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具有绿色创新效应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伴随着数字中国建设和绿色发展战略的持续推进，企业数字化能否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引发了学术界和实践界的广泛关注。基于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具体影响效应和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分维度检验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以及数字技术应用等均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且在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影响机制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的绿色技术创新促进效应主要是通过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缓解融资约束以及加大研发投入等方式实现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国有企业、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企业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果为数字化时代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为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提供了经验启示。     

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和私企就业机会——基于中介和门槛效应的实证检验

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赋权并测度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私企就业机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正向促进私企就业机会，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推动私企就业机会发展的传导路径，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对私企就业机会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对私企就业机会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存在以技术创新为门槛变量的双门槛效应，技术创新水平过低显著阻碍了数字经济对私企就业机会的促进作用，而随着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关系有所改善。     

数字化、碳减排成本与城市低碳高质量发展

利用2011—2020年上市公司和地级市匹配数据,探讨了数字化影响碳减排成本的机制、效果及其带来的城市低碳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结果表明,数字化通过碳减排成本对城市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特征。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对碳减排成本的影响,因能源需求结构、要素技术效率、绿色技术创新的共同作用而具有非线性。数字化初期,能源需求激增、要素技术效率下降抵消了绿色技术创新的正效应,碳减排成本上升;数字化中后期,随着能源需求结构优化、要素技术效率提升,碳减排成本下降。异质性分析显示,相较于国有和高能耗企业,非国有企业、低耗能企业数字化转型较早降低了碳减排成本,提高了城市低碳全要素生产率;资源依赖度低、经济发达、规模较大、数字化与绿色技术创新耦合协调度较高的城市,数字化对碳减排成本的抑制作用更强,城市低碳全要素生产率也因此得到大幅提升。     

城市数字化测量与数字城市研究

本文基于笔者多年从事数字化测量的相关工作经验,城市数字化测量对数字城市的影响为研究对象,分析认为城市测绘是实现数字城市的手段和基础,本文论证了二者之间的依存关系,重点讨论了数字城市的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数字城市的发展机遇和面临的挑战,从宏观上为城市测绘的发展指出了方向,相信对制定宏观决策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数字金融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绿色技术创新中介和传统金融调节视角

基于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数据，构建动态GMM面板模型，分析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探讨绿色技术创新在数字金融不同维度影响碳排放强度中的传导作用，并分析传统金融对数字金融各维度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分别呈U形和倒U形关系。各省（区、市）的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整体水平均未跨过拐点，处于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阶段；而各省（区、市）的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均已跨过拐点，处于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阶段；数字化程度提升则对碳排放强度具有线性抑制作用。(2)绿色技术创新在数字金融不同维度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绿色技术创新在覆盖广度与碳排放强度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最强，而在数字化程度、使用深度与碳排放强度关系中的中介效应依次递减。(3)传统金融正向调节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倒U形关系，而对覆盖广度、数字化程度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当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覆盖广度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U形曲线更加平缓，拐点向右移动而延迟到达；使用深度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倒U形...     

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新时期，数字经济已成为促进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对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和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研究假设，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及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正向促进我国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且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加快技术创新来推进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虽然直接效应在各地区均显著为正，但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对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明显大于东部和西部地区。     

中国数字城市的发展阶段与趋势

数字城市就是以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平台，开发、整合、利用各类信息资源，实现城市的经济、社会、生态各个运作层面的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数字城市不是一个纯技术、纯工程的概念，而是一个集技术、管理、人文、经济一体的范畴。因此，数字城市建设不是高新技术产品和信息基础设施的简单堆积．而是信息化发展模式在城市运转中全方位的渗透与融和．是实现城市信息化的彻底革命。     

因势而谋：数字时代下服务型制造企业技术创新的条件组态研究

技术创新对于服务型制造企业获取和保持长期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服务型制造企业提高技术创新水平的内在机制尚不明晰。因此，基于资源基础理论视角，结合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利用35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样本的数据进行研究，从组态视角分析引致服务型制造企业实现高技术创新水平的条件组态。研究发现：冗余资源、资产性质、数字化能力、创新能力和服务能力等均不是引致高技术创新水平的必要条件；存在5种引致服务型制造企业实现高技术创新水平的条件组态，具体可以归纳为轻资产企业高技术创新水平的实现组态（创新驱动型和服务主导型）、重资产企业高技术创新水平的实现组态（数字创新型和路径依赖型）和中等轻重资产企业高技术创新水平的实现组态（数字化服务型）3种模式；企业数字化能力的建设要结合数字化与已有业务之间的关系来判定，当二者为平行关系时，企业不应盲目投资数字化，以免造成业务的紊乱。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实证检验了财产性资源（冗余资源、资产性质）与知识性资源（数字化能力、创新能力和服务能力）促进服务型制造企业技术创新的协奏机制；此外，解析了服务型制造企业创造价值的内在机制，并且就数字化对服务型制造企业...     

