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投入对省际间相互溢出效应的影响

要素流动产生溢出效应,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离不开省际间相互溢出效应的持续作用。通过构建GVAR模型,利用全国29省（市）的面板数据,在充分考虑各地区相互影响的异质性基础上,实证了上海、武汉和重庆各区域的经济增长空间外溢效应,以及3个中心城市间的相互溢出效应。研究表明：东部省际间经济增长的联动性较强,中部次之,西部较弱;而中心城市间的经济关联程度不高。进一步对溢出效应的变量回归分析,发现本地区的资本投入与外商直接投资(FDI)与溢出效应呈正相关,而外地区的资本投入与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溢出效应呈负相关;实证结果有助于规划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正确认识相互间的发展关系,推动创新发展。     

无标度网络中FDI技术溢出效应

在BA模型中引入技术相似程度这一变量,分析无标度网络的形成过程及其结构特点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仿真结果表明,新模型生成的网络具有无标度性.当节点之间的相对于外商的技术相似程度差异较大时,节点度分布变得相对比较均匀.网络中少数连接数较大的节点以及相对于外商高的技术相似程度对FDI技术溢出效应有重要影响,而网络的小世界特性以及节点间技术相似程度的差异,对于大节点企业所产生的影响起到一定的纠偏和调节作用.     

人力资本外溢对新建企业选址的影响——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以城市作为企业选址的备选空间单元,利用负二项回归考察了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对工业部门新建企业选址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溢出是影响新建企业选址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不同溢出效应的影响作用存在一定差异:(1)从地理空间看,在全国范围,中心城市的人力资本溢出有利于非中心城市吸引新企业进入,而在省域范围,省会城市的人力资本溢出对非省会城市企业选址的影响并不显著;(2)从企业类型看,人力资本溢出对大型企业选址的作用要强于中小企业,对非出口企业选址的作用要强于出口企业。鉴于新建企业选址对产业空间结构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影响,这一研究结论对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政策的实施,乃至园区与城镇化建设均具有较重要的政策含义。     

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R&D贡献分析

应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不同类型R&D活动对TFP等影响的程度和方向,企业R&D投入对TFP作用的效果最大,且对于东部地区TFP的作用大于中、西部;技术交易带来的TFP效应居其次,且对西部地区TFP的作用大于中部,对中部地区的作用大于东部;而政府R&D投入的TFP弹性在三个地区均为负值.这些差异给区域科技政策的制定提...     

消费者环境创新偏好下政府环境补贴对供应链效的影响——基于本土和FDI生产型企业竞争的视角

为了探究本土和FDI不同所有制生产型企业竞争下政府环境补贴模式对供应链绩效的影响,假定消费者存在环境创新偏好,分别建立了3种环境补贴模式（无补贴、补贴本土生产型企业、补贴FDI生产型企业）下两阶段供应链竞争模型,并进行了优化求解。通过对3种模式下的均衡结果比较分析,结合数值仿真表明：政府对FDI生产型企业和本土生产型企业进行环境补贴时对各企业的影响无本质差别,受到政府环境补贴的生产型企业均会提高其受补贴产品的环境创新度和需求量,但会降低竞争产品的环境创新度和市场需求量;补贴给绿色制造成本较低的FDI企业能产生比补贴给绿色制造成本较高本土企业更明显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两生产型企业之间的竞争程度能扩大政府环境补贴的以上效应,但不能改变这种效应;就利润而言,生产型企业均在受补贴模式下最高,补贴竞争者模式时最低;零售商和供应链均在补贴FDI生产型企业模式下达到最高,其次是补贴本土生产型企业模式;政府环境补贴只有在补贴力度较小时才能对供应链自身渠道利润产生正向作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金融效应的统计测度研究

本文基于Diebold和Yilmaz (2012)提出的溢出指数,研究2006年6月至2018年10月中国、美国和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金融效应.选取宏观金融的核心领域,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股市、汇率和大宗商品的静态溢出效应及其动态变化,并进一步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金融效应的空间异质性.本文的主要结论为:第一,比较中国自身和其他经济体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效应,中国自身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金融效应最强.稳定股票市场,预防外资恶意做空中国股票市场是规避宏观金融效应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有效手段.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宏观金融市场的净溢出具有显著的时变特征,且与特殊事件具有很强的关联性.第三,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金融效应空间异质性主要表现在溢出强度和溢出同步性两个方面.     

