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许昌人”

现代人起源于非洲已成主流观点。但是,在河南省许昌市许昌县灵井旧石器时代遗址中,不久前出土的距今8万～10万年的“许昌人”头盖骨化石对中国现代人“非洲起源说”提出了挑战。作为发掘队的领队,本文作者饱含激情地讲述了这一重要发现的经过及其所蕴含的意义。     

论“东亚型”人类的起源与演化

本文通过对长江流域人类化石的分折认为,从200万年前的"巫山匠人"至5 000年前的"巴人",其体质特征是一脉相承的,其间既没有"断档",也未见外来文化的渗透.有鉴于此,笔者同意刘东生院士的意见,即把长江流域的人类化石统称为"东亚型"人.他们生活在青藏高原东部的森林、河流环境中.再者,依据长江流域出土的石制工具和与人类化石伴生的近200种动物化石反映的本土信息表明,"东亚型"人的起源于长江流域大三峡,且连续繁衍至今.     

“博物馆化”说与“游魂”说——对两种儒学困境观的比较和反思

1960年代美国学者列文森提出的儒学“博物馆化”说认为传统的儒学不仅仅在知识理论上已经无法为现实提供解释和指导,同时也失去了作用于现实社会的能力。列文森认为儒学的“博物馆化”是儒学人文精神与现代工业社会之冲突导致的必然宿命。余英时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儒学“游魂说”则重在反思当代儒学研究与现实生活脱离,从而导致了儒学仅仅成为知识理论化的存在。儒学的人文精神并不与现代工业社会存在根本冲突,恰恰相反,儒学人文教化的精神适足以为解决社会分工带来的异化问题提供文化资源。儒学的复兴必须是学术理论层面的突破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建设同步进行。     

“无心插柳柳成荫”——论《现代》杂志与30年代“现代派”诗的发展

探讨《现代》与1930年代＂现代派＂诗的发展之间的关系。《现代》的编者在社会变动中采取自由主义和＂中间人＂立场,大量译介西方20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诗歌。理论上的积极倡导和创作中的努力实践使得本不预备造成一种文学潮流的《现代》,却于＂无意＂中促成了19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潮的崛起。     

“蛮性”与“野性”：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南洋土著类征

中国现代作家笔下有许多叙写“南洋”土著形象的篇章,由于＂南洋＂民族生态的复杂多样性,每位作家作品中展现的“南洋”当地人群像也各不相同,然而却几乎同一标志性地呈示出某类相同的文化性格形象图谱,其中“蛮性”与“野性”是其主要通约化文化性格类征之一,作家分别赋予了其多重丰富的生动文化意涵。     

从“经济人”到“管理人”——对西蒙“有限理性”的再认识

西蒙提出"有限理性"学说是西方管理理论的一大创新。其决策理论的两大基本命题—有限理性和令人满意原则,是对前人管理理论中完全理性和最优原则的重大改进,该决策理论在企业组织、政府组织等中具有普遍的适用性。"管理人"假设前提下的"有限理性"的满意决策模式引导着现代决策方式的不断完善,对我国各种组织的决策活动也起到启示作用。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途径——论高校历史学专业“全球史概论”课程设置

“全球史概论”的课程设置是增强对全球化现实认知和史学自身拓展的需要,更是培养学生宏观思维和全球视野的重要途径。该课程应当着重介绍全球史观和全球史的渊源、内容、发展现状及主要研究成果,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展开评析。该课程有助于人们坚信人类社会全球化的未来,客观看待当今全球化的困境和危机,进一步认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的新型全球化构建。     

包惠僧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吗?——兼对中共“一大”代表人数产生两种说法原因的考证

目前出版的各类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教科书等,均把出席我党“一大”的代表包惠僧说成是由陈独秀个人指派的代表。本文对此提出了异议,并通过对有关资料的分析、考证,确切认定:一是出席“一大”的代表包惠僧不是由陈独秀个人“指派”的有异于其他十二名代表的“特殊代表”,而是作为广州小组两个代表之一出席“一大”的;二是出席“一大”的代表确切人数应是十三人,但历史上曾有“十二人说”,这是因为另一名代表何叔衡的中途离会、没有终会所致。旨在驱散历史迷雾,依照历史本来面目认定“一大”代表人数,使今后有关史书对“一大”代表人数和代表身份的表述更科学、更符合历史事实。     

为什么偏偏是法国：法国对非洲的“情”与“结”

人们议论着,法国在世界上同时开辟了三个战场：阿富汗、利比亚和科特迪瓦。后两个都在非洲。3月19日,法国率先出动战机对利比亚实施空中打击,由此拉开了西方国家军事打击利比亚的序幕。“奥德赛黎明”激战正酣,4月6日,法国驻科特迪瓦的“独角兽”部队,已对科特迪瓦前总统巴博阵营发起猛攻。     

人类本质的另类方式探索——从日本文学中的“异性装”现象到廖一梅孟京辉的先锋话剧《柔软》

本文所做的是一场“流水席”式的研讨尝试：从日本2010年《文学》期刊中“异性装文体”的提法开始讨论，讨论到日本的川端康成的小说《女学生》、中国古代的曹丕和李白的诗歌，再到伍尔夫的小说风格，直到当今北京上演的孟京辉惊世骇俗的话剧《柔软》，同时用比较文学的方法介绍、梳理、揭示、探求了诸多时代和诸多种类文化中共同存在的“异性装”特性形式的表达方式，并试图通过文学艺术形式的“另类方式”的探寻，追寻艺术后面的人类尚未被完全解密的心理生理上的“幽暗的间性部位”，从而进一步探寻人类的本质。     

