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仿洋改制思想初探

晚清戊戌改革第一次全面提出了中国近代化的纲领,是中国资产阶级近代化运动的首次尝试。康有为为仿洋改制思想则是这次改革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武器。本文主要论述以下几个问题：一、康有为仿洋改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二,康有为仿洋改制思想的三部代表作：《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三、康有为仿洋改制思想的历史意义。     

有关康有为的书法思想研究及相关思考

近些年来书学界对康有为书法思想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成绩背后所潜藏着的最突出的问题是视野狭窄,画地为牢。以《广艺舟双楫》与《孔子改制考》的对比为例,康有为的思想内核——激变思想一直贯穿其中,成为其共有的哲学基础,而书学界往往只是专注于前者,而治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则仅用心于后者,以至于对康有为的思想进行科学定位成为空谈。就研究方法而言,明显较为单调;就研究内容而论,则是过于拘泥于碑帖之争。总体看来,有关康有为书法思想的研究尚存在层次、水准有待提高的问题,资料的征引范围、研究视野与内容需要拓宽,研究方法、角度需要多元化、多样化,僵固的认知、思维模式需要革新等等。     

一篇执着的爱国主义宣言书——评康有为《公车上书》

甲午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康有为曾先后七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维新以救中国。1895年5月2日,康有为将他草拟好的《上今皇帝书》公布于众。在京会试的各省举人约1300余人签名表示支持。故称《公车上书》。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较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改革社会的政治主张,从思想上对已经存在2000多年的腐朽的封建主义进行猛烈地抨击和挑战。     

康有为官制改革思想略论

改官制和变官制,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康有为把改革官制提到了变法的首位。本文试图对康有为官制改革的基本思想作些叙述剖析。不对之处,尚祈教正。     

埃梅《变貌记》主题探微

埃梅的《变貌记》是反映现代生活的杰作,其思想内容主要如下:一是表现了一些关于面孔的哲理,二是表现了人的普遍异化,三是表现了对西方社会和人的普遍异化的反抗。     

论梁启超的法律思想

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生专著众多,《饮冰室文集》为其著名的代表作。他的法律思想主要包括变法思想、立法思想和法史学与法理学思想,这些思想都是梁启超在不同阶段思想的体现。梁启超的法律思想对当时中国的法制近代化做出重要的贡献,推动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进程,是中国法制近现代史中不能忽视的历史文化遗产。     

再论王莽改制

笔者在《论中国公元一世纪初的改革》一文(见《上饶师专学报》1988年第1期)中说过,王莽改制实际包括两类性质不同的政治措举:一是改革,一是非改革性的改制(下统称改制)。改革指的是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的调整,改制则指那些不带根本性的体制形式的变动。改革在公元12年结束,而改制一直延续到公元23年王莽身亡为止。以田制和奴婢制为对象的改革,本来有利于缓和汉末社会危机,这已在上文论述过。本文只评述王莽那些非改革性的改制是如何加速了危机爆发从而导致了新莽政权的最后崩溃。这些改制,有的采取了托古的形式,有的直接是形式复古;有的措置确有其客观依据,     

洪仁玕近代化思想述评

洪仁玕(1822—1864)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领导人,也是近代中国著名的进步思想家。本文拟从近代化的角度来考察洪仁玕的思想及其历史地位。一、洪仁玕近代化思想的主要内容洪仁玕的近代化思想集中体现在他所著的《资政新篇》之中。1859年,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当时,正值太平天国“朝中无将,国内无人”的危     

自然人性与人人平等——《实理公法全书》评述

《实理公法全书》是康有为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代表作 ,《全书》采用几何方法 ,旗帜鲜明、逻辑严密地运用资产阶级自然人性论、“人人平等”等思想 ,大胆地否定和批判封建专制制度 ;论证了资本主义自由制度的合理性     

邓小平对毛泽东改革理论的重大突破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其政革是自我调整和完善。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对社会主义的改革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但毛泽东的改革思想受“左”的倾向的困扰,未能付诸实施。而邓小平不仅恢复了毛泽东的改革思想理论,而且具有重大突破,并使其成为全党认同的理论,从而付诸实践。邓小平对毛泽东改革思想理论的突破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在对改革的认识上,克服了“左”的僵化思想;二、明确了社会主义政革的方向,把改革的工作重点放在经济上;三、视改革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四、将改革的镜焦直接对准到僵化体制的根本转变上。     

西汉音乐思想述评

西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巩固和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本文仅就音乐思想方面作一扼要述评。在汉代诸学者中,以司马迁最为突出。他的《史记》不但开了我国记传体史学的先例,而且在音乐思想方面也有重要的贡献。如他在《乐书》中写道:“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正(政)和;     

