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通勤出行链模式选择行为研究

通勤出行是城市居民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出行,对其进行研究是进行交通规划、设计与管理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基础工作,因此本文开展了基于2008年东莞城市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和多项Logistic模型建立居民通勤出行链模式选择模型的研究工作。本文中的通勤出行链模式选择模型将通勤出行链模式细分为五类（HWH、HWHWH、HWH＋、HWHWH＋、HW＋WH）,并考虑了出行方式对出行链模式的影响作用。通过对模型结果的分析,总结了通勤出行链模式的显著影响因素以及通勤出行链模式选择中的特征。研究内容对于建立基于活动的交通需求预测模型、制定交通管理政策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西安市弱势群体职住分离的空间结构研究

在实地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基础上,选择西安市"统计性弱势群体"和"实际性弱势群体"为研究对象,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技术和Ucinet社会网络分析软件,从城市空间重构的角度审视西安市弱势群体职住分离的空间结构特征和职住分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西安市弱势群体单程通勤时间为36 min,其中通勤时间小于30 min的人群比例为69%,可见西安市弱势群体存在轻微的职住分离;(2)西安市弱势群体直线通勤距离的中值为4.1km,说明西安市弱势群体总体通勤距离相对较长,存在职住分离现象;(3)对弱势群体的通勤流向分析表明,西安市存在明显的居住和就业中心地,市中心还是主体通勤方向,部分区域存在一定比例的逆向通勤;(4)从居住-就业地空间匹配角度分析发现,西安市存在明显的居住和就业集聚区,且两者职住较为平衡,只有部分区域存在职住分离.运用Logitech模型分析西安市弱势群体职住分离的影响因素发现,弱势群体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职业类型和交通工具等因素对其职住分离存在影响.整个研究表明西安市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弱势群体职住分离的空间结构特征正在由单中心结构向多中心结构逐渐演变.     

大型城市职住分布与通勤出行相关关系的网络动力学模型

居住与就业分布不平衡是大型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会引发交通需求失衡以及严重拥堵。为探讨城市发展过程中职住分布与出行需求的交互关系,依据城市发展宏观数据作为影响变量,建立职住分布与通勤出行的网络动力学模型,并构建以参数关系为基础的小波神经网络作为求解算法。使用北京市宏观经济发展数据和9个典型居住区的职住出行数据进行模型标定和验证,结果显示,该网络动力学模型能够较好地描述大型城市职住分布结构对通勤出行特征的影响关系,并对通勤出行特征变化趋势做出预测。     

基于浮动单元的职住平衡尺度分析方法

以职住比作为测度指标,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软件生成的浮动单元进行空间范围-平衡度分析,进而通过累积统计指标变化曲线和数值分布的可视化,得到超大城市的就业中心、居住区和一般建设区的职住平衡空间尺度.采用上海岗位、人口、路网等基础数据,以80%、85%、95%等不同收敛值的路网距离阈值筛选结果,研究表明,就业中心的职住平衡空间尺度最大,按85%的收敛值,其浦西部分为15～25 km,浦东部分为20～28 km;就业次中心为4～10 km.其他区域的平衡尺度由就业中心决定,随着与中心的距离增大而扩大、由3 km向外扩展到8～17 km,邻近就业次中心的区域平衡尺度因叠加效应而缩小.该方法亦能用于职住空间结构和就业、居住可达性等分析,通过与岗位、居民通勤距离进行对比,有助于解释职住空间错位与长距离通勤交通现象的关联和内在原因.     

基于30 min通勤可达范围的居住区分类及特征指标

以上海市15个居住区通勤出行调查数据为基础,确定合理的单次通勤出行时间预算目标值为30min.利用电子地图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二次开发和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绘制居住区居民使用小汽车、轨道交通、常规公交方式30min通勤活动空间可达范围.从30min通勤可达范围交通系统配置角度,分析居住区通勤可达范围差异产生原因.重点对居住区公共交通30min通勤可达范围内各类提供工作岗位的设施点密度、被调查者上班地点落在该范围比例、使用小汽车通勤出行比例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提出分类居住区的针对性交通改善策略.     

