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裂处:革命文学中的女性书写

20世纪的中国始终与革命相伴,而女性的解放问题也是与革命话语息息相关的.在"五四"个性解放思潮中,女性期望以自由恋爱的方式挣脱封建家庭的束缚.在恋爱梦幻灭后,女性在时代的感召下走入了革命的阵营.革命中的女性依旧没有获得解放,或是遭受到了严酷的性别压迫,或是抛弃自身性别意识以迎合革命.在光辉的革命历史中,女性却并未求得自身的自由与解放.女性的解放事业,依旧是历史开裂处一场未能完成的"革命".     

理性与超越——方方小说中的女性观探析

方方在她的小说中以深邃、理性的眼光,全方位地描摹女性的生存景观与情感世界,披露男权中心文化对女性群体的戕害,昭示欲望对人性施加的伤害和扭曲,除此以外,女性的悲剧还源于那无法逾越的命运鸿沟。因此,方方的女性观较之于其他女作家来说显得更为深刻和理性,其作品中那种穿透表层生活直抵人性、人类命运的深度与力度便是她的超越性所在。     

由“寻死”到“寻生”——试论方方《出门寻死》中女主人公的生存困境

对人和人生存于其中的环境的关注始终贯穿于方方作品的始终,在中篇小说《出门寻死》中,方方以轻松戏谑的态度描绘了一场看似滑稽的寻死闹剧,女主人公从"寻死"到"寻生"的转变,实际上是她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根本性思考。     

从命运悲剧到性格悲剧--祥林嫂与英芝悲剧成因比较

鲁迅的小说《祝福》与方方的小说《奔跑的火光》同属于农村题材,都关注中国农村女性的生存境遇,塑造了不同时期下两个农村女性悲剧典型形象。如果说,祥林嫂的悲剧是那个时代女性群体命运悲剧的话,那么英芝的悲剧则是女性个体在当下自我迷失的性格悲剧。     

跳不出性别的尴尬——从职业女性命运看张爱玲对女性生存的终极关怀

张爱玲一贯以生存本位的态度审视女性世界，她小说中那些自食其力、独立自尊的职业女性形象虽不及旧式女人鲜亮，但她们身上却体现了张爱玲对女性生存和女性自身解放的深层思考和探索。     

解读阿袁小说中知识女性的困境

阿袁小说中女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揭示出知识女性生存境遇的悲凉，小说以其对人性的窥视，将高校知识分子的生存百态尽收眼底，也进一步引出了女性解放这个令人深思的话题。     

从“他者”到“歌者”——《女勇士》中女性意识的透视

女性解放是人类进步的标志。美籍华裔妇女具有双重文化,两种文化在她们的身上兼融和冲突,也带给她们身心的双重压力。对她们而言,要么在压力下消沉,要么在冲破精神桎梏而接受挑战。《女勇士》中所描写的女性选择了后者,她们通过自我认识和努力奋斗,实现自我的精神解放。笔者剖析《女勇士》中的六位女性,叙述了她们在美国社会的生存状态和主体意识表现,揭示拥有现代父权制思想的美籍华裔妇女在美国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和抗争精神。她们是建立女性意识的斗士,是妇女解放的英雄。《女勇士》为女性解放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样式。     

中国女性痛苦的自我成长——从张洁的《无字》谈起

《无字》中,张洁在"过去"里寻找着各个自我,通过记录那段被尘封、淡忘的历史,再现了中国女性寻找自我的艰难历程。墨荷、叶莲子和吴为这三代女性的命运轨迹,向我们揭示出中国女性解放历史中的异化,深入地分析了中国女性本体意识的缺乏:没有女性自觉的自我追求和实现才是造成女性人生悲剧的真正因素。     

论“五四”时期的“女性书写”——以鲁迅、凌叔华、庐隐为例

中国女性解放的起点可以追溯到"五四"新文学时期,鲁迅、凌叔华、庐隐作为最早关注女性生存境遇的作者,他们的笔下都勾勒出沉睡之中和惊醒之后这两种女性形象,他们的"女性书写"显示出"五四"时期男女作家对于女性生存境遇言说的差异。对于沉睡之中女性的书写,鲁迅是从旁观者的角度阐述她们所遭受的压迫,凌叔华则揭露女性灵魂的孱弱程度,庐隐主要描写女性对自身命运的无助感;对于惊醒后女性的书写,鲁迅是站在"人的解放"的立场上期待她们自立,凌叔华描写女性的生存智慧,庐隐则着力剖析女性的情智冲突。他们的"女性书写"代表了"五四"时期对女性生存境遇言说的时代的高度,并窥破了隐藏在男女平等的旗帜下女性将要面临的新的困境。     

