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史学界一瞥

1983年11月23日至12月15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派出了由许良英、潘承湘、翁士达(己在美的访问学者)和我组成的近现代科学史学术访问代表团,考察美国东海岸几个主要城市内有关单位的科学史研究工作。访问期间,同约五十位美国科学史学家进行了交谈。现把我们通过参观访问和参加学术活动所了解的情况,结合查阅一些资料,对美国近现代科学史工作作一简要介绍。一、美国科学史研究,历史悠久、基础雄厚,在国际科学史界是发展最快、力量最强的国家     

理解科学史,这意味着什么?

“理解”科学史,这意味着什么——或者,至少理解一门科学史,这意味着什么?在我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以前,让我们先设想一下,说某人理解一门科学史(例如物理学史),这可能意味着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某种向导。例如,阿耳伯特·爱因斯坦设想一个科学家的最崇高的使命是实现一个统一的、整体的物理世界图景(Weltbild)。这可以用一种类比     

科学历史的辩证法与辩证唯物的历史观——由吴文俊教授一篇序言引起的思考和讨论

去年秋天,李昌同志访问哈尔滨期间,曾就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科学史的问题,与我进行过一次谈话。这一话题,是由吴文俊教授一篇序言所引起的。现将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整理、发表出来,以期有更多的同志共同进行思考和讨论,并就教于吴先生和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朋友们。     

希伯特教授、霍耳顿教授来华讲学

应中国科学院邀请,国际科学史学会主席、美国哈佛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欧文·N.希伯特(ErwinN.Hiebert)教授于3月3日至19日来我国进行学术访问。希伯特教授在自然科学史、科学和哲学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是对核物理发展史的研究卓有成效。由于他亲自参与过曼哈顿工程(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因而对美国的核物理发展情况有切身的经验和体会。他对世界科学史研究状况也了解得比较深入。     

美国物理学史研究工作情况见闻

在美国,物理学史研究的基础比较深厚。六十年代初开始,开展了现代(指十九世纪末以来)物理学史的研究,发展非常迅速,使美国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目前美国物理学史家绝大部分从事现代物理学史研究。我们这次访问,时间只有三个星期,地域只限于东部六个城市,但由于美国物理学史研究中心主要分布在东部,因此从东部可约略见其概貌。这次访问中先后会见了14位知名物理学史家,其中有半数是美国物理学史界以至整个科学史界有影响的人物。现按地区综述所见所闻。     

怎样正确认识理性思维的作用?

正确地总结科学史上的经验教训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的工作。我对科学史缺乏研究,但也想从叶企荪同志和朱洪元同志的讨论中提出一个问题,请大家讨论。     

科学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知识界发动的以民主与科学为主题的启蒙运动。本文试图分析知识界中科学家群对这场运动的影响与贡献。从儒士到科学家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科学家是社会中的特殊群体。一个人若成为科学家,他就必须遵循科学共同体的规范去从事研究工作,以他的科学活动得到科学共同体的认同,社会也由此承认他的科学家角色。当我们把亚里士多德、盖伦、张衡、葛洪都当作科学家时,实际上是只着眼于在今天看来是有科学贡献的一个方面,同时却忽略了科学共同体和虚拟了社会承认,结果给哲学家、医生、太史令、道士都加冕为“科学家”,这是用回溯法研究科学史所不可避免的。但毕竟应该把史学意义上的科学家与社会学意义上的科学家加以区别,后者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也是推动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的关键力量。     

历史的启发

科学史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1978年在合肥召开中国生物史第一次学术讨论会的时候,我就说过:科学史工作是一个科研人员最基本的训练和修养。你从事一个课题的研究,首先要把前人做了哪些工作、有什么成就搞清楚,然后才能确定你的研究从什么地方起步。我为《人类的黎明》这本书写的“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今天,我们踏在前人的肩膀上,当     

国际数学史学会主席道本周教授访华

国际数学史学会现任(1985—1989)执行主席、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科学史教授道本周(J.W.Dauben)于今年4月5日至6月12日来我国进行学术访问。道本周教授是国际上知名的数学史家和科学史活动的组织者。著有《G.康托》、《古今数学文献选》等书,这次中国之行是他对亚、欧数国进行工作访问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华期间,道本周教授先后与北京、呼和浩特、     

我的博物学研究路径与期待——范发迪访谈录

通过跟范发迪教授的访谈,探讨了他在科学史研究方面的一些独特经历.范发迪教授围绕着他的代表作《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一书,向我们介绍了他进入科学史研究的契机、博物学的选题、相关研究方法等问题,并对未来的科学史研究作了一些展望,最后介绍了他近期所做的一些研究工作.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联合召开坐谈会：应该由谁评定科技成果与人才?