城中村对深圳市职住空间融合的影响——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研究

以深圳为例,基于手机信令数据识别居民通勤距离,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和空间滞后模型,以交通分析小区(TAZ)为分析单元,从中观层面分析城中村对居民通勤距离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城中村的存在有利于促进大城市职住空间融合,这与城中村规模大、分布散和租期灵活等因素有关;土地利用混合度高、建成环境多样和可达性高等建成环境因素会在不同程度上降低小区居民平均通勤距离;居住地社会经济环境好会提升居民平均通勤距离。     

通勤可达范围的居住区分类及特征指标

本文以上海市15个居住区通勤出行调查数据为基础,确定合理的单次通勤出行时间预算目标值为30分钟。利用电子地图API二次开发和GIS技术绘制居住区居民使用小汽车、轨道交通、常规公交方式30min通勤活动空间可达范围。从30min通勤可达范围交通系统配置角度,分析居住区通勤可达范围差异产生原因。重点对居住区公共交通30min通勤可达范围内各类提供工作岗位的设施点密度、被调查者上班地点落在该范围比例、使用小汽车通勤出行比例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提出分类居住区针对性交通改善策略。     

居住区3类典型公共设施布局对慢行出行行为的影响分析

为了促进非通勤活动的慢行交通出行,从居住区公共设施的规划布局对慢行出行偏好影响入手,提出公共设施布局规划模式和规划指标建议.选取了公共设施沿街布置、成片布置和混合布置的3种典型居住小区,对居民非通勤活动慢行出行行为和公共服务设施布置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混合布置的居住区居民慢行出行偏好最高,成片布置的居住区居民慢行出行偏好最低;公共设施布局对日均1次及以上的活动慢行出行影响程度最大,对平均2~3周1次的活动慢行出行影响程度最小.合理的公共设施布局能够促进居民在非通勤活动中采用慢行交通出行,对居住区公共设施"大集中,小分散"布置提出定性定量规划建议指标.     

双城系统居民职住选址与通勤的社会最优模型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交通需求迅速向都市圈范围内扩展。该文研究薪资水平、交通拥挤等要素对都市圈居民工作、居住地选择和通勤行为的影响,构建双城(都市圈)系统居民职住选址与通勤的社会最优模型,以反映城市集聚效应(正外部性)和拥挤效应(负外部性)之间的取舍关系。双城系统包括1个大城市和1个小城市,通过解析拥挤条件下的通勤成本,获得城际通勤者空间分布的边界曲线,据此测算市内、城际通勤者共同作用下的系统社会净收入。该社会净收入取决于工资、通勤成本和农业租金等,进而将社会最优写成非线性规划问题,求解得到双城系统中的最优职住分布与通勤人口。上海—嘉兴双城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上海的现状居住、就业人口均偏多,未来应鼓励在上海工作的上班族居住在周边城镇并通过城际铁路通勤,可提高社会净收入。     

职住变迁与通勤自平衡

采用2011年和2014年各两周的上海移动手机信令数据,通过跟踪分析识别出居住地、就业地发生变迁的居民作为研究对象,数据可视化、描述性统计、定量对比分析等方法对同一批变迁居民的通勤行为进行跟踪研究,以此对其中存在的“自平衡”特征进行分析,并进一步研究该变化特征与城市空间之间所存在的联系。研究表明：总体层面,从平均通勤距离变化以及过剩通勤率变化方面来看,居民在进行居住地、就业地变迁时均存在通勤“自平衡”的特征与趋势;个体层面,原通勤距离越远,通过居住地、就业地变迁以改善自身通勤关系追求通勤“自平衡”的效果越明显;就业地变迁居民的通勤“自平衡”特征相较于居住地变迁来说更加显著;空间集合层面,职住关系较差的居住区、就业区,存在总体的“自平衡”现象。     

通勤出行时间与方式选择

针对不同方式通勤出行者在出行时间上的差异性,从通勤出行方式对通勤出行时间的影响出发,将通勤出行方式选择和出行时间选择纳入同一模型系统,建立由离散选择模型和线性回归模型组成的离散 连续模型,对通勤出行方式和出行时间选择及其相互影响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表明,通勤出行方式对出行时间选择有显著影响,通勤者年龄、性别及其家庭成员结构、工作活动属性及通勤途中的非工作活动安排等都是出行方式和出行时间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本研究对准确预测通勤出行选择行为及其对交通管理工作的影响有重要意义.     

