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决策视阈下的公众参与——“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协同分析

精英主义下的民主参与强调的是由公众代表人的集体意志表达出的标准科学图景的镜像,而参与式民主的公众参与是从社会视角对争议性议题分析而表征出的常识,两者的分歧在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过程中形成诸多困境。早期的代议制政府主张的精英主义限制了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平等权利;科学划界在科学知识与替代性知识之间形成的界线,引起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分歧;公众参与在实现政治合法化之后,却引起了公众参与科技决策范围界定的问题。通过分析"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分歧的渊源,认为基于自由主义的认知分工,遵循"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功能导向的差异性,依据"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知识规范体系的协同分析模式,建构多元利益攸关群体之间的良序的互动机制,能够增强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有效性以及政治决策的合法性。     

气候变化治理中公众对专家的信任研究

公众对专家的信任直接影响公众对风险治理的评价和风险决策。在气候变化的治理中,公众越来越不信任专家和决策者,信任度的降低或缺失严重阻碍了政府制定决策和执行相关措施。为了探索公众信任在气候变化治理中的作用、提高公众对专家的信任,运用信任、信心与合作(TCC)模型理论,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全国2082人进行了公众信任度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专家的信任度越高,公众对风险治理的评价和支持度越高;公众对风险治理的评价越高,公众对风险治理的支持度越高。     

“专家信任”及其重建策略:一项实证研究

专家是"社会良心",专家信任是社会信任的最后一道屏障。为考察我国专家信任的现状、影响因素并探索重建策略,本文进行了实证研究。调查发现:在"公众理解科学"方面,公众已经认识到科学的可错性、条件依赖性和局限性;在科技信息传播方面,新媒体取代传统媒体成为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首要渠道,而地区经济发达程度与公众对科技信息和专家的信任程度相关。公众并不信任专家,但陷入了不信任却又不得不信任的"豪猪困境",专家则面临着"无论说什么、无论怎么说,公众都不信"的"专家塔西佗陷阱"。"人格信任"走向"系统信任"的时代背景规定了这一"豪猪困境"和"专家塔西佗陷阱"的基本特征;二者相互作用,其溢出效应将导致更大范围的社会危机。消除"利益关联"是专家获取信任的关键因素,强化专家与公众之间常规的直接互动、提高传媒准门槛、规范新媒体报道等,有助于建构一个开放、透明、风险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有助于"豪猪困境"、"专家塔西佗陷阱"的突破和专家信任的重建。     

技术安全的解释——基于公众与专家的认知差异

近年来技术安全问题凸显,公众与专家在对技术安全的认知上产生了很大的差异。文章分析了公众和专家不同的解释模式及其原因:公众对世界进行意向性解释,专家则按照物理的因果关系解释世界。由此,公众从社会认知范式解释安全,而专家从科学解释范式来分析安全;公众认为技术存在不确定性,是无法控制的,而专家认为技术具有内在的鲁棒性,是可靠的;公众常常用一种情景化模式来描述安全,而专家则是采用技术-理性模式来计算安全。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天文学公众传播”探析

"天文学公众传播"的研究可追溯到2000年,但尚未出现对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相关工作的研究。IAU设立了"天文学公众传播"的学术和办公机构,其主办的《天文学公众传播》期刊内容集中在传播方法和工具、教育与外展服务活动、天文学与艺术和文化等;作者职业多样化,供稿连续性与合作性突出,天文学家与相关专家的撰稿数远超其他作者。"天文学公众传播"历届大会议题均及时更新,2018年的参与热度最高,体现出当前国际活动和方法的前沿,也提出"天文学公众传播"面临的挑战和具备的特征。"天文学公众传播"满足科学传播的一种当代定义,呈现出独特的互动性、平等性和人文性。     

核电安全与风险的媒介建构——基于《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核电报道的话语分析

基于中央级报纸《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对核电议题的报道,结合卡瓦略的媒介话语分析框架、甘姆森的“诠释包裹”分析框架以及吉的“七项构建任务”,对中央政府的话语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这两家报纸对核电安全与风险的建构是：中国核电技术是先进的,核电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核电是安全的,其风险是可控的,国家能够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大力发展核电。媒体报道还努力构建了在核电发展中有责任和担当的政府形象,构建了政府与企业、专家和公众之间利益一致的同盟关系。最后分析了公众参与的缺失和官方与公众两个“舆论场”之间的冲突问题,建议运用跨平台传播和多媒体工具,以增强与公众的互动。     