晚清民法近代化论略

1911年，清政府颁布了《大清民律草案》，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民法典，它揭开了中国民法近代化的序幕。本文主要对晚清民法改革的背景、《大清民律草案》的主要内容、历史意义及局限性等问题进行一番剖析。     

康有为对《论语》和《孟子》的创造性解释

戊戌变法失败后，为了寻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出路，康有为以经邦济世为旨归，借用西方近代的人道主义学说、政治理念以及经济思想重新诠释《论语》和《孟子》，使传统经典充实了近代意义的新内容。这与他自身的西学储备、儒家经典的与时俱进性和现实社会的需要有关联。通过对两部经典的创造性解释，康有为拓展了儒家的外王学，促进了儒学向近代转化。     

《万国公报》的创办与沿革述略

《万国公报》是清朝末年“西学东渐”的产物。它对以康有为、粱启超等为代表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万国公报》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教会新报》时期、《万国公报》周刊时期和《万国公报》月刊时期。分析《万国公报》的历史演变,可以了解中国近代报刊,特别是来华传教士所创办报刊的一些特点。     

李秀成的“保民为乐”与洪仁玕的“革故鼎新”

太平天国运动留给后世两份珍贵的精神遗产,即李秀成的“保民为乐”思想和洪仁开的“革故鼎新”思想。“保民为乐”提倡尊重他人的人生价值和人格,是一种人道精神、人本精神;“革故鼎新”建立在对近代社会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是一种仿效“西法”,建设近代化国家的精神。李秀成和洪仁开是同时代的人物,但思想认识上有差距。李秀成的思想仍然停留在“改朝换代”的水平,远远落后于时代,它不可能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不可能将中国推向富强。洪仁开了解西方文化和历史,提出了《资政新篇》;从太平天国本身说,《资政新篇》没有得到实施,但是,从中国近代史发展的整体来观察,其所规划的各种改革,在洋务运动时期大多数得到实践。但《资政新篇》过分强调“法制”,丢掉了“伦理道德”。李秀戍的“保民为乐”思想弥补了洪仁开的“革故鼎新”思想。两者都值得弘扬。     

中国需要一千万个“洋买办”

“洋买办”一词发祥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有部叫《上海滩》的电视剧,讲的是江湖上打打杀杀、快意恩仇、哥们儿意气的事,剧中的“洋买办”们由于要么见利忘义,要么没有民族气节,帮洋人欺诈同胞,所以总是江湖侠客们杀之而后快的人选。老舍《茶馆》里的小刘麻子,茅盾《子夜》中的赵伯韬也都属买办之流。 据博学者们考证:“买办”原本是个中性词,原意是“采购员”,传到中国后突然就变了味。中国“买办”最早出现在东南沿海城市,多是帮助外国商人和清政府进行买卖活动的中国通译和一般仆役。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清政府与外国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买办”离开了政府的支配     

吴地近代化的特征

不同的历史条件形成了不同的近代化模式,各种模式呈现出各自的特征。吴地近代化的特征在于:1.辐射性:先行近代化的上海,构成了通商大埠对腹地的影响力,推动了吴地近代化;2.整体性:在近代化的内部结构中,各种变项同步、协调发展,加速了吴地近代化;3.现代性:传统吴文化的开放性格和进取态势,提供了吴地近代化的历史优势;4.历史契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吴地人民把握机遇,不断踏上近代化的新台阶。     

康有为的修辞观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的修辞学家，其修辞学论文是中国修辞学的宝贵史料。但现行的几部中国修辞学史和《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均未提及康有为的修辞论，也许这是一个疏忽或遗漏。     

刘备与圣德仁君及《三国演义》的正统观新探

本文旨在对刘备、圣德仁君、《三国演义》的正统观进行新的探索:一,刘备的思想性格,像三国时代一样矛盾,或者说三国时代的思想矛盾,通过刘备这个艺术形象得到很好的折射;二,罗贯中对刘备的假仁假义、言不由衷行为不乏批判之笔;三,《三国演义》把刘备同其他人物一样放在三国时代那个特定历史环境里进行描写,肯定与否定,无非是追求政仁,歌颂圣德仁君,表露对社会理想的思想原则。     

《管子·重令》篇法思想初探

《管子·重令》篇具有丰富且深刻的法律思想,将其与相关篇章联系起来,分析法令“常”与“变”的问题、以“常”法应君主之“变”的举措、“禁末生”的性质、行法时机与治国目标的关系、实现长期执政的对策以及“三器六攻”的意义,并诠释其中的法律思想,对如今治政反腐等工作仍然有着宝贵的思想价值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