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政策的再探讨

在讨论"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政策时,传统观点认为是蒋介石下令张学良实行"不抵抗",张学良替蒋介石承担了责任.目前也有为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翻案的言论,认为张学良才是"不抵抗"的真正责任者."不抵抗"的责任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某一个人,而是国民党政府长期推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结果.     

华北事变中的宋哲元——兼析这一时期的宋、蒋关系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将领宋哲元,在华北事变中对日妥协,是其苦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为保存实力而被迫采取的一项权宜之计。宋哲元具有民族气节。随着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变化,宋哲元对日态度渐趋强硬,终于再度走上民族抗日的战场。对宋哲元这一时期的功过是非,应予以公允的评价。     

试析英国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的心态和立场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英国政府一方面企图恢复英日同盟以保其在华的既得利益；一方面为维护自身“世界领袖”的形象而尽量使国联避免承担解决事变的责任。从这种阴暗的心态出发，英国在处理“九一八”事变时采取了“貌似中立，实则偏袒（日本）”的立场，还想方设法将解决事变的责任推向美国，并力劝中日两国“直接交涉”，甚至以“国际调查”为名，让事变的解决不了了之。英国只顾一己之利，漠视国际正义，不仅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危害了世界和平，结果自己也深受其害     

共产国际与1926年中共在“整理党务案”上的退让

1926年，中国共产党在“整理党务案”上向蒋介石的妥协退让，客观上为蒋介石叛变革命，把革命打入血泊中提供了条件，面对这一结果，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的代表应负主要的领导责任。因为，妥协符合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当时的对华政策，所以“整理党务案”的大多数内容都很容易地得到了共产国际和鲍罗廷的认可，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在共产国际代表错误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阶段状况，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力量，而对中共和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则估计不足。     

三十年代邹韬奋从事“唤起民众”的缘由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外敌入侵，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邹韬奋深感国民党不是挽救中国命运的力量中心。为了挽救民族危亡，邹韬奋积极从事“唤起民众”以抗敌救国。他认为，只有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共产党才是唤起民众进行抗敌救亡的领导集团。     

阎锡山策动晋西事变的原因探析

1939年，抗日战争中日双方进入了相持阶段，而国民党政府却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充当了急先锋角色，发动了晋西事变，进攻各地新军，事变对华北抗战产生了不利影响。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固然与其反共思想有关，但全面探究其原因仍显得尤为重要，概括起来主要是其对新军不信任、欲加强控制，对八路军的壮大也极为恐慌，当然蒋介石的支持以及日军重心转移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红军长征时期中共对日决策及声明的历史地位

1934年10月~1936年10月,中共领导的红军陆续进行了长征。然而这时的中日关系却以微妙的方式发展着。日本政府在中国积极推行巩固“满洲国”权益、分离华北和内蒙、打击抗日势力、拉拢和威逼国民党政府投降的外交政策。对此,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妥协退让政策,使中国的权益不断受损。中共领导的红军却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面前,提出了一系列坚决抗日的决策及声明,表明了鲜明的抗日态度,代表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当时中国对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桂系与两广事变

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掌握广西实权后，采取了一些促进广西社会发展的措施，并取得一定的成效。时值日本展开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广西实力派一改过去保境图存的主张，与粤系陈济棠联合发动事变，逼蒋抗日。两广事变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也是两广地方，尤其是广西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     

浅析布勃诺夫对“中山舰事件”的处理

１９２６年３月“中山舰事件”后,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采取了“妥协退让”,这个政策是共产国际及苏共代表布勃诺夫制定的。对“中山舰事件”的右倾处理,布勃诺夫应负主要责任,陈独秀只是被动地执行者而不是决策者。     

失范与规范:对湘西事变的历史反思

湘西三二事变是当时复杂的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心理、民族以及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国民党政府对外界遮蔽事变真相，纵匪为患，造成湘西社会严重失范。对这一事变的反思提示，制度整合和道德整合是维系一个良序社会的基本要素，两者不可或缺和偏重。     

毛泽东应对皖南事变的高超斗争艺术

通过对毛泽东恰当处理和成功应对皖南事变时分析形势、判断形势、决策过程及胜利成果的剖析,阐述毛泽东采取和运用的斗争策略,理性思考毛泽东高超的斗争艺术,并再次证明毛泽东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策略思想的正确性.     

