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

罪刑法定原则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条基本原则,为了更好地保障公民权益,我国在新刑法第三条明确规定了这一原则。我们认为应从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基础、基本内容及其现实化方面着手理解我国罪刑法定原则。     

“民意”能否成为判处死刑的依据——试从罪刑法定角度进行分析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理论及刑法实践中根本性的问题,已经被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刑法确定为基本原则,我国《刑法》中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并将其作为刑法的首要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生命,既有保障价值,又有保护价值。它既是立法机关制定刑法、司法机关适用刑法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是任何解释者必须遵循的原则。     

浅论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是在废除中世纪纠问式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项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它与“罪行法定原则”共同构成现代刑事法律制度的基础。《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刑事诉讼法确立这一基本原则,是时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大发展。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内核,体现了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精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并未真正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本文仅就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理论作简单论述。     

对刑法平等原则的思考

平等是我国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是我国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但刑法学界对于刑法平等是单纯的司法平等还是立法平等与司法平等的统一,争议颇大。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针对我国现行刑法中在实质平等制度设计上存在的缺陷,对刑法平等原则进行重新论证。     

浅论罪刑法定原则及其在我国刑法中的运用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在97刑法中予以确定，并在许多相关法律条中加以具体化。但在刑法的实践中，这一原则的贯彻仍然存在着一些限制，需要进一步加以修正和改进。     

对《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思考

刑法总则是指导分则的，刑法分则是刑法总则的具体化。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运用刑法分则条文时，必须符合刑法总则规定的一般原理和原则。目前刑法总则条款九十三条第二款有疏漏，其指导的分则条款却很完善。那么，根据罪行法定原则，建议将该条款中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修改为国有单位，就不会出现前后矛盾。     

罪刑法定原则之程序内容探析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中保障人权的基本内容之一,是现代刑法理论的一项基本原则,并已成为现代刑法文明化的标志之一。在传统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仅涉及到实体法的内容。但实际罪刑法定原则天然包含着程序价值,我国应借鉴英美及日本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赋予罪刑法定原则以程序内容,同时应将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上升到宪法层面,以匡正罪刑法定原则在法律体系中的应有地位以及其程序层面在该原则中的应有地位。     

罪刑法定原则视域下刑法修正案的时间效力

刑法修正案的时间效力问题关系到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及被告人的人权保障。修正案与原刑法典之间在时间效力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由于立法的疏漏,在现行刑法框架内,这种冲突难以得到解决。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行为时法主义与有利于被告人的精神,刑法修正案在时间效力上应采取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并据此对相关条文进行修改。     

关于刑法司法解释中存在的不足与完善

罪刑法定原则在防止封建司法擅断和保障人权方面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罪刑法定原则如要真正发挥作用，只有通过司法实践来实现这一理念上的目标与价值。刑法司法解释是一好的方式，它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但是，我国的刑法司法解释确有不尽人意之处，这必定在适用中影响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     

罪刑法定原则新论

现行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贯彻实施罪刑法定原则不仅仅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而且是一次深刻的刑法观念大变革,是刑法价值观念的重塑过程。笔者先阐述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渊源及其基本内涵,接着分析了其在我国的实践缺陷,最后提出了完善该原则的几点建议。     

罪刑法定原则新论

现行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贯彻实施罪刑法定原则不仅仅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而且是一次深刻的刑法观念大变革,是刑法价值观念的重塑过程。笔者先阐述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渊源及其基本内涵,接着分析了其在我国的实践缺陷,最后提出了完善该原则的几点建议。     

两种“类推”,一处闲愁——刑法上之“禁止类推”释惑

罪刑法定原则基于国民的可预测性及法的安全之见地要求禁止类推。然而,在刑事裁判中仍然存在"类推"的运用,那么这种"类推"的运用是否有悖于无罪推定下的"禁止类推"原则?本文从刑法学和逻辑学视角分析了两种类推,解惑化疑,力求使刑事裁判中类推思维的运用与罪行法定原则在法治层面予以契合。     

浅论社会危害性

犯罪本质是刑法学研究的核心内容,犯罪的本质特征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这是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但随着罪刑法定原则在新刑法中的立法化,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地位受到了质疑。本文从社会危害性与法益及刑事违法性的关系等方面阐释犯罪的本质特征还是社会危害性。     

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的规范内涵：属性、辨析与路径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的有关规定进行修改,引起一系列理论与实践争议。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删除了“依照《药品管理法》”认定假药、劣药的罪状表述,但这并不能否定该类药品犯罪的法定犯属性。妨害药品管理罪与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均是《刑法修正案(十一)》时代下的法定犯,二者既存在交叉竞合关系,又有各自的违法评价范围与评价重心,不可混淆。在药品认定标准与前置法脱钩的规范背景下,刑法上假药、劣药的认定虽仍以《药品管理法》第98条为形式参考,但更应当结合刑法的法益保护原则独立判断假药、劣药的实质范围。     

从罪刑法定看刑罚个别化

中国刑法典在立法时既考虑了刑罚个别化,规定了初犯、累犯、自首、立功、胁从犯等量刑情节,在司法时法官根据法律规定和行为人的具体情况裁量刑罚,在执行刑罚时执行机关根据刑法规定及罪犯的情况,可以予以减刑、假释。罪刑法定原则一定意义上是包含了刑罚个别化原则。     

论罪刑法定原则下犯罪的规范标准--兼析我国刑法第13条

我国刑法第13条关于犯罪概念的界定,采用了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规范标准,其中,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实质特征,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形式特征。在我国刑法推崇罪刑法定原则精神的前提下,以社会危害性作为犯罪的实质特征是不妥的,而应以刑事违法性作为犯罪的实质特征,并从“事实犯罪”、“法定犯罪”两种角度考察、界定犯罪的概念。     

论《物权法》中的物权法定原则

物权法定原则是《物权法》中最具特色的基本原则,在我国《物权法》制定过程中,关于该原则的存废一直是一个争议点。物权法定原则有制度优势和劣势,但瑕不掩瑜,它的确定对保障我国市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将发挥更大作用。首先应界定物权法定原则的内涵,其次分析物权法定原则的存废理由及坚持物权法定原则的原因,最后探讨物权法定原则在适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

分析和阐述了我国刑法制定的三条基本原则：罪型法定原则，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原则，即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罪刑相适应原则，即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大小相适应。     

关于日本刑法贿赂罪问题的研究

日本刑法一直是大陆法系国家刑法领域的一个重要代表,其在许多方面的规定都值得各国刑法的借鉴。日本刑法初订于明治四十年（1907年）,时至今日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关于贿赂罪的相关规定则是分则中变化最大、最为复杂的部分。当今在全世界范围内反腐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对日本刑法中的受贿罪进行深入系统研究,对于打击贿赂型的犯罪、完善我国的刑法典,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起初日本刑法规定的贿赂罪,仅包括刑法第197条的单纯受贿罪、加重受贿罪和第198条的行贿罪。     

罪刑法定视角下空白罪状的改进和发展

空白罪状作为刑法典中大规模适用的立法模式,在推进司法进步的同时也与罪刑法定原则产生了一系列冲突,体现为与法定性、明确性及禁止处罚不当罚行为的冲突,限制了其进一步的司法适用。鉴于此,空白罪状必须做出相应的改进,需要明确引用范围、增强确定性、建立补充规范与刑法条文配合时的协调机构以及以立法解释的方式来确立不同位阶法条冲突的适用规则,从而帮助刑法的不断完善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