围绕刘亚光同志及其工作的评价问题,曾出现过一些争论。1980年11月6日,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与本杂志社联合邀请一部分科学家、科学管理干部进行座谈,讨论鉴定科技成果和考核科技人才问题,介绍中外的经验教训;分析我国目前在这方面还存在的主要问题;讨论今后在这方面工作中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我们将部分到会者的发言摘要发表于后。     

谈谈有关科研管理的一些问题

科研管理是一门十分复杂的学问,我对管理又不是内行,因此,很可能有说错的地方。有的同志问起:如何区分研究和发展工作?我的看法是,这两类工作都是为了把某一类工作或我们的知识水平从一定基础上提到高一级的水平,进而希望了解和掌握到一些新的原理和规律。在国外,发展工作主要是指在技术革新方面的一些工作,而研究工作则着重在科学技术的原理和创新方面。前者强调经济效益,后者则不一定。比如说,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我们研究高速空气动力学,主要是为了研究和掌握飞行器在高速运动时的一些科学规律。这     

G·孟德尔——现代遗传学的奠基人

在科学史上,象牛顿、达尔文这样的科学家因其重大的科学发现和卓越的科学成就,在他们生前就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但是也有一些科学家作出了重大的科学发现,却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引起科学界的注意和重视,甚至被忘却、埋没。甚至很多年后,随着科学的发展,这些被埋没的天才人物才重新为人们所认识,并由此获得了他们本来所应有的荣誉。科学史上这种事例俯拾皆是。奥地利神父、现代遗传学奠基人孟德尔就是最典型的一个。在苦难中磨炼格里戈·约翰·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祖籍德国人。1822年7月22日——这天正是圣玛格德伦诞辰日——他出生于奥地利西里西亚地区的海钦道夫(现属捷克     

清代八闽数学略论

这篇文章讨论的是清代福建数学发展的一些情况。本刊载此文章,除供数学史研究者交流外,还意欲倡导各地科学史工作者能利用本地的有利条件,发挥优势,在研究地方科学史方面做些努力,以求把研究工作引向深入。     

科学家书写的学术谱系

科学家学术谱系书写在今天的中国乃至世界均已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本文拟对科学家们自己进行的谱系书写行为展开较为系统的编史学研究,由此看到:(1)尽管科学家书写的学术谱系存在着类型和风格上的差异,但他们书写学术谱系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这就是,建立学术群体的内部认同、构建学术传统,以推进专业发展和学科发展;(2)学科发展经常伴随着谱系书写,这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科学史与科学之间、学科史与学科之间的依存关联,科学史家应对此保持必要的关注。     

20世纪科学史的三次转向

20世纪是科学史的“英雄年代”，科学史研究如雨后春笋迅猛发展，这对于人类认识自然和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影响。回顾科学史所走过的路程，我们可以看到，在其他同样规模的学科中，还不曾有别的学科像科学史那样有着如此广泛的发现和如此多的真知灼见，其发展的基本进程经历了三次转向。第一、从学科史到通史的转向。从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写出第一部医学史到19世纪惠威尔写出第一部“科学通史”的漫长年代里，科学史几乎是“清一色”的学科史，写学科史的人几乎全是科学家而非历史学家，这样写出的科学史自然重人物和事件而缺…     

自然科学史研究的发展、意义及其在综合大学中应有的地位

自然科学史是属于自然科学各学科、哲学、历史三者的边缘科学。在十八世纪以前,对自然科学史的研究仅限于自然科学各学科的科学家在“业余”之暇收集整理一些本学科发展的史料。从十八世纪起,科学史开始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研究。一些专题性科学史著作相继问世。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科学史进入成熟时期,其标志是科学史从附属于各学科的学科史和专业史的研究,发展到综合科学技术史的研究。1837年英国的惠威尔在总结欧洲各国科学成就的基础上发表了《归纳科学的历史》,这是第一部综合性的科学史专著。1892年法兰西学院正式设立了科学史课程,由国家任命了第一位科学史教授。以后剑桥大学、哈佛大学、莫斯科大学、京都大学等一些著名大学相继建立科学史研究机构,招收科学史研究生。1913年第一本国际性科学史杂志Isis创刊。1929年国际科学史学会成立。至此,自然科学史成为国际上公认的一门独立学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科学史在世界范     