《孙子兵法》将帅“五危”论对现代大学生自我认知的启发

《孙子兵法》将帅五危即必死、必生、忿速、廉洁、爱民是战争非常态下战争主将必须避免的五种心态,是将帅名利观在特殊情况下的呈现,是对将帅五德的必要补充。这五种致命弱点对现代大学生自我认知不无借鉴,主要表现为:必死与大学生的冒进心理;必生与大学生的畏怯心理;忿速与大学生的浮躁心理;廉洁与大学生的疏离心理;爱民与大学生的庸常心理。     

现代文化冲击下传统文化对“90后”大学生的影响

90后大学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以网络媒体为传播核心的现代文化正对90后大学生的思想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传统文化的教化意义正逐渐失去切入点。如何发挥传统文化的精髓,并使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得益彰,用于引导90后大学生塑造健全的人格和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曲启蒙知识分子的悲歌——对“魏连殳”形象的解读

本文试从社会生存、作者主体精神和启蒙知识分子的现代命运的三个层面对鲁迅小说《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形象进行解读。“魏连殳”的形象是鲁迅先生的自画像。他的悲剧不仅是一场大众对先知者不理解的悲剧 ,而且也是一场“五四”现代启蒙知识分子自身命运永远的悲剧。     

微项目学习的知识内化过程与教学设计——以“学前教育现代教育技术”为例

在借鉴翻转课堂、慕课、微课程等教学新方法、新思路的基础上,本文结合"项目教学"的教学经验与"微"概念的理念,对"微项目学习"的含义、特点、知识内化的一般过程分别予以阐述,并以"学前教育现代教育技术"中"多媒体素材的处理"的课例为例,做相应的教学设计。希望通过不断尝试与探索,改善课程的"课时不足、教学效率不高、知识内化程度不够"等教学问题与现状,提高课程的教学效率,从而促进幼师生教育技术能力的可持续发展。     

国际学术界的“中国英语”研究前沿动态追踪——以World Englishes期刊(2018—2020)为数据来源

要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英语”不可或缺。以World Englishes期刊(2018—2020)最新刊文为数据来源,自建语料库,从内容和态度两个方面对国际学术界的“中国英语”研究最新动态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近三年来,“中国英语”研究内容丰富,更加注重与语言学其他领域相结合,促使现有...     

“工商皆本”与晚明儒家经济哲学的新突破——黄宗羲经济思想现代意义的再诠释

黄宗羲的经济思想从三个方面展示了晚明儒家经济哲学的新突破.第一,他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首次从哲学高度肯定了工商行业在未来理想社会中与农业一道,居于本体地位;其次,他与同时代人所提出的货币思想,其实反映了要求建立统一货币等价物的货币学思想;最后,他提出要改革吏制与保护富民的思想,暗含了对传统国家法权的合法性的质疑.其经济哲学的根本价值诉求是国民财富的增值而不是一姓国家的财政增收,以托古的方式表达了对新社会的憧憬.     

对“一国两制”构想的再认识——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心得体会

本文认为“一国两制”构想是维持一个国家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伟大创举;是适应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总趋势的一个伟大创造;从开发经济特区到设置特别行政区是“一国两制”构想的具体实践;“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和实施展现了邓小平伟大的人格魅力。     

“现代文学史”命名的追问与反思——对“中华民国文学”概念的意义解读

张福贵先生在其文章《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称谓产生质疑,进而提出“中华民国文学”的概念。本文主要从遮蔽与超越、封闭与敞开、诱惑与质疑三个维度阐释“中华民国文学”概念对“直线性”、“政治性”、“现代性”等既往“现代文学史观”的理论反思和修正,以及作为一名文学评论家独特的思想个性和对文学解释回归本原的学术诉求。     

“现代文学史”命名的追问与反思——对“中华民国文学”概念的意义解读

张福贵先生在其文章《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称谓产生质疑,进而提出“中华民国文学“的概念。本文主要从遮蔽与超越、封闭与敞开、诱惑与质疑三个维度阐释“中华民国文学“概念对“直线性“、“政治性“、“现代性“等既往“现代文学史观“的理论反思和修正,以及作为一名文学评论家独特的思想个性和对文学解释回归本原的学术诉求。     

传统道德现代转化的契机与路径——从悬赏举报与“亲亲相隐”的关系切入

逃犯高玉伦被其侄女婿扭送归案,在社会上引起热议,这与10年前学术界关于亲亲相隐的争论是相呼应的。在争论的背后有三个方面需要反思:首先,做好人并不意味着拒斥物质回报,当代德福一致的可能形态应该容纳动机与效果的双重考量;其次亲情伦理与国家法制的两难并没有因为后者的思辨与逻辑殊胜而水落石出,赞成亲亲相隐的努力恰好是传统道德现代转型的可能性证明与良好契机;最后,传统道德现代转型急切需要一场古今中西的真正对话,当代中外少数学人的努力已经为这种转化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