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个人因素对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

肯定领导者个人因素在一个相对短暂的历史进程（包括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的历史进程）中，可起关键作用或决定作用，这并不违 背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特别是当时中苏两国的政治体制均处在高度集权的背景下，个人意志和决策也很容易强加到党和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之上，导致和决定中苏关系恶化的领袖个人因素。主要体现在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国际国内利益上的冲突和背离以及两个政治品质和性格上的相同与相异。     

论意识形态分歧与中苏关系之恶化

国家利益冲突，意识形态分歧对中苏关系恶化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中国领导人实际上并不真正看重意识形态问题，而苏联领导人在这方面的意识更淡漠。中苏两党及其领导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相互曾多次作出妥协和让步，尽力维护团结，减少分歧。如果没有其他更关键的因素，意识形态分歧不可能将中苏关系引向绝境。     

比较毛泽东两访莫斯科看中苏关系的变化

毛泽东一生只出国访问过两次前苏联，第一次访问虽然由于各方面原因处于被动状态，但通过访问，两国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从而为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机遇，第二次访问时虽然毛泽东受到很高规格的接待，中国也由于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拥有崇高威望而处于平等甚至相对主动状况，但访问后中苏关系却开始渐行渐远，最终走向严重对立。毛泽东的两次访问成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史上的两个转折点。     

试论国家关系中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作用--以中苏关系为例

本试以中苏关系为例，说明在长时段的国家关系中，国家利益起到了根本性作用，意识形态尤其是在冷战时期起着复杂的作用，然而，在短时段的国家关系中，“历史的合力”则是具体地决定了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其中孰是首位的因素，尚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浅析第二次“台海危机”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第二次＂台海危机＂是毛泽东应对错综复杂国际局势的战略反应,也是其将新的外交理论付诸实施的重大行动。由于毛泽东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和＂不断革命＂外交理论以及由此越来越明显的中国外交的＂激进＂色彩,使得中国同苏联外交政策的分歧不断加大。第二次＂台海危机＂使得苏联陷入两难境地,不仅在中苏同盟关系上投下阴影,还加深了中苏在台湾和沿海岛屿问题上的矛盾与分歧,同时也促使赫鲁晓夫决定停止向中国提供核武器和核技术。第二次＂台海危机＂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它对中苏关系的走向影响至深。     

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之嬗变

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是邓小平关于国家总体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是在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二者所依据的内外安全形势不同.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是对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的继承与进一步发展.     

从DARPA看新时代国家安全科技支撑体系的完善

 美国DARPA着眼"避免外来技术突袭,谋求对敌技术突袭",持续推动重大新兴前沿科技创新,在其国家安全体系中发挥着"科技尖兵"的特殊角色。在新一轮科技革命酝酿发展背景下,科学技术尤其是颠覆性技术发展对国家安全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适应科技对国家安全作用机理的深刻变化,必须切实加强重大科技预警,主动谋划新兴科技发展,进一步完善国家安全的科技支撑体系,深入发挥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安全的双重驱动作用。     

从“棱镜门”事件看国家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

因斯诺登引发的美国"棱镜门"事件令国家机关收集个人信息的行为受到质疑,其性质可归结为国家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矛盾。技术的发展是国家收集个人信息的可行性条件,法律的规定则为国家收集个人信息提供制度保障。国家安全与个人权利之间既有激烈的矛盾冲突,也存在一致性。为了实现国家安全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平衡需要采取相关的措施,以防范国家机关在收集个人信息过程中出现侵犯个人权利的不法行为。     

论国家安全中的精神安全

国家精神是一个国家个人和社会意识、精神需求、精神生产与精神消费的总和，精神领域是国家安全的特殊客体。一个国家的精神领域是否安全，对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兴衰成败至关重要。国家精神安全既是宏观的，体现在国家大战略及其具体战略之中的精神状态与品质。国家精神安全也是非常具体的，取决于国家社会中每一个细胞、单元、领域的精神是否安全。维护国家精神需要全有赖于全社会的努力，共同构建国家精神安全体系。     

风险社会视阈下公共安全治理--基于政治领域视角

当前我国政治领域主要存在民主、腐败以及政府公信力问题的公共安全风险,要防范和化解这些风险就必须要采取针对性措施,即通过完善民主政治,惩治腐败,以及提升政府公信力等措施来化解政治领域威胁公共安全的各种因素,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从安全发展视角看煤老板的历史命运