生命与生存之思:鲁迅与米兰·昆德拉比较

鲁迅与米兰·昆德拉所处的时代不同,但是由于社会环境、时代氛围和文化背景有着大致相似之处,因此他们在小说形象塑造、文化品味上表现出了许多精神上的同构,他们都塑造了知识分子孤独者形象和争取个性解放的女性形象,都强烈地反对专制制度,关注在这种专制制度下人们的生存困境。     

方拱乾诗学思想谫论

方拱乾是清初流人之一。他主张诗歌要写真性情,寄托要静而专,但诗歌亦要发挥其娱乐的作用。同时认为“诗当用人,勿为人用”,诗歌要有个性。方拱乾论诗推崇杜甫,对杜诗甚为喜爱。在此诗学观的指导下,方拱乾的诗歌为清初诗坛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     

论钟嵘《诗品》对任昉诗歌的评价

任？的诗受到钟嵘的重视,能与谢脁、沈约同列中品。然而,后人多以偏概全,只偏执于钟嵘对任诗的毁,忽视了钟嵘对任诗的誉,只视任昉为＂动辄用事＂的罪人,并没有真正理解钟嵘对任昉评价的用心。事实上,任昉的诗歌继承汉魏以来的建安风骨,具有＂文亦遒变,善铨事理,拓体渊雅,得国士之风＂的优点,这与钟嵘的审美理想是一致的。     

梁启超贬斥方苞之事实与缘由考析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不仅贬斥方苞的文学家、理学家身份，还极为鄙视其人品。梁启超的指斥虽有一定依据，但更多的则是自己的主观之见和政治斗争的需要，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因此要批判地对待梁启超的评价，还方苞应有的学术地位。     

论方志敏的物质观和精神观——读方志敏的狱中遗稿

方志敏狱中遗稿的核心内容是"清贫",方志敏的物质观和精神观以此而显示其内容。在方志敏的物质观中,"清贫"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贫穷的生活状况,而是"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方志敏的精神观融战斗意志、竭诚的信仰、死的理念及雄心壮志等为其中,体现了"人穷志不短"。把握方志敏以"清贫"为实质的物质观和精神观,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方国瑜与土司制度研究

方国瑜先生以“南中泰斗,滇史巨擘”著称于世,其学术人品多有前辈学者著文称颂,然学术界很少提及其土司制度研究的论述,其实,方先生土司研究有三个特点：其一注重文献基础,其二注重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其三注重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     

任昉文章“文体本疏”与破体辨析

在中古文笔分域的背景下，任笔在齐梁之际赢得了炳焕的盛名，然而北人邢邵却讥斥任昉“文体本疏”，抵牾顿生。邢邵这一言论，是在与魏收斗文争胜的背景下提出的，除不满任昉诗歌好用新僻的典故之外，还有任昉在创作中常突破文体规范、随意运笔的缘故。任昉作品中所存在的破体现象，反映了他不拘于文体约定俗成的既有规范，灵活地从具体境况出发结撰篇章以各致其用，同时也是他追求新变的结果。     

“托辞”：方玉润的诗学修辞论

清代滇籍学者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在中国传统《诗经》研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被誉为清代《诗经》文学读解的扛鼎之作。方氏解《诗经》的诸多精到之处,论者已多有论及;唯其所标举的＂托辞＂却鲜有人注意到,而＂托辞＂正是其＂原诗人之始意＂的重要方法,也是其判定＂诗＂与＂史＂之分界及拓展诗之＂言外意＂的重要手段。当然,＂托辞＂的泛化也是方氏诗学不可回避的缺陷。     

论昉文之隐秀——以《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第一表》为例

“隐秀”是“任笔”的一个突出特点。“隐”在昉文中既表现为命意上的“深衷内朗”，又表现为属辞上的“潜气内转”；“秀”是指防文秀句中所体现出来的意秀、情秀和辞秀。昉文的“隐秀”特征在《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第一表》一文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方志敏的“三农”思想及其启示

方志敏的“三农”思想关注农村土地问题,解决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高度重视农业,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农业生产的法令、条例,采取多项措施干预农业生产;正确认识、理解根据地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生产同革命战争的关系;注重改善群众生活;设法减轻农民的税赋负担;关注农民发展境况,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方志敏“三农”思想的深刻启示：必须高度重视“三农”,始终坚持农业的基础地位不动摇,推进城乡一体化,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农地产权制度的变革;亲民为民,努力增强政策执行的亲和力.     

方以智的生活理想与儒家诗性智慧

方以智对自己的生活理想的两次描述都体现了诗性智慧的内涵。他在20岁左右的生活是一种背离了儒家政治-伦理生活方式的诗性-审美生活方式。后来在他27岁的时候，他对自己的以往进行反思，又选择了一种超越了儒家政治-伦理情结的儒家文化的诗性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