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今天,我本来没准备讲话,刚才听到钱三强同志、叶笃正同志讲话中几次提到我的名字,我只好讲讲。1978年我担任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是个光杆子。他们二位讲我做出了很多成绩,实际上我应该检讨。做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一个长期参加过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的科学工作者,我参加今天这个会,确实感到非常高兴。钱三强同志十多天前就写信给我,邀我参加这个会,他讲,我对于委员会的成立一定会感到非常高兴。是的,我的心情确实非常高兴。我的高兴是有道理的,我就来讲讲这个道理。距现在三、四十年前的事情,我想在座的各位,大家都知道一个大概,用不着我来重复。我现在要谈谈五十年前、六十年前,以至七十年前有关自然科学名词审定的一些情况。叶笃正同志提到,1919年我国就开始了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这个我多少知道一些。中国最早的科学组织是中国科学社,它是1914年由一些留美的学生任鸿隽、杨铨、胡明复、胡刚复、秉志、竺可桢、王琎等发起,并与在法国留学生中以何鲁为首的“学群”社联合而成立的。1919年,我在南京高等师范读书,那时中国科学社已搬回国内,先在上海大同大学,后来搬到南京成贤街文德里,一些成员把自己家里的藏书拿出来办了一个图书馆。整个社和馆只有一个工作人员。胡刚复先生,我的南高老师之一,同时在宁沪两地任教,家住在上海,每周他在南京三天,就住在科学社里。社内馆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落在他一人身上。中国科学社除按月出版《科学》杂志外,就开始从事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那时,准备名词审定稿件都是刻蜡版,印油印;我因常去科学社图书馆看书,也就自然而然地作为胡刚复先生的助手,参加了一点这类工作。使我一生难忘的,就是在electricity译做“电气”这一条下,胡刚复先生注上：“电不是气。电气,电气,误人不浅！”还有一个例子,我要多讲几句。在三十年代初,我写了一篇文章登在《东方杂志》上,题目叫做《论公分公分公分》。(注：见《东方杂志》第32卷第3号第79－82页)大家听起来,这个题目好不奇怪。那是我用来抨击当时国民党政府实业部度量衡局强制推行他们制定的度量衡法的。那时的度量衡单位名称,南京政府度量衡局规定：centimètre(厘米)叫公分,gramme(克)叫公分,面积单位déciare也叫公分。这是因为,那时我国接受了国际度量衡标准(公制),于是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度量衡法,就把中国老的度量衡单位前面都加了一个“公”字,例如公斤、公里、公尺、公升、公顷。由于老的度量衡单位名称到某一地步之后,就不再立专名,而统以分、厘、毫、丝、忽、微表之,因而尺、寸之后有分,两、钱之后有分,亩之后也有分,所以在公制中就有公分、公分、公分的出现。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国立编译馆召开会议,自然免不了要谈到这个单位名称问题,大家都不以度量衡局所公布的为然,特别是中国物理学会同仁,一致主张依国际度量衡命名法于mètre(米)和gramme(克)前各加语首Déci(分),Centi(厘),Milli(毫),Décimilli(丝),Centimilli(忽),Micro(微),和Déca(什),Hècto(佰),kilo(仟),Miria(万),Hectokilog(亿),Mèga(兆)。其实常用的也只不过Kilomètre(仟米),Mètre(米)Centimètre(厘米),Millimètre(毫米)和Kilogramme(仟克),gramme(克),Milligramme(毫克),以及Mégewatt(兆瓦),Ki1owatt(仟瓦),Watt(瓦)等而已。国民党政府实业部度量衡局竟下令禁止编译馆会议所通过的度量衡单位名称方案。中国物理学会不得不派中央研究院杨肇燫与北平研究院严济慈两人去南京向行政院申诉,当时的院长汪精卫接见了我们。汪对我说：“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论公分、公分、公分》那篇文章,我曾从头到尾读过。义正辞严,应把实业部关于度量衡法的命令撒销”。我所以谈起这件事情,是想说明这项工作并不简单。当然,现在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工作推动一定会比我们那时好得多。再举一个例子。大概1910年前后,南、北(即南京、北京)数学界所争的一个问题,就是mathematics是译成“数学”好还是译成“算学”好？北方主张叫“算学”,南方主张叫“数学”。我在前清末年读算术时用的书叫“笔算数学”。后来好长一个时期,小学、初中的arithmatic叫做算术。现在看来,各有各的好处,数学、算学大概也不致发生误会。我们现在讲“数理化”,不讲算理化,这是个习惯问题。一个概念有两种译名,而在不同的地方用,我想还是可以的,但如果在同一个地方用,就不行了。1978年以后,国家计量局(今天不知有没有在座的？)推行国际单位制,有一个大小数词头的问题,很有意思。我国古代小数有分、厘、毫、丝、忽、微,微是10－⁶,而大数就是十、百、千、万、亿、兆,兆是10⁶。那时的亿是10⁵,兆比亿大,1兆等于10亿。我上中学时,那时中国人口是400兆,用现在的话讲起来就是4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官方把亿变成比兆大了,变成1亿等于100兆,也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亿了。这个问题我希望搞科学史研究的同志,搞自然科学名词审定的同志可以研究一下,究竟是从什么时候改起的。大小数词头的命名,国家计量局有一套,而我国已故物理学家、物理学会的王竹溪同志又有一套,王竹溪同志精通中国古代文字,我是很佩服他的,我佩服他懂我国古代文字比佩服他在物理学上的贡献还要甚之。此外,那时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刚刚成立,机构很大,任务也很重,它也有个名词定名的问题。我是副主编之一。他们也来同我讲,要我把名词审定工作抓起来,这样多的事情,使我这个光杆子不敢多管这项工作。要搞好名词工作,最终是要依靠广大群众,要大家都来使用。开始时是你们自己在搞,在翻译、定名,然后大家使用,你用、我用、大家用,用到一定程度,再来商量一下,审定一下。这就是中国古话所说的“约定俗成”。不要一开始就找一些人,弄一个班子,关起门来,什么名词都来研究,印一大本一大本的词典。现在许多部门都在一本一本地印词典,我不便点名,我的办公室里就有不少。新中国成立以后,于1950年在原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之下设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文革”中被去消了,至1978年,国家科委开会讨论恢复全国名词审定委员会时,我去参加了,武衡同志提出名词工作机构是否叫做自然科学名词统一委员会,我就提出不要用“统一”两个字,改成“审定”为好。其实审定和统一没有多大区别,不过还是用“审定”更好一些,“统一”好象只能有一个。这也是非常符合“约定俗成”的原则的。现在科学技术发展很快,哪一个人也不会全懂所有的学科。科协的学会就有100多个。搞名词审定工作,要依靠这些学会。这是我一贯的看法。要加强和学会的联系,学会与学会之间也要多联系。我们绝不要以为“我是国务院批准的,我在名词方面是权威”。国务院给了我们多大的权？当然国务院十分信任我们的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60名委员,而且见到这个名单我很高兴,大概百分之九十几,我都是知道的,都是我们这些老头子组成的。虽然这样,有了一个有权威性的委员会,但是工作绝不要自满,自以为“我这个工作是权威”,不要这样。实际上这个权威不是什么人可以封的,不是胡耀邦同志可以给我们封的,也不是邓小平同志可以给我们封的,他们也不会来封。这个权威要通过我们的工作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来。这一点不知我讲得对不对,不对的话,你们只管批评。但我讲得都是我的心里话。总之,今天我很高兴,谢谢大家,耽误了大家的时间。     

