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所处地域和朝代的考订

《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瑰宝，爨宝子碑立于东晋时期，爨龙颜碑立于南朝宋时期，二者均属于“南碑”。因为南碑数量较少，爨龙颜碑不能单独形成一种书体（爨体），而且当时北魏是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影响较大，所以也就把该碑归为魏碑体。     

大爨碑管窥

大爨碑全称为“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洲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碑高近丈,南朝刘宋大明二年(公元458年)立。清道光年间,云南总督阮元在陆良访得、始著于世。 爨碑于清代出土后,引起人们广泛重视。解放后,国务院列为重点保护文物。大爨碑现存陆良薛官堡,小爨碑现存曲靖一中。前者称为《爨龙颜碑》,后者称为《爨宝子碑》。之所以称为“大”、“小”,系以碑版规模区分。历来并称为“二爨”或“南爨”;与“北碑”齐名。大爨碑立碑距今一千五百二十五年,小爨碑距今一千五百七十八年。小爨较为完好,字迹清晰;大爨全文仅十数字漫漶难认。这两块碑,为研究边疆少数民族历史及六朝书法艺术提供了重要资料。     

小爨碑使用“大亨”年号之谜

滇中著名学者袁嘉谷曾给《小爨碑》亭题联: 奉东晋大亨瑰宝增辉三百字 称南滇小爨石碑永寿二千年 实则碑面共计四百零二字,立碑距今一千五百八十年。为求上下联对仗工稳而取其约数,这倒无可非议;只是以碑末用“大亨”年号就以为爨氏奉东晋正朔,还有待于研究。 碑文最后一行是这样的;”大亨四年岁在二已四月上恂立”。     

白族二爨碑文体与《文心雕龙》诔碑理论范式

爨氏是古代白族的大姓之一,东晋时期的<爨宝子碑>、刘宋时期的<爨龙颜碑>作为白族先民的碑刻文献,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白族文学的重要文本."二爨碑"的产生分别前于<文心雕龙>九十余年和四十余年,其体式与刘勰<文心雕龙>阐释的诔碑理论范式几乎偶合,为刘勰诔碑理论提供珍贵的历史文献实证,在白族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上承后汉滇文化,下启唐代南诏文化的重要意义.     

爨宝子碑书法艺术的美学意蕴

爨宝子碑书体历来被认为是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书体,本文则站在新的视点和高度,将其奇异书风与魏晋风度、建安风骨以及“六分半书”等进行多角度比较,对爨宝子碑书法艺术的美学意蕴进行探索,认为其间蕴含着大巧若拙、大智若愚、醉态可掬、丑态可亲的审美情趣。     

《爨龙颜碑》铭文英译研究

《爨龙颜碑》是爨文化传播的重要物质载体,为研究云南少数民族历史以及书法艺术演变历程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此外,其铭文骈散结合,以散为主,辞藻富丽,风格典雅,具有极高的语言文化价值。爨碑铭文英译是传承和保护爨文化的重要方式,也是向海外传播爨文化的重要途径和必要手段。据此,《爨龙颜碑》铭文英译以跨文化传播学为视角,帮助爨文化翻译研究从语内翻译层面拓展至语际翻译层面。     

《爨龙颜碑》题名职官分析

历代学者对《爨龙颜碑》的研究,多重书法,重碑文内容;而轻题名,轻制度。本文则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开拓,首次系统完整地对《爨龙颜碑》的题名职官进行了分析研究。     

马曜教授的贺辞

《大理丛书》首发式领导组:值兹《大理丛书·金石篇》举行首发式之际,谨向全体编辑人员和各位顾问致以诚挚的敬意和热烈的祝贺！在尹俊同志及中共大理州委、州人民政府各位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在费孝通、季羡林、任继愈、王希季等关心大理文化的知名人士的赞助下,经过全体编辑人员的积极努力,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隆重推出的《大理丛书·金石篇》,今天正式与读者见面了。以洱海为中心的大理地区是云南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剑川海门口青铜文化向东发展,形成以石寨山为代表的光辉灿烂滇文化;中原文化向西传播,形成以大小爨碑为标志的西爨文化。西来的土著文化与东来的中原文化互相撞击的结果,产生了大放异彩的南诏大理国文化。以上各种文化之间不仅有纵向传承与横向传播的关系,而且始终构成云南三千年     

诗书合璧 坦荡襟怀——书画家康成元

康成元,字乾初,著名书法家,一九四一年七月生于山东省平度市,中纪委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海军中将军衔,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书法以碑书为基、爨书名世,重视对传统渊源的缝承、探索和创新。主张转益多     

杨慎复兴华夏文学思想的文化解读——以《禹王碑》、《禹碑歌》为例

明嘉靖时期,古代文学面对时代转型,谋求新的发展出路。杨慎谪居云南,考释了华夏文化源头之作———《禹王碑》全文,并自觉实作了功标史林的三通《禹王碑》立于云南各地。在引证《禹王碑》的基础上,杨慎创作《禹碑歌》并刊刻立石,提出华夏文学的起源应在殷商文学之前的学术观点,主张复兴华夏文学应从《禹王碑》溯源,进一步阐释《禹王碑》所孕包"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哲学思想为复兴华夏文学的思想基础,无疑具有深刻的跨时代意义。     

泰山 :一部中国书法史

泰山是一部厚重的书法史,上自秦汉,下至明清,历代不乏书法大家,在泰山留下了众多的在书法史上有显赫地位的法书名刻。其中以秦《泰山刻石》,汉《衡方碑》、《张迁碑》,北齐《泰山金刚经》,唐欧阳询《房彦谦碑》、李隆基《大观碑》,宋赵佶《大观圣作之碑》,明顾有初《玄帝宫碑》,清何人麟《杜甫秋兴八首》九大名帖,集篆、隶、楷、行、草之大成,名垂书史。泰山书法,造就了书法中的泰山。     

