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个性·文学--论周作人早期的文学观

周作人的文学观包含两部分一是以灵肉一元观为核心的自然人性论;一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道德理想.他认为"人的文学"就是灵肉一体,利己又利他的文学.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的个性主义已初露端倪.此时,他对文学的认识是建立在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基础上的,而人的问题乃是文学的核心问题,文学旨在通过艺术的方式,表现人的个性、人的价值、人的欲求.     

周作人散文言志论辨析

借助原始文献,运用实证方法辨析周作人散文言志论的意蕴和审美品格。周作人的"言志"不仅是言个人之志,更为重要的是借个人言志寄寓自己的文学、文化理想,主要是追求传统的审美品格和反对文学的功利色彩。因此周作人的"言志"是指自我的独善。当然,周作人的"言志"说已不同于五四时期健全的文学个性论,而是一种消极的个人主义文学观。     

从王国维到“京派”: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人文批评”流变略论

"人文批评"是现代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与"科学批评"相对的一种趋向,秉有重视文学的审美价值、强调文学的人性表现、自觉与中国传统文论和批评对接等特点。在外延上,现代中国文学中"人文批评"的流变呈现为,自王国维开始发生,周作人承接,由新月派(梁实秋、苏雪林等)继续发展,到京派(李健吾、沈从文、朱光潜等)深入并因国内政治形势变化而中止的一个过程。     

从"人"的文学到人的"文学"——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

“人的文学”是公认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两大中心理论之一,周作人是该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周作人从达尔文进化论出发,将“人”定义为“从动物中进化而来的”,人性等于“神性 兽性”;他的人道主义就是代表“神性”的博爱型人道主义与出于“兽性”的个人主义的结合,人道主义文学是“人”的文学”。由于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念并加以对尼采学说的扬弃,周作人坚持自由与宽容;随着他更多的返回传统和对古希腊、日本人对自然与美的热爱之情的向往,周作人倡导生活艺术化,其文学观也随之更突出人的“文学”。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是身兼启蒙者与文学家的周作人在特定时空里融合启蒙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学观。     

周作人与吴宓文学思想比较

对周作人与吴宓的文学思想进行了比较与分析,指出周作人的文学观以个人为本位,提倡“人的文学”;吴宓则更关注作为整体的人生。周作人一贯坚持“无用之用”的文学功利观,而吴宓的文学功利观以提倡道德为中心。周作人积极倡导“文学宽容观”,吴宓则站在新人文主义立场上持保守的文学观。周作人注重文学作品自身的审美艺术特征,吴宓主张文学的道德教化功用,但也表现出对形式美的推崇。     

新文学史写作实践与知识型构

中国文学史写作从借鉴模仿到学科自觉用了近半个世纪,期间,有西学东渐的移植,有从课堂讲义到学术专著的提升,亦有文学史观从多元到一元的整合。20世纪30年代,文学史书写迎来了一个短暂的辉煌期,文学史家辈出,文学史著述大量出版,朱自清、周作人、赵家璧、李何林、周扬等人的写作实践在为新文学史确立体例范型和时空架构的同时,也在进化论、阶级论、革命论的映照下,彰显出不同的成色。     

《酒人酒事》

周作人曾说,生活的乐趣就在于品不解渴的茶,吃不解饱的点心。也许饮酒也不是一定为了贪杯买醉,只是享受其中的一份悠然微醺而已。本书辑录了包括周作人、张中行、唐鲁孙、金受申、王蒙等58位现当代学     

人的发现——论周作人儿童本位

周作人倡导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发现了儿童作为生命主体的独特的心理世界和精神需求特征,强调了儿童文学中突出人的个性的"人间本位主义",与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可谓不谋而合,是他"人的发现"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土族文学史》的编撰研究

阐述了《土族文学史》的编写、分期及其文学观、文学史观等问题。《土族文学史》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土族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对土族各个不同时期的文学状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论述,特别是对土族民间文学的《格赛尔》以及史诗、神话、传说等民间文学经典作品进行了全面分析。体现出编者的整体文学观和文学史观,填补了土族文学历史研究中的空白。     

“翻译文化效应”研究视域下周作人文学翻译实践嬗变的文化解读

鸦片战争后,面对国难,大批有识之士进行了洋务运动、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等试图改变时局,但均遭失败。清末民初,一批受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清政府留学政策的支持下,纷纷远渡重洋或求学日本,学习西学来实现"文学救国"的梦想。周作人在留日早期和鲁迅合译了俄罗斯、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等国家文学作品,后来转向了日本文学和希腊神话作品的翻译。文章从"翻译文化效应"研究的视角,将周作人文化翻译实践置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分析周作人在文本选择、翻译策略和翻译思想等嬗变的社会文化动因。     