共产国际与1926年中共在“整理党务案”上的退让

1926年,中国共产党在“整理党务案”上向蒋介石的妥协退让,客观上为蒋介石叛变革命,把革命打入血泊中提供了条件,面对这一结果,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的代表应负主要的领导责任。因为,妥协符合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当时的对华政策,所以“整理党务案”的大多数内容都很容易地得到了共产国际和鲍罗廷的认可。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共产国际代表错误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阶级状况,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力量,而对中共和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则估计不足。     

再论张学良与不抵抗政策

学术界对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奉行的不抵抗政策观点不一:一是认为张学良只是忠实地执行了蒋的不抵抗政策;二是认为蒋是不抵抗政策的发明人,而张是执行者;三是认为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是包含局部抵抗的总体不抵抗,应对东北沦陷承担责任;四是认为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采取的是“不抵抗中之抵抗”。笔者认为在“九·一八”事变的责任问题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做出不抵抗政策应当负主要责任,张学良作为执行者,也应当负责任。     

两次大战间法国对德政策的演变

要深刻地揭示二战的起源,就要认真地研究两次大战间的国际关系。希特勒正是在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国际关系中上台的。随着法西斯的发展,终于使德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大策源地之一。本文仅就两次大战间的法国对德政策及其影响,谈谈个人的见解,以求教于前辈和同道者。 本文认为,两次大战间法国的对德政策经历了由极其强硬到彻底妥协这样一个过程,具体可分为四个阶段:抑制德国、自身保全、妥协退让和对德绥靖。     

论国民党诸多派系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积极影响

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是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伟大义举。它的和平解决，不仅是时局转变的枢纽，更是中国现代革命史的转折点。国民党在事变发生后，各界虽反应不一，但其所作所为客观上有利于事变的和平解决。正是由于国民党各界的表现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西安事变才得以迅速和平解决。一、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举行“兵谏”的目的隽5巨蒋抗日，所以张杨在“兵谏”过程中反复强调的是蒋介石的安全，“千万不要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     

张学良陪蒋回宁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必要环节

张学良陪蒋回宁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必要环节,是由张学良发动事变的目的、动机,以及他和蒋介石在该事变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同时也是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必然产物。     

论国民党诸多派系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积极影响

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是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伟大义举。它的和平解决，不仅是时局转变的枢纽，更是中国现代革命史的转折点。国民党在事变发生后，各界虽反应不一，但其所作所为客观上有利于事变的和平解决。正是由于国民党各界的表现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西安事变才得以迅速和平解决。一、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举行“兵谏”的目的隽5巨蒋抗日，所以张杨在“兵谏”过程中反复强调的是蒋介石的安全，“千万不要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     

略论南宋社会心态与山水画的审美观照

南宋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宋王朝对外政策上始终坚持妥协退让政策,爱国之士报国无门,社会心理由忠君报国转而化为愤懑压抑,再变而为悲哀、内省与玄思,与此种社会心理的变化相一致,南宋的山水画由全景式的构图到小景式和残景式的构图,由北宋的充实阳刚之美发展到南宋的空灵阴柔之美,意境更为幽远,内容更为深遂,想象更为丰富.     

中国命运的转折点——九·一八事变浅析

为了永久占领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此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九·一八事变是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具体策划的，这一事件符合日本对外扩张的整体战略，所以得到了日本政府和天皇的默认与支持。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只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内部纷争不断，以致应对日本侵略时软弱无力。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在事变之前对日军毫无戒备，事变之后又低估日本的侵略野心而未予有力抵抗。张学良寄希望于国民政府，而国民政府又寄希望于“国联外交”，最终使中国失去了东北。但是，关东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最终把日本带上了走向毁灭的战争之路。     

“两广事变”与“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是我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它使当时面临危亡的中华民族实现了由内战到抗战的历史转变。而在“西安事变”前半年发生的“两广事变”与“西安事变”是有密切关系的。“两广事变”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发生,“西安事变”实现了“两广事变”反对内战,进行抗日的目的。在今年全国将要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的时候,对我们广西人民来说,回顾一下“两广事变”的历史,探讨一下“两广事变”与“西安事变”的联系,是很有必要的。它不仅是我们研究中国现代史与广西历史的重要课题,而且对当前正在推动的第三次国共合作也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