消费者环境创新偏好下政府环境补贴对供应链绩效的影响——基于本土和FDI生产型企业竞争的视角

为了探究本土和FDI不同所有制生产型企业竞争下政府环境补贴模式对供应链绩效的影响,假定消费者存在环境创新偏好,分别建立了3种环境补贴模式(无补贴、补贴本土生产型企业、补贴FDI生产型企业)下两阶段供应链竞争模型,并进行了优化求解。通过对3种模式下的均衡结果比较分析,结合数值仿真表明:政府对FDI生产型企业和本土生产型企业进行环境补贴时对各企业的影响无本质差别,受到政府环境补贴的生产型企业均会提高其受补贴产品的环境创新度和需求量,但会降低竞争产品的环境创新度和市场需求量;补贴给绿色制造成本较低的FDI企业能产生比补贴给绿色制造成本较高本土企业更明显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两生产型企业之间的竞争程度能扩大政府环境补贴的上述效应,但不能改变这种效应;就利润而言,生产型企业均在受补贴模式下最高,补贴竞争者模式时最低;零售商和供应链均在补贴FDI生产型企业模式下达到最高,其次是补贴本土生产型企业模式;政府环境补贴只有在补贴力度较小时才能对供应链自身渠道利润产生正向作用。     

中国双向FDI、知识产权保护与绿色专利产出——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04~2015年的面板数据,利用EOF法探究了中国绿色专利产出的时空分异特征,实证考察了中国FDI、OFDI对绿色专利产出的知识产权保护门槛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的时空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样本期间中国绿色专利产出时空分异特征明显,第一模态结果表明,东北和东南沿海地区为高值区,西北地区为低值区;第二模态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东北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绿色专利产出增长速度较快,西北地区增长速度较慢;中国FDI、OFDI与绿色专利产出之间分别存在显著的知识产权保护三重和双重门槛,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FDI对绿色专利产出的影响系数由正转负且持续下降,OFDI对绿色专利产出的影响系数由负转正,且持续上升,两者均存在明显的门槛特征;中国双向FDI驱动绿色创新存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时空异质性,大多数地区呈从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向中高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跨越的态势。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近年来,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居民消费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而这种影响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以及空间溢出效应有何规律性,都有待深入研究.为此,基于2011-2018年中国26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本文从空间关联性角度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居民消费的理论机制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并且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与西部地区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部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拉动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更显著;相较于三四五线城市,数字普惠金融更能够拉动一二线城市居民消费的增加.     

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基于中国36个工业部门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我国2001~2007年36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FDI对我国环境的综合影响。结果表明,全行业范围,FDI相对规模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对环境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而FDI资本密集度的提高则对环境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而不同类型行业中,劳动密集型行业的FDI的在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方面对环境产生了较为显著的积极影响,而资本、技术密集行业的FDI在结构效应方面对环境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资本积累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针对资本积累的空间溢出特质,构建了横截面数据半参数空间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cross-data semi-parameter spatial structure vector autoregression,CSSSVAR),估计了人力、物资和RD资本与其空间滞后的数量关系.在此基础之上,模拟了上海地区的RD、物资和人力资本对周边地区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RD、物资和人力资本的空间块状分布明显.东部和部分中部地区是资本积累的"热点"区域,而西部地区则为"冷点"区域;上海地区RD资本积累的"中心效应"和"极化效应"显著,处于资本积累的"区位锁定"阶段;人力资本积累的"涓滴效应"突出,处于资本积累的扩散阶段;物资资本积累的空间溢出具有断裂性和跳跃性.     

湖南利用FDI质量的实证分析及对策——基于技术密集型产业、R&D活动的视角

用技术密集型FDI、研究与开发(R&D)投资的比例指标评价了湖南引进的FDI质量;用技术密集型FDI对现代产业的贡献和技术密集型FDI的本地化程度、关联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出口效应以及FDI企业的R&D活动对国内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等评价FDI的利用质量,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我国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空间相关性及扩散效应实证分析——基于1997-2008空间面板数据

本文在知识生产函数的基础上, 将三种知识扩散渠道纳入分析范围, 结合传统影响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因素进行综合考虑. 同时结合空间计量经济学分析工具, 以全国总体样本, 分地区子样本和两两地区分类比较子样本为分析对象, 对技术创新能力和相关影响因素在区域内部及区域间的扩散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 不同样本的分析结果表明: 全样本和分地区样本两个视角分析均证实了我国整体各省份间以及地区和地区间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 但是地区内部和地区间的空间相关性形式有所区别. 具体的变量估计结果显示:三种空间知识扩散渠道变量中, 一地区周边地区的FDI和进出口贸易无论是区域间还是在区域内部的分析层面上均没有对本地的技术创新能力产生显著影响; 在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传统变量中, 全国总体以及大部分地区内部的技术市场活跃度, 科技人员保有量和进出口贸易对区域整体技术创新能力有显著影响.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中外资与内资企业间双向动态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