南北方老年人出行链选择行为对比

为研究中国南北方老年人出行行为之间的差异,以老年人出行链为研究对象,将老年人出行链分为简单出行链和复杂出行链两种基本形式.基于北方城市东营市2011年的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和南方城市恩平市2013年的居民出行调查数据,运用二项Logit模型对南北方老年人出行链选择行为进行建模分析,同时考虑个人属性、家庭属性以及出行链属性对老年人出行链选择的影响.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个人属性均对南北方老年人出行链选择影响不显著,出行链的出行时间对老年人选择简单出行链产生负影响,家庭月收入、家庭是否拥有小汽车对老年人复杂出行链选择产生负影响,家庭是否拥有自行车对北方老年人简单出行链选择产生正影响.     

出行链与出行方式相互影响模式

通过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分析,建立递归联立离散选择模型,从出行链至出行方式和出行方式至出行链2个方向,重点分析了工作出行链和出行方式间的相互作用.研究表明,模型通过直接量化出行链和出行方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加强了行为机制对预测分析的指导.分析结果表明,出行链至出行方式的影响模式在工作出行决策过程中占主导地位,出行者首先根据个人和家庭的需要将一日的活动和出行组织成以出行链为单位的片段,然后在出行链各种性质的约束下考虑选择何种交通方式.研究结果对出行需求预测和管理有指导意义.     

非机动车通勤者交叉口安全穿越可靠性分析

运用可靠性思想研究了非机动车通勤者的安全穿越可靠性及其关键因子,采用录像摄像方法获取非机动车通勤者的穿越行为数据,基于北京实测数据和加速风险模型方法,探讨了非机动车通勤者可靠性的最优模型和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4种常用参数模型中威布尔分布模型最适合用于拟合非机动车通勤者的安全穿越可靠性,影响穿越可靠性的关键因子主要为骑行工具、等待区域、骑行方向和违规人数等.     

基于活动模式的工作者出行生成预测模型

为改进传统出行生成预测以单个出行为分析单元、难以反映个体出行行为的不足,建立了基于活动模式的工作者出行生成预测模型.采用相关性分析和多项logit方法研究了1617个有效样本的居民个体属性、家庭属性、区位属性、出行属性、活动属性所引起的活动和出行生成模式的差异.通过建立包含显著变量的6种典型活动模式效用函数,获得个体选择概率.按概率集计法分析各交通小区各类活动模式总量,结合活动模式中包含的出行链平均长度,进行工作者出行生成量预测.基于活动模式的工作者出行生成预测模型有助于以出行链整体为单元考察多次出行之间的关联性,增强出行生成模型与行为模型的融合.     

城市广场的物质环境建构

城市广场是城市空间形态的结点，是城市居民活动的载体，是容括城市历史文脉、文化艺术的物质环境空间。笔者从物质环境建构的角度，对城市广场的空间尺度、可达性、舒适空间营造、自然景观等方面的设计建构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认为城市广场的物质环境建构也应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为城市广场的建设与设计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和理论基础。     

基于旅游意象大数据的武汉旅游空间可达性研究

旅游空间是旅游活动的空间载体和存在形式,其可达性水平直接影响着城市旅游体系的建设.该文以武汉为例,通过对网络游记进行词频分析以挖掘游客对城市旅游意象感知,并据此对相应的旅游空间的可达性进行定性与定量评价,进而分析旅游意象要素的可意象性与旅游空间的可达性之间的关联和差异.结果表明：研究区域内旅游空间的可意象性与其空间和感知可达性整体相关性较低;部分旅游空间的可意象性和分布与道路可达性存在不匹配的现象.该研究可为完善城市旅游规划和城市营销策划提供参考.     

视障群体友好出行的北京市街区空间影响因素及优化策略

 视障群体作为残障人群占比较高,具有一般出行和必须工作的双重需求。为满足视障群体的出行需求,选取北京市四环内盲人按摩店周边街区公共空间为研究样本,从地理学的点（过街空间）、线（盲道空间）、面（入口广场空间） 3个空间维度出发,选取模糊层次分析方法及多因子模糊评价法,构建视障群体安全出行评价体系。研究发现,现状空间存在过路空间盲人辨识度较低、盲道核心空间侵占严重、盲道设施入口指引欠优等问题;现有研究对于导盲环境的总体评价趋于“一般”级别,其中安全性、规范性和连续性的评价分数相对较低,舒适性、可识别性次之,可达性的分数较高。根据评价结果的分析对街区导盲空间及环境提出三方面优化建议,以提升北京市导盲空间的视障友好度。     

最佳通勤车车辆数的确定

本文通过详细地分析某公司通勤车运营的统计资料，以资金投入及运输费用最少为目标，提出了最佳通勤车车辆数的确定方法。该方法也适用于专业汽车运输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