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科技政策决策组织系统权力配置研究

政策决策组织系统内的权力配置是影响决策系统运行绩效的关键因素之一,决策组织结构是决策权力配置的外显形式。以1951年以来中国国家科技事务最高专设领导机构为对象,比较分析支持其运行的政策决策组织系统结构变化,发现为化解国家科技政策决策组织系统合理性与可执行性之间的冲突,权力配置在广义型集权与狭义型集权之间多次调整,但问题却难以解决。中国科技政策决策组织系统存在协调途径单一缺陷,结合中国政策决策实践经验提出进一步发挥预算在科技政策决策中的作用、改变科技政策方案拟定者依靠代理人间接参与政策方案选择活动的方式转为直接参与、深化科学家在政策方案拟定活动中的参与度等建议。     

科学与政治互动下的科学家多元角色——以20世纪美国核政策制定中的科学家为对象

20世纪的科学家在美国的核武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度作为代表参加政治谈判。美国的核科学家们通过这一过程被纳入到政治范畴。在政治斗争中,他们也会利用自身的专门知识占据优势地位。这些科学家影响了国家政策的制定,反过来,政治决策活动也深刻地影响了科学家的职业发展。冷战后,美国科学家参与到核电发展之中,经济因素与核安全文化因素直接影响核电公司的运行与技术操作,进而影响到核电科学家的职业行为。科学家表现出追求功利以及社会责任与道德认识多元化等倾向。科学家的社会角色的多元性日趋明显。     

中国转基因作物决策30年:历史回顾与科学家角色扮演

本文着眼于1986年以来我国转基因发展现状和科学家在转基因决策中的角色变化,将我国转基因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并从转基因风险不确定性程度、价值共识程度和转基因安全评价与决策等角度论述了各阶段转基因决策议题的特征,从科学家与高层决策者、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的互动等角度论述科学家在决策中的角色。研究显示,在转基因决策中,伴随着转基因风险认知的不断深化、社会价值共识程度的不断提高、决策主体的不断多元化,科学家的角色定位逐步明确。     

政府决策中科学家的学术不端及治理对策

科学家参与政府决策已经成为现代政府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科学家在政府决策中的参与度逐步提高,在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参与政府决策过程中,科学家的学术不端行为频繁发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决策的科学性。应通过健全科研诚信机制、完善科学咨询制度、引入公众参与、重构以责任为核心的科学"理想主义"等措施,提高科学家参与政府决策的有序性和规范性,才能真正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与合理化。     

科技政治契约张力论--戈斯顿委托者-代理者理论模型分析

美国学者D.H.戈斯顿近来建立了科技与政治之间一种新的委托者-代理者理论模型.戈斯顿认为:委托代理契约关系是政治与科学间的基本关系;研究活动是依赖求实和效益而进行的;二战后的社会与科学的契约中假定,求实与效益是自由的科学的自动产品,它经受住了忠诚、财金责任及科学家技术目标的诉求;直到20世纪80年代,各种科学不端行为和跌落的经济绩效打破了政治与科学间的这种信赖,契约张力失调;为重构这种信赖和解决委托代理中的问题,科学家与非科学家须在新的边界组织中携手合作;灵活的体制设计可创建政治与科学间稳定的伙伴关系,协调科技政治间的契约张力.本文对戈斯顿委托者-代理者理论模型中的角色定位、求实和效益、边界组织等基本问题进行了阐述,并认为其中孕育着科技政治之间契约张力有机互动的思想.     

"看不见的手"与科学的繁荣

“看不见的手”在科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科学家个人的自利行为可以增进科学共同体的利益。要发挥“看不见的手”的神奇作用,制度的设计与安排不可或缺。唯有科学制度有效地发挥作用,科学家个人的自我目标与科学的制度目标融为一体,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和谐一致,科学才会获得真正的成功与繁荣。     

科学家社会责任感面临的新挑战及其重建途径

高科技时代社会对科学家的社会角色期望在不断提升,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面临着新的挑战:科学自主性受到的威胁、学术自由的失范、科学精神的丧失都严重影响着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因此,必须重构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增强对科学家的科学人文主义教育、提倡科学家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发挥国际科学家组织的积极作用、道德约束与法律监督的相互整合是重建科学家社会责任感的有效途径。这些途径会引导科学家明确自己的社会角色规范,更好地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全球变暖是如何被否认的?