构建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中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间双向动态溢出效应的paneldata模型, 分1995-2001和2001-2008年两个时段,采用动态面板广义矩(GMM-DIFF)估计方法,对外资与内资企业间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初始阶段, 由于"门槛效应"的存在,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 而内资企业由于基础相对较差,对外资企业的溢出作用也不显著. 随着内资企业的不断发展,在内资企业跨越外资发挥作用的门槛之后, 外资对内资企业产生了带动作用,而内资对外资企业存在竞争效应.     

碳市场与股票市场间的崩盘风险溢出效应研究:新冠疫情、投资者情绪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本文基于GARCH-S模型以及时变溢出指数模型,研究了中国碳市场和股票市场行业间的崩盘风险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我们的实证结果发现:1）碳市场和行业股票的崩盘风险之间存在双向溢出效应,且行业股票对碳市场的溢出效应更大; 2）崩盘风险溢出和波动风险溢出的程度是大体相当的; 3）新冠疫情的发生显著提高了上述风险溢出效应的程度;4）崩盘风险溢出受到投资者情绪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显著影响:投资者情绪越低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总的溢出风险也越大; 5）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投资者情绪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在不同分位点处存在异质性.     

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门槛模型分析

采用Hansen提出的门槛回归方法,以我国29个省级单位1993~200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以金融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实证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地存在基于金融发展的双门槛效应,东部沿海省份金融发展水平高,吸收FD I数量大,城乡收入差距相对较小,西部省份则正好相反,而中部介于东部和西部之间。同时发现,在控制教育发展水平、城乡就业结构和政府财政支出政策的情况下,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最后就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出简要的对策建议。     

都市圈内部城市间的共生机制

借鉴生态学中种群间的关系,建立了封闭和开放性条件下的都市圈内部城市间互惠共生模型,并通过对模型的推导和分析,研究了都市圈内部城市间的共生机制;分析了都市圈内部城市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各阶段共生关系的表现;探讨了FDI的引入对都市圈内部城市间共生关系产生的影响,得到的结论是:FDI带来的影响强度和方向,与其溢出效应对当地环境容量的作用系数有密切关系。     

汇率与股指联动关系: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板块的实证

采用小波分析和多元GARCH-BEKK模型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测度人民币汇率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板块股指之间的波动相关性和联动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与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板块指数之间均具有不同程度和周期性质交互影响的联动效应,整体来说汇率对行业股指的溢出效应强度大于行业股指对汇率自身,基于实体经济性质的不同,汇率变动对不同行业及其企业的影响并不一致;随着近年来股市行业板块市值的扩大和价格表征作用的加强,样本战略性新兴产业板块股指逐渐对汇率的价格走势和波动产生显著的均值溢出效应和波动溢出效应。     

我国省级地区FDI吸收能力的综合评价

通过构建省级地区FDI吸收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结合2005年的数据,对我国31个省级地区FDI吸收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实证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各省的FDI吸收能力普遍强于中西部地区.通过探究中部六省FDI吸收能力弱势背后的原因,本文提出了相应建议.     

信息不对称下的收入不平等与社会投资

不同群体内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有较大的差别,对投资的影响路径和影响效果也不尽相同,因此用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标来探究收入不平等和投资的关系很可能会得出不一致的结论.建立了信息不对称下的投资决策模型,根据模型结论区分了高收入和低收入两类人群并构建了两类人群内部各自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和低收入人群人口比例这三个变量,研究了这三种收入不平等变量通过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储蓄和消费等渠道对地区投资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效应.然后在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经验分析中用不同倍数的贫困标准收入值来划分两类人群,以25个省级区域在2010-2016年间的双年度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在不同倍数的贫困标准收入划分下,低收入家庭内部收入不平等对总投资没有显著影响;高收入家庭内部收入不平等对投资的直接效应大多都显著为负、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也都显著为负;低收入家庭比例对投资的直接效应大多显著为负,间接效应不显著,总效应也为负只是显著性较差.该回归结果在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和不同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计算指标下都保持一致,具有较强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降低高收入家庭内部收入不平等和低收入家庭比例是促进社会投资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