丽丝·迈特纳——核科学中的杰出女先驱

去年(1990)年底,《美国物理学期刊》上发表了《核科学中的女先驱》一文,文中按姓氏字母的顺序列出了16位在核科学的早期发展中作出过一定贡献的女科学家,并讨论和评介了“居里夫人并发症”(Marie Curie Sy-ndrome)。这种“并发症”就是指的把一位名人当成“箭垛”,把一切优良言行和丰功伟绩都归给他(她),而对他(她)的任何缺点和过错则讳莫如深的那种庸俗而幼稚的作法。我们认为,该文的评论是精辟公允的和洞中时弊的。事实上,这样的“并发症”是一种流行颇广和根深蒂固的传染病,它对科学史的传播和发展为害甚大;特别是在那些学术落后和道德     

《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科学史家的纪念碑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０卷本的《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由辽宁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这可以说是中国科学史界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科学史出版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纵观国际上与科学相关的出版物，许多著名科学家大多有纪念性的文集留传于世，而一些顶级的科学大师，或是在某一国地位突出的科学家，亦可见有全集出版。与近代科学的发展相比，科学史是一个诞生较晚的学科，也是一个发展相对滞后，且至今规模仍相当有限的小学科。虽然在科学史的历史上，也像其它学科一样有著名的奠基者或大师为这门学科的发展做出过不可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