专家与公众的风险感知差异

风险事件的频繁发生与严重后果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决策者、专家、媒体和公众对风险的感知不同,尤其是专家与公众对风险事件的感知存在很大差异。研究表明,影响专家与公众风险感知差异的因素除了知识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影响因素。通过综述前人对于专家与公众风险感知差异的实证研究,总结了影响公众与专家风险感知差异的多种影响因素,如价值观、生活经验、社会角色、风险感知中的偏见、风险感知差异中的相同点等,试图对于如何克服风险沟通中的障碍、保证风险沟通顺利进行提供一些启示。     

专家与公众的风险感知差异

风险事件的频繁发生与严重后果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决策者、专家、媒体和公众对风险的感知不同,尤其是专家与公众对风险事件的感知存在很大差异。研究表明,影响专家与公众风险感知差异的因素除了知识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影响因素。通过综述前人对于专家与公众风险感知差异的实证研究,总结了影响公众与专家风险感知差异的多种影响因素,如价值观、生活经验、社会角色、风险感知中的偏见、风险感知差异中的相同点等,试图对于如何克服风险沟通中的障碍、保证风险沟通顺利进行提供一些启示。     

关于转基因技术安全争论的深层思考——兼论现代技术的不确定性与风险

转基因技术通过作为现代技术的"座架"本质而铸造不确定性和风险,引发涉及健康和生命安全性的激烈争论。它操作的成熟和规范,无改"座架"铸造的本性,而人为不确定性因素的注入,又把转基因生物商品化的规模和产业种植,引向"缺乏知识"认识和多元价值的主观建构,形成当前专家、企业、政府和公众之间风险观与安全观的冲突。     

聚焦医疗体制改革

2005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国务院研究机构对中国医改的评价与建议(要点)》见诸媒体,使得本来已经备受瞩目的医疗制度改革骤然提速——报告提出了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品性质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医疗卫生服务的宏观目标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等。网友评论:如今的医生把医德放在第几位;不强健的民族如何建设和保卫祖国;企盼穷人能够享受起最基本的医疗救助;农民更需要“温饱型”医疗服务……专家称医疗机构应注重公益性而非营利性。     

我国转基因抗虫水稻获美国食用许可

正中国转基因技术迎来新进展,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获得美国FDA的商业化许可。1月20日-21日,农业生物技术科研工作者的朋友圈被微信公众号“莱肯生物”的一则报道——《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获得美国FDA的商业化许可》刷屏。1月21日,记者就此采访了华恢1号水稻研发团队成员和相关业内专家。——美国FDA:华恢1号水稻在美上市无需审批——“1月11日,我校张启发教授     

“有机食品”在中国的话语框架与意义建构

"有机"的内涵自诞生至今历经演变且存在诸多质疑。本研究通过对典型媒体关于有机产业和食品的新闻报道分析,探索有机话语在中国的话语框架与意义建构。研究发现:"有机"话语存在四个主要框架,并呈现一定的竞夺规律;四大框架相互冲突彼此隔离模糊了"有机"在中国的意涵且降低了其公众认同度;专家对转基因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对有机食品的态度;现代性的视角下有机话语框架的竞夺体现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胜利。     

闲暇时间:一种以时间形态存在的社会资源--"我国公众闲暇时间文化精神生活状况的调查与研究"课题评审会纪要

由科技部和文化部联名立项的课题"我国公众闲暇时间文化精神生活状况的调查与研究"于2004年3月14日经课题专家评审鉴定委员会专家的评审并获通过.     

