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新诗"发生的故事 ——《"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的叙述特点

姜涛的《“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突破了文学史研究原有的“范式”，绕开了从观念到观念、从文本到文本的叙述模式，不仅显示出文学史写作观念上的变化，也体现了文学史叙述策略上的探索，从而体现了“开放问题”的研究格局。     

文学史写作与文学史观的互动共生

在时间的流光中，文学史的影子越拉越长，文学史观念在变，文学史叙述随之而变；从进化论到革命论到启蒙论再到现代性，文学史观一直在非此即彼、解构建构的二元思维中腾挪闪跃，文学史面孔如同川剧中的变脸，变化万端，抽取、扭曲、遮蔽现象在所难免。当下，经历过一段时期的疯狂生长之后，文学史写作步入到一个常态的缓慢生长期。摒弃过去的同一性知识结构，在多元的差异化言说中，文学史叙述不断开辟新的话语范式，与创作形成良性互动。     

文学史实的概念分析与文学史的范式反思

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把文学史实当作自明的、毋须验证的基础来对待．文学史料学和文学编年强化了这一观念。文学史实这个概念本身也使研究者认为文学史实是历史中存在的事实的集合。为了指出这种观念的根本局限．必须引入范式以转换视角。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是在20世纪早期的文学史书写中形成了稳定的范式,文学史实也是此时锻造出来的概念,它恰好不是真的事实,而是在范式形成过程中塑造出来的理论观念。指出这一点,是为了引发对既有文学史范式的反思和重构。     

"文学事件":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的另一种聚焦方式

"文学事件"在"演绎式"或"求证式"的文学史叙述模式中,常常要为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而辩护,或者为文学史上的路线之争而出场;在这个语境中,文学事件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文学史意义.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史著作出于对这种叙述模式的反动,而有意淡化文学事件,但这同样会有损文学史的真实性和深度模式的建立.还原文学事件在文学史叙述中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还原历史本身.我们不但需要真实的文学史,也需要真实的"文学事件史",以此来重构文学史本来就具有的丰富和生动.     

论开展“民国文学史”研究的迫切性

中华民国文学史（简称＂民国文学史＂,后同）被粗暴超越或不应遗忘半个多世纪了,文章作者从文学与政治关系、现有的文学史分期法失误、学术自由、中华民国史体系建树等方位予以分析,呼吁开展＂民国文学史＂研究,以弥补国内外此一领域的空白。     

文献史料：“为何”以及“如何”进入当代文学史

学界以往对文献史料之于当代文学研究意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固于对当代文学史研究作为断代史和专门史的属性有所忽略．对当代文学史叙述的任务和目标比较模糊．以及对当代文学的特赇性缺乏足够的自觉。在文献史料的运用上，既有囿于研究者的史学意识和史料视野，大量新发掘的文献史料没有进入文学史，导致一些流行的偏见仍是文学史上难以撼动的“钉子户”；也有在写作上未能将文献史料与作家的文学行为分析、优美作品的深度阐释、文学史价值的重构与发现有机地加以融合的问题。以作家的“文学行为实存分析”为中心,结合政治、制度、文化的考察．融合事件、思潮、作家、作品．叙述出文体演化史、思潮流变史、审美风尚史以及作家作品史齐头并进、杂糅无间的当代文学发生发展的生动和流动的景象,应是文学史叙述追求的一种新的境界。     

现代文学史上独特的这一个--试论苏青创作的意义

苏青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很有独特个性的作家，但由于她的作品疏离政治，未能反映时代的最强音，并且采用了女性叙述视角，所以为许多文学史家有意地遗漏。为了还文学史以历史的真实，本文从分析其性格入手，就新旧雅俗的有机结合及自觉、独特、深刘的女性意识两个方面探讨苏青的创作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破"与"立"的书写 ——论张毕来《新文学史纲》的新诗叙述方式

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是建国初期较为重要的以现代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文学史著作,与王瑶、丁易和刘绶松的文学史著作共同奠定了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基础。在新诗叙述上,《新文学史纲》呈现出独特的书写形态。张毕来在认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前提下论述新诗发展的格局和新诗阵营的分化,以政治的标准评判诗人诗作,将资产阶级诗人作为批判的靶子列入文学史的叙述之中,同时把郭沫若的文学史形象提高到新的高度,肯定了他的浪漫主义本质,有"破"有"立"地塑造了评价不一的文学史诗人形象,表现出"诗"从"论"出的新诗叙述形态。     