文化人类学对周作人译介古希腊文学的影响

作为"五四"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周作人深受当时西方方兴未艾的文化人类学的影响。文化人类学理论对周作人的人文思想和翻译活动,尤其是对古希腊文学的翻译发挥着深远的影响。他全景式地译介了希腊的神话、诗歌、戏剧,力图全面展示古希腊人的生活、思想、艺术、人生观、世界观,借以开启民众、教化大众。     

周作人与新潮社

五四时期,周作人是北大的教师,新潮社是以北大学生为主创办的新文化社团。周作人在写了《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等文章之后,成为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重要思想家,新潮社在思想上成了他的忠诚的追随者。周作人是新潮社的最后一批社员和最后一任主编。但是,在抗战胜利后,新潮社的主要缔造者傅斯年,却因周作人抗战中的附逆表现,毫不留情地与当年的老师划清了界线。周作人对新潮社的感情也就此断绝。     

周作人的风物书写与“人的文学”

周作人的文学思想以“人的文学”为核心,而他的风物书写,也与此紧密相连.周氏的风物书写,可从“人的图腾”、“世相的描述”以及“国民文化的书写”三个方面出发加以解读,其中前者是后两者的基础,而后两者则为前者的展开.在此基础上,周作人的风物书写具有文学与国民的双重意义,从中我们可以找到周作人的兴趣、气质以及与文学事功的契合点.     

《儿童杂事诗》的插图

《儿童杂事诗》的插图周作人在１９４７至１９４８年南京老虎桥狱中写了７２首专门描述儿童生活、故事的风俗诗──儿童杂事诗．１９５０年，周作人已从监狱出来，暂居上海．当时唐大郎在上海办《亦报》，他向周氏约稿．周作人便将这７２首诗交给（亦报》发表，暑名“东郭...     

周氏兄弟与《域外小说集》的译介合作

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期间从事过一系列的文学和翻译活动:从学太炎先生、筹办文艺刊物、译介外国文学。这些探索和实践为翻译《域外小说集》做了充分的准备。《域外小说集》的译介,不仅是兄弟二人分工合作的翻译成果,更重要的是作品选目和翻译方式突破了晚清的翻译规范,体现了周氏兄弟"文艺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理念。尽管在当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却在以后的一个多世纪广受学术界的关注。     

《独龙族文学简史》的编撰研究

李明金的《独龙族文学简史》简述了独龙族文学史的发展进程,记载了独龙族文学的起源及流传。从编写过程、编写原则、分期体例、内容取舍、文学史观、研究方法、文学特点以及编写中存在的不足等方面,对《独龙族文学简史》的编撰进行了总结与研究。     

论周作人的人本文学思想

研读周作人《人的文学》、《自己的园地》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可以看出他一贯坚持的自然人性、个体自由、艺术独立等人本文学思想。周作人把文学分为“人的”和“非人的”、“为艺术的”和“为人生的”、“即兴的”和“赋得的”，再通过比较、选择、整合，构建一种理想的合乎人性的文学样式。     

中庸主义、个人主义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的影响--以周作人及与鲁迅的比较为例

周作人在<谈龙集·上海气>中说"我终于是一个中庸主义的人."看来周作人对自己的了解是很深的.对于周作人的复杂人格,任何一种简单化的说明都是有害的,因此,以矛盾分析的办法以及与鲁迅进行人格对比的方法,论证鲁迅的人格是殉道的、苦行主义的,而周作人的人格则是中庸的、现世主义的,对于探讨周作人的人格的形成、发展以及内在矛盾,并以此关照中国现代社会条件之下知识分子的精神处境以及人格分裂问题,也许不无意义.     

周作人的人生观与文学价值观

作为新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作家,周作人的文学价值观发生了多次重大转变。这既决定于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风云变幻,也与他本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人生阶段上人生观的变化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因此,从人生观和文学价值观的互动关系出发,应该是厘清周作人文学思想发展演变过程的一个有效角度。     

《域外小说集》译介——读者期待视野的解读

鲁迅和其弟周作人译介的《域外小说集》在1909年出版时并没有引起读者广泛的关注,对于读者的缺失,周氏兄弟和业界各有说法。为此,从读者期待视野探讨《域外小说集》,对其翻译文本、文学形式、翻译方法和翻译语体4个方面进行解读,比较全面地阐述《域外小说集》读者接受失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