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价值与环境伦理

由环境伦理研究引发出的自然价值问题，反过来又成为不同的环境伦理观立论的依据和我们划解它们分野的症结。在环境伦理学讨论中，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关于自然价值的新课题。     

从敬畏自然到控制自然--论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

通常认为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使得人类开始控制自然、征服自然。拳文要追究为近代自然科学形成做铺垫和准备的那些思潮或观念。本文想要证明的是，并不仅仅是因为先有了近代自然科学，然后人类开始征服自然：相反。恰恰是因为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近代自然科学才得以产生。     

自然权利论－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基础

所谓“自然权利”,即所有自然存在物固有的,按生态规律生存、发展并应受到尊重的权利。环境伦理学从肯定自然的内在价值出发,主张确认自然权利的存在,自然权利与内在价值一起构成了环境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基础。自然权利理论提出以后,经起了人们的极大注意,为此而展开了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激烈争论,提出了某些富有启发意义的观点。本拟就其中的基本主张、理论作出简析。     

从工程的自然属性谈工程师的环境伦理责任

随着工程对自然的干预和破坏能力越来越巨大、后果越来越危险,工程师需要发展一种新的责任意识,即环境伦理责任。环境伦理学从哲学、伦理学的角度为工程师负有环境伦理责任提供了理论基础。本文则从工程的自然属性的三个维度：工程的物质性、工程的合自然规律性及工程回归自然的必然性,进一步确证了工程师对环境的伦理责任。     

从野兽收藏到自然保护

正迷人的动物园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无论是凶猛的老虎还是机警的猴子,抑或是骄傲的孔雀都散发着无穷的魅力,神奇的大自然被缩小在方寸之间。在许多国家,游览动物园都是最休闲活动之一,每年全世界有8亿多人次参观动物园。然而,在18世纪以前,这还是难以想象的奢侈,动物园最初的雏形只是王公贵族们用于炫耀权势的一件财产,有实力的统治者派出远     

从自然概念的变迁看环境伦理与生态伦理的差异

在现代性的伦理话语中,表面上将自然与环境作为同一个概念来使用,而实际上暗含着根本性的转折:从自然向环境的重心转移,反映了人对自然态度的变化,并预示着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恶化的趋向。由是观之,环境伦理不过就是现代社会伦理的延展,尚未改变保护自然的伦理次序:把原有的基本社会道德规范加以推广,把生态平衡作为一种重要的工具价值加以重视,以为就此达到了环境伦理的目的。与此不同,生态伦理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最终会对人的社会现实生活产生影响,触及人的根本利益。     

人是与自然界的本质统一——质疑"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和"自然是人的一部分"

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中心论主张“自然是人的一部分”,自然中心论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然而,无论是把自然完全归属于人,还是将人完全归属于自然。其建构的人与自然关系都属于“主一奴关系”。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一个整体,自然即不从属于人,人也不从属于自然,人与自然的本质关系应该是：自然即人,人即自然。人对自然的道德义务就植根于人与自然的这种本质一体的关系之中。     

阿伦特现代性反思视域中的自然破坏

人的积极活动主要包括劳动、工作和行动,劳动工作与自然相关,其中工作对于自然具有破坏作用。在古代社会,由于行动被放在了最为重要的位置,从而限制了人们对于自然的破坏,但在现代社会中,三者地位的颠倒,从而导致自然的破坏日益严重。为了解决生态危机,人们就必须实行宽恕过错、承诺责任。     

自然和人工感知概念的界定与反思

感知作为认知过程中最基本的环节,是主体对外界和自我进行认知和理解的基础。近年来,新型人工感知技术的发展突破了人类自然感官的限制,拓展了人类对世界和自我的认知。这种从自然感知到人工感知的拓展带来了人类认知的新挑战,使重新审视“人工”和“感知”的哲学本质成为必要,并在这种感知和认知方式的变革和转型中重新反思人类自身和世界的关系。     

从"绝对命令"到"责任命令"——汉斯·约纳斯对康德道德哲学的反思

康德以"善良意志"为前提,以"绝对命令"为核心建构了他的实践哲学.由于康德在构建他的道德体系时,重视的是道德原则,忽略了一般的、操作层面上的道德规则的设计,从而导致了其"绝对命令"在道德实践活动中并不能像在理论活动中那样强大有力.而在当今科学技术全面统治的时代,康德的"绝对命令"被严重弱化,为此,德裔美籍哲学家汉斯·约纳斯从存在的根基着手对康德的"绝对命令"进行创新与扬弃,提出了适应新的技术时代要求的"责任命令".约纳斯的以"责任命令"为基础的责任伦理学把视野从人类的现在扩展到未来的地平线,扩展到自然界乃至整个地球生物圈,这样便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拓展了康德的"绝对命令",进一步完善了康德的道德哲学体系.     

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到循环经济

广大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选择,"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从经济发展与环境发展的相互关系中提出了"先发展,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路线,并试图成为这一发展路线的辩护工具.本文在对该理论的缺陷进行评判的基础上,倡导通过科技创新构建新型的循环经济.     

园艺文化与自然破坏——鲍曼现代性反思的生态意义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都梦想着把社会建造得像园林一样秩序井然,但由于这种秩序是人赋予自然的,所以它并不符合自然的本性,不可避免会导致对于自然的破坏。为了解决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不仅要容忍自然与人类设计之间的差异,而且要捍卫这种差异。     

从冲突到和谐:智能新文化环境中人机关系的伦理重构

在智能新文化环境中,以人工智能为主导的新一代人机关系,不同于以往工业革命时代的人机关系.机器智能愈来愈逼近人类智能,甚至有超越人类智能的势头,人机关系变得愈来愈紧张.因受到人类理性的滥用、利益的零和博弈、智能机器的奴役,以及人工智能机器异化的渗透,导致人机关系的矛盾冲突愈来愈明显,需要从技术文化哲学的视角辨别人机关系的...     

慎重对待人的自然--从人的自然属性看科技

本文从人的自然属性（包括人的自然体、夫妻之间及其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人的自然体与大自然的关系等）考察了当代科技的发展趋势和问题，认为科技应该非常慎重地对待人的自然属性，因为真正属于人的自然是人之整体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基本内涵、规制危机到转型路径——乌尔里希·布兰德“社会的自然关系”概念探析

面对当前亟待解决的生态难题,乌尔里希·布兰德在吸收马克思自然观、调节学派规制理论和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基础上,强调自然是以社会的方式生产与占有的,并从社会统治与政治统治的双重维度构建起“社会的自然关系”概念框架。在“社会的自然关系”架构下,布兰德批判性阐释了资本主义的规制危机以及作为危机应对方案的绿色资本主义的霸权逻辑,旨在实现社会生态转型。作为生态危机的一种分析视角,布兰德揭露了根植于北方国家“帝国式生活方式”的危害,虽因淡化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而陷入转型动力不足的困境,但他对和谐公正的“社会的自然关系”的追求,有助于我们增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制度自信,为中国引领全球社会生态转型提供时代理据。     

试论中国古代地学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关系

该文从６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古代地学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即中国古代地学的产生和发展与山川崇拜的关系、中国古代地学与旅行考察的关系、中国古代地学与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关系、中国古代地学与哲学思想的关系、中国古代地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国古代地学与宗教、风俗的关系。从这些关系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探索自然、考察社会，社会需要是中国古代地学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因素，也是未来地学发展的基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