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传教问题琐谈

利玛窦，明末来华的一个传播基督福音的耶稣会士。他针对基督教很难在华传播的现实，巧妙地利用儒学进行传教，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在客观上对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传教过程中，利氏的“合儒”、“补儒”乃至“超儒”的文化渗透思想与当时中国儒学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结合。     

韶州在利玛窦传教生涯中的地位和价值（下）

研究了利玛窦在韶州居住期间所进行的天主教文化和数学文化传播的主要工作及对以后的“学术传教”策略的影响,论证了韶州在利玛窦传教生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韶州在利玛窦传教生涯中的地位和价值（上）

研究了利玛窦在韶州居住期间所进行的天主教文化和数学文化传播的主要工作及对以后的“学术传教”策略的影响,论证了韶州在利玛窦传教生涯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利玛窦肇庆传教的文化透析

肇庆是利玛窦中国传教的第一站.在这里,他采用“基督教中国化“的传教方略,从观念与具体方式上主动趋合中国文化,获得本土人士在心理与感情上的沟通和认同,使其取得了传教的初步成功.在他的传教活动中,充分展示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在交流中的互动、趋同等重要现象与规律,有着文化传播学上的意义.对这些文化事象与文化意义,应该给以充分的关注.     

澳大利亚汉学家李瑞智的新儒学观

儒家思想是东亚经济飞速发展的思想根源。它具有独特的应对力，成功地使东亚各国保持儒家文化，应对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服装品牌形象琐谈

阐述了服装品牌形象的构成要素,探讨了创建服装品牌形象常见的问题,指出要注重服装品牌内在形象的塑造,而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品牌服装不可或缺的精神依托。     

文化推介：典籍外译的必由之路

文化交流过程中,文化体系之间的强势与弱势、边缘化与中心化差异往往导致文化交流实质上的“顺差”与“逆差”态势。中外文化交流中,文化典籍的外译是中国传统文化向外推介的重要手段和方式。本文通过揭示文化交流的本质,探讨和阐述了文化典籍外译中文化推介这一任务和宗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基督教文化对冰心早期“问题小说”创作的影响

提及宗教与文学,人们大多关注的是宗教与浪漫主义文学间的联系。冰心早期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的“问题小说”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本文结合冰心的教育背景,分析基督教思想观念对她早期“问题小说”创作的艺术表现内容和主题所带来的影响。     

关于中国文化重要理论问题的见解

文章对中国文化的结构、格局、未来发展及儒学、现代新儒学等中国文化研究中的十大重要理论问题发表了作者独特的见解     

谈高校英语专业教学中本土文化输出策略

英语教学承担着传授和传承不同语种与文化、维护语言与文化多元化的使命。但近年来我国部分高校在英语教学中过分追求对外来文化的认同、过度强调目的语文化的教学,造成了学生中国本土文化的盲区。因此,在高校专业英语教学中要加大本土文化的输出,从课程设置、教材使用、评价体系完善等方面着手,让学生学习用英语传承中国本土文化,实现双向文化交流。     

万历韶州同知刘承范及其《利玛传》

刘承范是明末（万历年间）循吏,1589年任韶州府同知时与利玛窦相遇、相交、相知。著有《利玛传》,记录了一段重要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实,更确切地说是一位具有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且颇有作为的官吏与一位博学多才的具有近代科学知识且能融入当时中国社会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之间的交往,涉及明末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多方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相互认知与理解。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利玛窦来华传教经历简考

利玛窦于１５８２年到达澳门，在中国传教达２８年，其足迹遍及肇庆、韶关、南昌、南京和北京，他是１７～１８世纪沟通东西方文化的第一人     

徐光启、利玛窦和《几何原本》

讨论了《几何原本》中译本前六卷的出版过程,并对《几何原本》问世后,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作了探讨.     

利玛窦与西方数学的传播

利玛窦构建了良好的知识结构,具有很深的数学功底;他注意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学以致用,为他到中国传播西方的数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以数学赢取民心支持,在中国不仅传播了欧氏几何,而且还传播了大量非欧几何等数学知识;他一方面激活了正在走向衰落的中国传统数学,开创了中西数学文化融合的新纪元,另一方面他也激励了一大批中国数学家的成长、成才,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数学的萌芽发展.     

利玛窦笔下的中国佛教形象

论文作者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原理和方法，如“套语”、“自我”与“他者”等，通过文本材料的考辩与分析，从中国学者的角度，来考察作为形象的制造者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如何认识和看待佛教的以及他与中国佛教关系，探讨“蜕化为国有”的中国佛教与作为“他者”的基督教在流传中国的过程中的异同规律。     

“番鬼屋”就是利玛窦的仙花寺

建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两广总督府所在地肇庆的仙花寺,被认定是中国内陆的第一座天主教教堂。它记载了16世纪天主教再次进入中国的历史,是天主教中国传教史上的标志性建筑。然而,从仙花寺建成的那天起,在明朝肇庆官府及民间眼里,它就是"番鬼屋"(外国人居住);仙花寺至今仍然矗立于肇庆西江岸边。     

明代士宦祝世禄与利玛窦交游述略

祝世禄乃明末南京陪都重要官员,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在南京期间,曾得到他许多关照与帮助,在西方文献中多有反映,但在祝氏文集中仅有“赠利玛窦”一诗存世。考述祝世禄与利玛窦的交往,阐释祝世禄诗作的蕴意,从中可揭示当时部分知识分子对西学的态度。     

利玛窦与"儒学西渐"刍议

利玛窦利用儒学化的策略，积极在华传播天学。他在西学东渐的同时，也将中国化传入西方。利氏的“儒学西渐”对欧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再次昭示儒学的巨大魅力和东西化的相互吐纳与创新。     

关于刘节斋逐利玛窦出肇庆的动机——刘承范《利玛窦传》读后(二)

关于两广总督刘节斋驱逐利玛窦出肇庆的原因,利玛窦本人先后列举了三点:其一,刘节斋欲占据僊花寺而建立自己的生祠;其二,刘节斋顾忌外国人在肇庆,担心他们刺探军情,从而不利于国家安全;其三,刘节斋为获取黄白术秘密而迫使利玛窦移居它处。根据刘承范《利玛窦传》,刘明强和黎玉琴否认第一点而肯定第二点,也与其他学者一样忽视了第三点。由于刘节斋迷信黄白术而利玛窦享有黄白术盛名,刘节斋更可能是为获取黄白术秘密而将利玛窦逐出肇庆,但目的地不是澳门而是韶州。     

基督教在中国近代传教权的攫取

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三大教派尤其是新教和天主教依附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在华传教的合法权利。西方教会利用政治手段来达到传教目的的事实和传教士在华的种种劣迹行为，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反感，成为近代教案频繁发生和义和团运动的基本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