践行履道的自我修养和自我实现的不断进取的过程。他提出的成人与成人之次,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平实近人、循序渐进、由内而外、由外而内的精神提升途径。他主张用实践开辟内在人格世界,行仁道当由己,不由人,切己习之,要在日用伦常中内省,在下学中累积,慢慢体会上学之超经验性,以仁为本成就儒家理想人格。     

《论语》中的“智德”思想研究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记录他言行的语录体著作。“智”是孔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德目,这一思想在《论语》一书中有具体体现。从《论语》一书中可以看出,“智”包涵“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两种。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追求两种理想人格：“知者”与“仁者”,因此“智德”与“仁德”并列成为先秦儒家最重要的两种德行,两者相关但是不等同。仁智兼备就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圣人。儒家在道德修养上追求仁智双修的路线。     

儒家文化视角下的《茗柯词》解读

张惠言是清朝时期的知名儒者,在其"意内言外""比兴寄托"的词学理念主导下,他常常将儒家经义融入词作当中,他的《茗柯词》中体现出存心养性的儒家修养、执着守道的儒家人格与自强不息的儒家精神;同时,他的词作还呈现出儒家文化的审美趋向,经常通过"比德为美"来选取意象,整体上呈现出温柔敦厚的风格。     

“大善无私”——杜甫的人格魅力

人格是文化理想的承担者。《礼记·淄衣》云：“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则不可夺志，死则不可夺名。”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先秦诸子百家：儒家的圣贤、道家的隐士、法家的英雄、墨家的侠义诸人格范型各有特色。然而中国传统理想人格有着强烈的伦理色彩，是在儒家理想人格的基础上，融汇其他众多思想结晶而成。     

王者以道治天下——马一浮儒家古典名言的政治观

马一浮纯用儒家古典名言表达的政治观,会通《六艺》,俱出《六艺》,悉遵圣言,是地道的《六艺》政治观,亦就是王道政治观。它是在以《六艺》为一体、内圣外王为一体的思想背景下展开的。所谓王道政治,从历史观点上说,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其义,一言之,就是“王者以道治天下”。王道政治为万世开太平,垂法万世。马先生的王道政治观的首出原则是儒家传统的正名。他以正名哲学·正名政治哲学直接推导出王道政治观的主旨是建皇极,行王道。行王道即是君道。（上篇）     

老子的“道”与孔子的“道”

就《老子》与《论语》这两部道家与儒家的原始经典,讨论在老子与孔子思想体系当中,他们各自道的原貌。从而得出结论:老子与孔子各自所主张的"道"之本源是相同的。经过他们二人的加工与整合,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来阐释"道"的含义,才形成了后世道家与儒家的格局。     

《大学》新注

<正> 《大学》乃《礼记》中之一篇,是四子书之一。有人说是孔子大弟子之一曾子所作,此盖臆测也,要之与《礼记》一书同为战国末年之作,但其思想内容,乃为儒家之绪余,则可信也。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所谓大学,与现在之大学乃同一概念,即是国家之最高学府。大学之道,亦即大学设立最高之目的。其目的是什么呢?乃是做人之道。我曾说过,中国文化是做人的文化,由此,     

诸葛亮的为学之道

集君子人格与隐者人格于一身的诸葛亮是从儒家经学模式到以道释儒的玄学模式转变过程中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其"观其大略"的学习方法和"淡泊"、"宁静"的学习理念不仅是儒家本色的充分展示,而且表明诸葛亮是稷下刑名之学的实践者,在学习思想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朱熹对儒家朋友之道的理学诠释

在宋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朱熹对儒家的朋友之道进行了诠释，将朋友关系拉回到五伦体系之中。朋友关系和其他人伦关系一样，均是天理之义，是天叙的存在秩序，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特点，且在五伦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五伦的基石。通过对诚、忠等概念的辨析，朱熹详细地阐释了朋友间相处的“信”这一道德规范，并分析了朋友之间为何要以“信”为交往的准则。朱熹重视朋友相处在人格完善上的重要意义，将其视为变化气质、圣贤人格养成的重要途径。孔孟所确立的朋友之道在朱熹的诠释之下，具有了成熟而完备的理论形态。     

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观念及其"置换变形"与兰(蕙)

恩格斯关于人类有两种“生产”的论述，是中华“阴阳”观念产生的依据。先秦儒家孔孟未涉及阴阳和兰蕙，至《荀子》之言“兰”，旨在明“礼”。此前屈原视兰蕙为“君子”，其阴阳与之无直接关系。阴阳观念对于《易》学的贡献，落到了道家的身上。发端于《老子》的“道”的阴阳“气”说，经《庄子》的发挥提升以及《易传》的系统深化，遂将“天道”推及于人事，解释大千世界。“阴阳”由此成为中国传统哲学最基本的范畴和根本法则。《易传》的“阴阳合德”至汉武以后演为“阳为阴纲”，其“原型”(阴阳)的“置换变形”，可以儒家的礼制和人诗中的“兰蕙”为证。此乃以今人的立场，借古人的眼光，对“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生生”《易》理作尝试性的诠释。     

先秦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内涵及其现代价值

先秦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是放眼于春秋战国时群雄逐鹿、战火四起的动乱格局,而提出的兼具修身与治国的理想主张。内圣外王这一思想是分散于儒学经典文本之中的,但通过对《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典籍内圣外王思想内涵的梳理发现,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包含着内以修身成圣、外以治世成王的理想主张,形成了内圣工夫与外王理想的有机统一体。内圣外王思想中蕴含的修身成圣、治世成王的价值取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可以起到重要的价值认同和辅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