基于支持向量机的多类分类算法研究

笛福发展了"荒岛文学"的传统,创作了《鲁宾逊漂流记》。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运用了现实主义手法和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对文章进行细致的描写。这部作品被认为是英国文学史以及世界文学史上不朽的名著。     

批评·权力·方法——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三个纬度

"批评"、"权力"、"方法"这几个层面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范式之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骨架:批评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和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权力从外部影响和制约了文学史的书写;方法是文学史研究和书写的具体手段。     

以所主文学观析论“童心说”与“性灵说”

李贽"童心说"与袁宏道"性灵说",放于文论而言,都具有相应文学观,因为两种学说具有承续关系,不仅存在相似观点,同样也存在同中有异之深层不同处。对于文学发展观、文学创作观、文学审美观及俗文学评价,两者都存在相似之处,但又因人生观不同为根本因素,加之其余因素,故而也存在阐述详略、关注点、创作形式等方面的不同之处。对二者所主文学观加以比较分析,亦可以有助于更好理解"童心说"与"性灵说"之全面深层内涵。     

“图像转向”视域下的语图转化关系探究简

图像化时代,语言符号与图像符号间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转化过程,图文关系进入“合体”阶段,具体表现为语言符号的图像化和图像符号的语言化.语言图像化,即在“图像转向”后,语言符号受到图像的冲击,主动吸收图像符号的特征以此来延伸自身的图像性.图像语言化,则是图像符号为了弥补自身的纯视觉性缺陷以及防止图像泛化的发生,主动与语言进行融合,以此来扩展自身的叙事性与语言性.语图间的这种动态转化关系不仅缓和了图像的霸权趋势,也使得语图关系的发展更为长远.     

古代文论中的“虚实”方法及其当代意义

＂虚实＂作为古代文学艺术创作的基本方法,被广泛运用于诗文、小说、戏剧及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的创作中。对于文学而言,这一方法涉及到创作中的题材处理、情节结构的安排、人物的描写塑造及意境的创造等。＂虚实＂方法的运用也关系到作品的审美特征和艺术价值。在今天的各体文学创作中,＂虚实＂仍是不可缺少的表现方法。对此方法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文学创作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当代文艺理论的深化、提高和完善。     

文化研究范式中的济慈诗学

在英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济慈以其雄奇而瑰丽的诗歌享誉文坛.随着语言分析运动的深入以及文化研究的崛起,无论在历史背景、学理线索,抑或社会影响、文化传承等多方面济慈诗学得到了更精致、更系统的诠释,其文化研究范式中的济慈诗学对于把握诗学与美学原则具有时代性启示意义.     

政论与文艺的解释学实践——冯雪峰文学批评研究

以文艺政策为参照,以自身文艺领导干部的合法优势来确立文学批评标准和内容的规范,这是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的冯雪峰之文学批评“政论”特色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冯雪峰在典型、现实主义、艺术真实等问题上都有着一个艺术家所具有的艺术感受和认识。故其文学批评呈现出“政论与文艺”兼具的特色。     

试论上古时期的文学诠释思想

自从殷商时期,我国就有了文字记载,并逐步出现了文学作品,伴随着文学作品的产生,中国古代对文学的诠释进行了许多探讨,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庄子的"言意观"及《周易》中的"立象尽意"等思想,对我们的文学接受与文学研究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从《诗经》与铜器铭文看中国文学批评思想的萌芽

从传世文献《诗经》与出土的铜器铭文可以发现，中国文学批评思想实际滥觞于西周初期的周王室。在西周初期的文化及文学实践活动中，周王室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与范畴，并对周初之后的先秦文学批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关键词——影响与接受

在比较文学的视野中，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关键词——“影响”与“接受”原则上是一回事。但在“关系”数轴运行指向上，前者往往呈现出被动的意味多一些；而后者则与之相悖。外来性和隐含性是前者凸显表征；后者往往是一种理性“拿来”或全盘“移植”。健康化的国际间文学（文化）交往模式不仅仅是互动的，而且也应当是平等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弱势文学（文化）礼遇“影响”与“接受”之“恩赐”的频率要胜过强势文学（文化）。     

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通过梳理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的三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后-70年代 、80-90年代、新世纪以来,厘清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在每个时期的特点及前后之间的联系。指出随着时代变化,研究话语由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向多民族文论发展,研究的方法与视角也由单一的文学理论向文化学、诗学、比较文学推进,并且整合社会学、宗教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知识,使少数民族古代文论成为一门跨学科、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的研究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