公然否认全球变暖的特朗普政府明显拒绝客观事实和证据支持的科学。科学在政府决策中扮演的角色逐渐被消解和抹杀引发了众多科学家的不满,科学与政治的关系空前紧张。在情感信仰高过客观事实的非理性社会背景下,以否认全球变暖为主的伪科学主要通过以下四种策略建构自身:(1)以社会资本代替科学资本;(2)利用不确定性编造争议;(3)有意挑选证据,妄称科学革命;(4)利用媒体和网络,声称认知民主。厘清全球变暖否定论的社会建构过程有助于我们认知伪科学背后复杂的政治、经济利益关系,也为我们更有针对性地捍卫科学权威提供了方向和路径。     

作为公民的科学家——奥特弗利德·赫费的“公民科学家”理论探析

奥特弗利德.赫费从政治-社会的角度对科学家所扮演的公民角色进行分析,将其进行三个层面的分析并指出各自的特征:作为经济公民的科学家:劳动、经济形态、社会正义性;作为国家公民的科学家:社会参与的扩大、多层次的协商、荣誉;作为世界公民的科学家:文化的共存、价值的兼容、世界性的援助。通过分析可以展示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定位和道德维度,也可看出科学对于当代文化问题所开出的策略。     

代际冲突与认知差异——1951-1952年任鸿隽、竺可桢相关中国科学社信函疏证

新发现的1951-1952年任鸿隽、竺可桢相关中国科学社往来信函六通,聚焦于《科学》停刊、中国科学社改组两个问题。信函内容不仅解决了末期中国科学社的一些谜团,更反映了国家科学政策探索时期科学家之间的复杂面相:《科学》停刊的矛盾背后是民国时期科学家代际冲突在新形势的新表现;任鸿隽、竺可桢对《科学》停刊特别是中国科学社改组的不同意见是他们在新政权的不同社会角色对国家科学政策认知差异的体现。代际冲突中年轻一代的胜利与竺可桢对新政策的更准确认知,代表了当时的主流方向;中国科学社又苟延残喘八九年的历史事实,显现了当时全面统一政策下,社会需要民间力量也提供了民间力量生存的缝隙。     

科技决策相关公共知识生产模式的演变

作为科学、经济和政治三个公共场域交互作用的产物,科技决策相关知识应当是一种"公共知识",兼具科学合理性、经济公有性和政治合法性等三重公共性。为化解科学不确定性和知识经济化引发的公共知识的公共性危机,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知识生产模式经历了从传统"科学家真理代言人模式"到"专家与技术官僚共谋模式",再到"公众参与模式"的演变。我国科技决策相关公共知识生产模式经历了不同的演化轨迹,当前"官僚主导-专家论证"的生产模式已陷入公共性危机,应同时提升专家理性和扩大公民参与。     

为科普理论奠基——《科普理论要义——从科技哲学的角度看》读后

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越来越居于现代社会系统的核心部分,并已成为人们集中关注的关键问题。我国公民科学素质与发达国家存在的巨大差距,严重影响科教兴国远大目标的实现以及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进程。公众对科学技术知识生产及其社会功能的认识和理解,既包含着公众与科学家的互动,也包含着公众与政策决策者之间的互动。《科普理论要义——从科技哲学的角度看》一书,对我国当代科学普及的内容、特点、社会功能以及发展趋势等一系列理论问题,作出了具有创新性的探讨。     

谁是公众,如何参与,何为共识?——反思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及其面临的挑战

在科学传播领域,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因为符合民主政治的诉求而得到了极大发展。但该模型仍然面临诸多困难,包括如何确定公众代表,怎样实现公众真正参与科学进程,如何调和公众参与科学所体现的平等诉求与科学精英对科技知识的天然垄断之间的矛盾等。面对挑战,公共政策研究者在代表选择、观点均衡、议程设置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公众参与环境与科技决策的方案;部分科学传播学者则跳出公众参与科学局限于民主政治层面,将该模型拓展到科学教育与公众参与科研等领域。尽管有种种挑战,但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在中国仍然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科学传播中科学家缺席的原因探析——以"蕉癌"事件为例