国家高新区技术创新是否驱动了地方数字经济发展?——基于创新扩散机制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2—202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火炬统计年鉴》、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等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国家高新区的技术创新对其所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检验了高新区技术创新扩散的具体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家高新区的技术创新与本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而这种积极效果的产生机理,包括促进地方数字经济产品创新和提升企业利用数字技术水平。但机制检验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国家高新区对数字技术应用规模的显著促进作用仅限于高新区内部,对外部企业利用数字技术的影响甚微,这意味着国家高新区对地方数字经济市场需求的拉动力比较有限。     

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在新发展格局下，科学构建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结合数字经济基本特征，构建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化应用程度、数字化创新水平3个一级指标以及15个二级指标的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16—2020年的相关数据，利用熵权法对各指标体系进行测算，评价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同时构建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向固定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发现投资、政府调控、交通基础设施、教育水平4个指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影响。文章从产业数字化、研发投入、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三方面提出建议，以降低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的消极影响，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创新模式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越来越多的创新活动受到数字技术等因素的影响，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通过与传统生产要素的结合，促进创新活动的产生和发展。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创新模式：在企业组织方式的创新方面，产生了平台化运作的数字平台；在商业模式的创新方面，产生了新零售、直播电商、共享经济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等新模式；在金融领域的创新方面，出现了移动支付、金融科技、数字货币等新的金融工具。这些创新模式大大的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为了使数字经济更好的促进创新活动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探索数字平台企业监管模式，保持数字平台企业的创新活力；扩大数字基础设施的应用广度和深度，保证创新活动的均衡发展；保护数字经济相关的知识产权和信息安全，维护创新发展的良好生态。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大数据上市公司创新效率研究

研究基于集中两阶段DEA模型对我国87家大数据上市公司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并对2015—202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Malmquist指数动态分析，再引入Xttobit和Tobit模型对数字化转型和企业创新效率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大数据上市公司整体创新效率相对较低且逐年下降，区域间差异明显；技术研发阶段创新效率明显低于成果转化阶段；大数据上市公司资源冗余情况加剧，技术创新前沿面基本稳定但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低于前沿面的距离增加；数字化转型显著负影响企业创新效率。     

数字化水平、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加快数字化发展对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利用2013—2019年中国省级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分析数字化水平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并考察了数字化水平和金融发展的交互效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我国不同经济地带数字化水平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水平对区域的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数字化水平和金融发展的交互效应表明这一促进作用会由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得到增强。另外,数字化水平对技术创新在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促进效果存在差异。在此结论的基础上,对于如何有效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提出建议：要重点加强区域数字化建设,推动数字化经济和金融业同步发展,同时要注重区域间数字化水平的协调发展。     

绿色智慧城市的设计

城市系统要素及其框架 城市是在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形成并获得发展的。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对城市的影响和主导作用不断增强，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城市的规划和设计。尽管由于地理环境、历史等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每个城市的设计有所不同，但有一些构成城市的基本因素是所有城市的设计和发展必须关注的，包括自然环境、市民、自然基础设施、社会基础设施、政府、企业、社区和其它组织，他们共同构成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经济增长

数字经济能够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基于我国2011—2019年各省份面板数据，并利用面板阈值模型研究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对地区绿色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U型特征，当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不仅能够促进绿色经济增长，还促使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数字经济和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因此，为了促进绿色经济增长，需要进一步激发绿色技术创新活力，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并促进区域合作。     

数字经济、产业协同集聚与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

发展数字经济是新时代的战略选择，高新技术产业作为重大突破性技术的主要创新载体，其核心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明确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驱动创新的内在机制，才能有效利用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创新，引领未来经济高质量。本研究以2011~2021年度中国34个省份中的30个省份的数据为基础，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多维度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产业协同集聚的中介效应促进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促进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的驱动效应相比中部和西部更大；数字经济的创新效应存在非线性关系。     

重庆娄字城市的构想

提出了重庆数字城市的构想，对重庆数字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应用体系分别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同时阐明了建设重庆数字城市的重大科学意义和社会意义。     

社会资本存量、企业异质性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市场化中介效应下基于“长三角”面板数据的实证

从“替代效应”和“外溢效应”角度分析了社会资本存量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基准影响机制，并基于金融摩擦理论和行政垄断理论探讨了企业异质性下的影响差异，同时多角度分析了市场化的中介效应。而后基于2014—2021年的“长三角”面板数据，构建带有交乘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社会资本存量对不同性质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以及市场化中介效应。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存量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市场化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社会资本存量对非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的正向影响显著高于国有企业；市场化中介效应在社会资本存量影响非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过程中的正向调节作用更明显。     

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财务杠杆路径

为探究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的创新驱动效应及其影响机制,基于2012—2021年新三板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机制检验结果证实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提高企业财务杠杆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财务杠杆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具有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靶向效应,创新驱动效应对于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表现更显著。     

我国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模型

基于2013—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测算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运用多种计量模型，探讨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存在结构性差异；(2)不同类型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效果不同，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升突破性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是数字经济无法通过提升渐进性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3)分地区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中部最大，东部次之，西部最小.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提出若干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