煤老板是私营煤矿主的代名词,他们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特殊过程中出现,也起到过特殊的历史作用。由于造成安全事故,破坏生态环境,引起官煤勾结的腐败现象,在新一轮煤炭资源整合中,他们中的一部分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一部分将转变为煤矿企业的股东。针对为煤老板辩护、反对煤炭资源整合的论点,本文分析了煤老板产生的历史过程,从安全视角探讨了煤炭资源整合的必要性和煤老板退出历史舞台的历史必然性,指出规模过小、安全技术低下,是矿难频发的重要原因,只有通过资源整合重组,使煤矿企业做大做强,才能够从根本上遏制矿难,实现安全发展。     

从战争文学看俄罗斯民族性格

战争文学是以战争这一特殊题材为题材或背景的文学作品.作品中对战争生活的生动描写往往反映出文学家及人民对待战争的态度、观念、情感、心理等等.俄罗斯大量的战争文学作品反映了该民族的尚武性以及在战争这一残酷环境中英勇顽强和幽默乐观的民族性格.     

从社会保障视域审视扩大内需

投资需求对推动经济增长虽起积极作用,但消费需求才是经济稳定增长持久的推动力．我国社会保障现状是影响扩大内需最重要的原因。我国社会保障覆盖面窄且分层次、保障水平有限,一般家庭除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外,不过度消费,更不敢超前消费,更多的是选择储蓄,这就是长期以来投资需求不断增长、消费需求相对下降的症结所在,完善社会保障是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在世界经济放缓、外部需求收缩的情况下,我国要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在不断增加人们收入的同时,必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人们的后顾之忧,增强消费信心。扩大内需才有坚实的基础。     

从图腾崇拜探析俄汉民族的文化差异

图腾崇拜作为人类最早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具有较为丰富的文化内涵.通过比较俄汉民族的图腾象征“熊”和“龙”,不仅可以了解这两个民族的历史和风俗、民族的共同心理,而且还有利于探求蕴藏在图腾文化中的潜质和依存在图腾崇拜中的民族文化、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对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促进交往有着重要意义.     

从宗教文化看俄汉民族的语言差异

宗教虽然只是文化范畴中的一个方面,但它却是各民族文化发展的一块基石,是语言生成和发展的深层机制,它对人的思想和意识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与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有关.俄语就像东正教的十字架,结构稳定,不可随意变动,而汉语就如同我国宗教中的阴阳太极图,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富于变化.从俄汉两民族宗教的思维方式和认知角度看,俄汉两种语言各自遵循自己的思维方式,在字词选择、句子结构、语篇安排上各具特色.     

比较教育学视角下中越边境教育政策的比对及思考

在野外调查的基础上运用描述研究法和因素分析法,对中越两国的边境教育政策进行对比分析。通过比对发现,目前在教育政策的导向上,我国的边境教育政策存在较大的不足,许多优惠政策落后于越南。因此我国需要加大对边境教育政策的倾斜力度,合理的借鉴部分邻国的经验,从而更好地推动边境教育事业的发展。     

从伦理角度看科技异化和科技安全

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物化形式,科技带动了社会高速发展,却也日益成为超出人类所能控制的、甚至是支配、压抑、奴役和统治人与社会的异己力量,窒息了人们的创造精神。积极思考科技异化的原因,并寻求解决和抑制科技异化及确保科技安全的思路与方法,澄清人们对科技发展的困惑,有助于促使人们全面审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加速科学与人文的沟通,彰显科技内含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伦理价值;也有助于完善国家现代安全文化体系,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建设和谐社会的方针政策。     

从文化心理的视角浅谈语言翻译

本文从文化心理的视角,分析了英汉两种语言中同一事物或形象产生不同联想意义的四个主要原因,并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     

国家——社会视域中的传统民间伦理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不仅存在以正统教化伦理为代表的“大传统”。而且还存在以民间伦理为代表的“小传统”。后者作为植根于民间生活土壤中的民众不加矫饰的价值观念，更为真实地展示了民族伦理生活的生命律动。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格局中，民间伦理与正统教化伦理之间既矛盾对立叉相生相长。构成了传统社会伦理生活的真实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