浅说当代爨乡书法艺术的风格流派

在曲靖地区当代艺术创作领域中,书法艺术是地乡文化传统风格渊源最深的艺术品类。新时期书法艺术创作的振兴,不仅产生了众多优秀作品,培育了众多书法新秀,而且形成了较为成熟的风格与流派。从《爨乡书法作品集》所载数十位作者的上百幅作品看,大略可分为传统功力派、爨体流派、先锋派和才情派。这四个风格流派的相互切磋与共同发展,为当代爨乡书法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周祜著作《大理历史文化论集》出版

我校南诏史研究室周祜副教授长期热心于地方民族古籍、古牌刻、宗教、语言文字、民俗的考察和研究,退休后,矢志不移,成果颇丰。近年来,他把曾发表的相关作品编辑成《大理历史文化论集》,由中国社科出版社和新西兰霍兰德出版有限公司联合出版发行。该书主要内容有云南及大理著名的“三碑”考释(《南诏德化碑》、《元世祖平云南碑》、《山花碑》)、《云龙记往》笺注及大理元碑、梵文碑、本主信仰、白语文的探讨等。独道见解的考释,鲜为人知的探讨,构成该书的显明特色,是一本研究云南及大理历史文化的重要著作。     

修武新出土韩愈碑碣考

2006年6月13日，河南省修武县出土了5块与韩愈有关的石碑，分剐是：宋熙宁三年《唐韩文公故里》碑、明嘉靖四十四年《唐昌黎伯韩文公墓》碑、明隆庆五年《唐昌黎伯韩文公故里》碑、清嘉庆二十年《韩文公祠祭田》碑，以及清道光二十四年《唐昌黎伯韩文公故里》碑。根据不同史料考证，这5块石碑应是修武韩愈后裔于民国年间利用旧碑刻制伪造和新刻而成，主要目的是为了恢复修武韩氏为韩愈后裔的称号，纠正清乾隆以来“修武韩氏永不承袭”的圣旨。     

人间何处觅知音——论李商隐对韩愈《平淮西碑》的解读

韩愈的《平淮西碑》被磨文断石,另立段碑,此事原因众说纷纭,二碑之高下在当时并无定论,而几十年后李商隐一首《韩碑》诗对韩文大力赞赏,表达了自己所理解的韩愈的政治观念和文学写作方式,言之有理、评价得当,得到后人的一致认可,可称为韩愈的后世知音。     

东汉·三老讳字忌日碑

《三老讳字忌日碑》，或称《三老讳字忌日记》．俗称《三老碑》。现藏杭州孤山西冷印社“汉三老石室”。石高约90cm，宽约cm。1995年被国家文物局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说“隔并”

乾隆年间出土的后汉安帝元初四年的《祀三公山碑》里有“隔并”一词: ①吏民祷祀,兴云肤寸,偏雨四维。遭离羌寇,蝗旱鬲并,民流道荒。王念孙《读书杂志·汉隶拾遗·三公山碑》对此词有考释。他根据《后汉书·陈忠传》李贤注并征引其他例句,指出《三公山碑》的“鬲并”即“隔并”,“水旱不节皆谓之     

遥参亭《泰邑合山会姓氏碑及志序》刻立年代新证

泰山现存香社组织“合山会”八次刻立共十五通碑,其中,唯藏于岱庙遥参亭一组《泰邑合山会姓氏碑及志序》无确切年代（有学者曾推测为清咸丰九年）。然而,细读该碑题刻,发现内有笔者故里之村名和包含笔者仲曾祖父在内的一组香社成员姓名,遂考之故里现存民国十二年（1923）《三次重修关帝庙碑》以及十修《泰安赵氏家谱》,并采访堂祖父后又得到许多独有的口述资料,最终确认,该碑实际刻立于民国八年（1919）。     

爨·爨氏·爨文化

爨是个会意字,其意义主要都与烧火做饭有关联。这个字之所以引人关注,主要是因为历史上曾经出现的爨氏家族以及由此扩大形成的爨民族和爨文化。爨氏家族是从中原迁徙到南中地区的大姓之一,始显于蜀汉,强盛于晋代,直至唐天宝五年被南诏蒙氏所灭,前后大约辉煌了700年,创造了闻名于世的爨文化。爨文化的特征,体现在民族的包容性、文化的多样性和碑刻文化三个方面。     

《南诏碑》作者王蛮盛家世探补

攸关南诏史的第一手资料《南诏碑》撰者名氏,最早见的是唐懿宗时人樊绰《蛮书》卷五:“(大和)城中有大碑,阁罗凤清平官王蛮利之文。”到五代时刘煦《旧唐书·南诏傅》中说“有郑回者,本相州人……(山焦)州陷,为所虏,阁罗凤以回有儒学,更名蛮利。”又到元朝初年,朝廷命官郭松年抵大理,后撰《大理行记》,文中云“立德化碑(《南诏碑》),使蜀人郑回制文。”从此以来,人们对这著名的《德化碑》撰者,皆以为出自郑回之手而无疑者。直到龙云当政,开设通志馆编纂省志时。纂志诸公,仍认为《南诏德化碑》文撰者乃郑回。碑的文字自明代以来剥落严重,好在修《新纂云南通志》时,有关碑文撰者的文字尚完好,志馆诸公因之拟议,在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