在科学传播中由于科学家话语的缺失和科学家的缺席而导致科学传播发生延迟性、误导性和可信度的降低.文章结合"蕉癌"事件,对科学家在科学传播中缺席的原因进行分析和探讨,继而提出构建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若干可行性思路,以适应当代科学传播发展的需要.     

专家与公众之间:“后常规科学”决策模式的转变

在常规科学"解难题"的实践中,公众因专业知识的规范性承诺和前提性预设而被有效地排除在科学共同体之外,"技治主义"的内部决策模式也因此而占据科学决策的主导地位。然而,当科学进入"后常规"时代,伴随着"不确定性"和"决策风险"的日益增长,"常规科学"的解题策略已不足以应对社会情境中的科学政策争端。作为对"棘手问题"的一种回应,"后常规科学"兴起了。"扩大的同行共同体"和"扩大的事实"的新范式要求科学决策应该重新开放认知承诺,在开放的、多元参与的情境中实现公众智慧与专家知识的共同磋商。这是专业知识民主化的过程,也是风险评估与科学治理的新典范。     

责任自由:国家目标和研究自由的统一

自由是实现科学创新的基本条件，是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的一项基本权利，因而是科学家行使其角色的前提。随着科学家在社会中角色的改变，科学家个人自由有着不同的内涵；基础研究中引入国家目标，责任自由将实现国家目标和研究自由的统一。     

边界组织：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IPCC

IPCC的主要职能是评估已有的科学知识，以为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提供权威的、可靠的科学证据。已有的研究文献中，学者多用认知共同体理论解释IPCC的政策影响，但做出的解释存在两个不足。借鉴边界组织理论，发现IPCC接受科学界和政策界的双重委托，能够有效地管理科学和政治间的不稳定边界。IPCC的职能是：第一，实现科学与政治的隔离，确保科学生产的稳定环境；第二，促进科学与政治的协调，生产可用的、可信的政策知识，特别是其不断完善处置不确定性问题的方法、工具，促进科学家和决策者之间的沟通，以完成知识整合。因此，边界组织理论为研究国际社会中科学和政治之间的交错复杂关系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     

科技决策视阈下的公众参与——“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协同分析

精英主义下的民主参与强调的是由公众代表人的集体意志表达出的标准科学图景的镜像,而参与式民主的公众参与是从社会视角对争议性议题分析而表征出的常识,两者的分歧在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过程中形成诸多困境。早期的代议制政府主张的精英主义限制了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平等权利;科学划界在科学知识与替代性知识之间形成的界线,引起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分歧;公众参与在实现政治合法化之后,却引起了公众参与科技决策范围界定的问题。通过分析"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分歧的渊源,认为基于自由主义的认知分工,遵循"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功能导向的差异性,依据"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知识规范体系的协同分析模式,建构多元利益攸关群体之间的良序的互动机制,能够增强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有效性以及政治决策的合法性。     

科学家形象研究:现状与问题

科学家形象影响着公众对科学家社会贡献的准确把握,同时也关系到公众理解科学、参与科学。科技工作者的不良形象,可能使得许多青少年拒绝选择科学技术职业作为其未来的就业方向,从而削弱科学技术的发展潜力。科学家形象的研究已引起国内外学者、政府和科技界的重视,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和多种不同的观点,但缺乏系统的分析和整理。本文对科学家形象研究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可以厘清科学家形象的概念和内涵,评价不同研究方法的优点和局限性,从整体上把握科学家形象研究的现状、问题。     

科学家职业演变与科普责任

科学家职业的生成和演进表征着科学建制化水平的高低,科学家科普责任的增强促进着科学建制化和科学家职业化.本文把科学建制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逐一探讨了科学家职业的形成和演变以及与之相应的科学家科普责任的产生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