知识民主化对公共决策的影响

知识民主化的思想与实践形成于20世纪末,回应了20世纪中叶以来大科学发展中社会因素的彰显以及科学知识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社会风险,从而深刻影响了公共决策。知识民主化对公共决策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要求公众参与知识生产,利用公众掌握的地方性知识和公众的价值判断,优化公共决策;另一方面体现在对知识的预设性偏见和不确定性的风险规避上,通过采取一定的知识民主化程序,对专家知识与公众知识和公众的价值判断进行有效调和,以服务于风险社会下日益复杂的公共决策需要。     

短视频时代政府辟谣机制创新研究——基于“抖音辟谣”的众包实践分析

短视频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信息传播载体。视频类网络谣言以"眼见为实"为主诉特征,相比图文类谣言,对公众更有欺骗性,容易诱发网络热点舆情。"抖音"基于众包模式创建的"抖音辟谣"广泛推动平台用户参与谣言治理过程,形成了谣言共治机制。政府舆情管理部门可以探索构建这种众包辟谣机制,做好流程设计和平台运营管理,以此提升公共政府舆情应对与应急管理能力。     

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专家信任及其启示

自2019年岁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上下共战疫情、共克时艰。为深入了解疫情期间公众的专家信任和社会道德态度的变化,在疫情最为胶着的2020年2月中旬,课题组进行了为期5天、样本总量为10896的在线调查。调查分析表明：(1)公众对医药卫生方面的专家信任显著提升,引发了专家“人格信任”复兴,“系统信任”增强;(2)对一般意义上的专家群体的信任度无明显变化,专家信任的“豪猪困境”依然存在并持续有效,公众继续陷在虽不信任专家、但又不得不信任的“专家塔西佗陷阱”中;(3)科学事实“政治化”与新媒体的“特殊催化”,使得专家信任复杂化;(4)锤炼专业技能,强化职业伦理教育依然是专家群体走出信任危机的首要途径。     

专家与公众之间:“后常规科学”决策模式的转变

在常规科学"解难题"的实践中,公众因专业知识的规范性承诺和前提性预设而被有效地排除在科学共同体之外,"技治主义"的内部决策模式也因此而占据科学决策的主导地位。然而,当科学进入"后常规"时代,伴随着"不确定性"和"决策风险"的日益增长,"常规科学"的解题策略已不足以应对社会情境中的科学政策争端。作为对"棘手问题"的一种回应,"后常规科学"兴起了。"扩大的同行共同体"和"扩大的事实"的新范式要求科学决策应该重新开放认知承诺,在开放的、多元参与的情境中实现公众智慧与专家知识的共同磋商。这是专业知识民主化的过程,也是风险评估与科学治理的新典范。     

单向度的公众——论科学传播中体制化科学对公众形象的表征与消解

基于事实与价值的区分,科学家群体认为公众不信任科学是由于缺乏相关科学知识而产生的感性的、情绪性的、缺乏理智的反应。这种科学专家与一般公众的范畴区分是对十七世纪以来精英与大众的社会范畴的延续。事实上,公众与科学家所表征的单向度形象并不符合,公众对科学以及科学风险的理解是具有理智实质性的。科学家对公众的还原实际上反映了其自身自我反思性的缺乏。在协商民主的目的 -工具知识的劳动分工的理念中重新理解科学家与公众的关系,为有效的公众参与科学提供了可能性。     

现代农业生物科技的认知困境及反思——从当前关于转基因食品的争议谈起

公众对转基因作物的质疑和争论,实质上反映了人类社会对现代农业生物科技的认知正在走入困境,主要表现在:公众知识结构的缺损、政府权宜宣传的干扰、媒体与公众的非理性互动等。走出这种认知困境,有赖于科学家的积极参与以及对科技与社会互动规律的整体反思。     

论巨型工程的意识形态功能及其实现——基于符号学的分析

人类建造的巨型工程不仅具有其具体的功能即符号学意义上的"能指",而且因其巨大的精神象征意义而具有符号学意义上的"所指",是能指与所指的统一。因此,巨型工程不仅仅是一种造物活动,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实践。传统对于意识形态和工程的割裂,不是将意识形态单纯地理解为理论说教,就是将工程理解为毫无价值意蕴的造物活动。唯有从符号学"能指"与"所指"统一的视角,才能真正理解巨型工程之具体功能与抽象意识形态的统一;也唯有符合公众利益的巨型工程,才能使公众从内心深处认同国家与政府,从而实现工程意识形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