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爨碑管窥

大爨碑全称为“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洲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碑高近丈,南朝刘宋大明二年(公元458年)立。清道光年间,云南总督阮元在陆良访得、始著于世。 爨碑于清代出土后,引起人们广泛重视。解放后,国务院列为重点保护文物。大爨碑现存陆良薛官堡,小爨碑现存曲靖一中。前者称为《爨龙颜碑》,后者称为《爨宝子碑》。之所以称为“大”、“小”,系以碑版规模区分。历来并称为“二爨”或“南爨”;与“北碑”齐名。大爨碑立碑距今一千五百二十五年,小爨碑距今一千五百七十八年。小爨较为完好,字迹清晰;大爨全文仅十数字漫漶难认。这两块碑,为研究边疆少数民族历史及六朝书法艺术提供了重要资料。     

对《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所处地域和朝代的考订

《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瑰宝，爨宝子碑立于东晋时期，爨龙颜碑立于南朝宋时期，二者均属于“南碑”。因为南碑数量较少，爨龙颜碑不能单独形成一种书体（爨体），而且当时北魏是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影响较大，所以也就把该碑归为魏碑体。     

小爨碑使用“大亨”年号之谜

滇中著名学者袁嘉谷曾给《小爨碑》亭题联: 奉东晋大亨瑰宝增辉三百字 称南滇小爨石碑永寿二千年 实则碑面共计四百零二字,立碑距今一千五百八十年。为求上下联对仗工稳而取其约数,这倒无可非议;只是以碑末用“大亨”年号就以为爨氏奉东晋正朔,还有待于研究。 碑文最后一行是这样的;”大亨四年岁在二已四月上恂立”。     

爨宝子碑书法艺术的美学意蕴

爨宝子碑书体历来被认为是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书体,本文则站在新的视点和高度,将其奇异书风与魏晋风度、建安风骨以及“六分半书”等进行多角度比较,对爨宝子碑书法艺术的美学意蕴进行探索,认为其间蕴含着大巧若拙、大智若愚、醉态可掬、丑态可亲的审美情趣。     

白族二爨碑文体与《文心雕龙》诔碑理论范式

爨氏是古代白族的大姓之一,东晋时期的<爨宝子碑>、刘宋时期的<爨龙颜碑>作为白族先民的碑刻文献,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白族文学的重要文本."二爨碑"的产生分别前于<文心雕龙>九十余年和四十余年,其体式与刘勰<文心雕龙>阐释的诔碑理论范式几乎偶合,为刘勰诔碑理论提供珍贵的历史文献实证,在白族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上承后汉滇文化,下启唐代南诏文化的重要意义.     

《爨龙颜碑》铭文英译研究

《爨龙颜碑》是爨文化传播的重要物质载体,为研究云南少数民族历史以及书法艺术演变历程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此外,其铭文骈散结合,以散为主,辞藻富丽,风格典雅,具有极高的语言文化价值。爨碑铭文英译是传承和保护爨文化的重要方式,也是向海外传播爨文化的重要途径和必要手段。据此,《爨龙颜碑》铭文英译以跨文化传播学为视角,帮助爨文化翻译研究从语内翻译层面拓展至语际翻译层面。     

爨宝子碑与王氏“三碑”之比较

对同为产生于东晋时代、南北相遥文化悬殊之域而又书风相类的云南曲靖(?)宝子碑与江苏南京王兴之、王闽之、王丹虎三墓志进行比较,阐述(?)碑体的流变、风格以及南北书法艺术影响与交流的社会历史原因,说明(?)碑体应当归属于书体中之一体,而不仅仅看作是隶楷的过渡,并第一次为(?)体正名.     

《爨龙颜碑》题名职官分析

历代学者对《爨龙颜碑》的研究,多重书法,重碑文内容;而轻题名,轻制度。本文则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开拓,首次系统完整地对《爨龙颜碑》的题名职官进行了分析研究。     

爨·爨氏·爨文化

爨是个会意字,其意义主要都与烧火做饭有关联。这个字之所以引人关注,主要是因为历史上曾经出现的爨氏家族以及由此扩大形成的爨民族和爨文化。爨氏家族是从中原迁徙到南中地区的大姓之一,始显于蜀汉,强盛于晋代,直至唐天宝五年被南诏蒙氏所灭,前后大约辉煌了700年,创造了闻名于世的爨文化。爨文化的特征,体现在民族的包容性、文化的多样性和碑刻文化三个方面。     

论韩愈《平淮西碑》

考证了韩愈的《平淮西碑》，探讨了该文的历史时代和磨文断碑的经过，揭示了唐代中后期统治者内部矛盾和朋党之争的历史事实。     

杨绾与《郭夫人碑》

杨绾是安史之乱后，以清德高尚风范一时的名相，为平息安史之乱的主将郭子仪所敬重。杨绾又长于文辞，他撰写的《郭夫人碑》凝聚着他和郭子仪的心血和友谊．郭子仪夫人王氏不见于正史记载，《郭夫人碑》对王氏家世、生平记述较详，并且对正史记载郭子仪的事迹有所补充。同时，《郭夫人碑》对唐代丧葬风俗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启发．     

曾国藩与《江宁府学记》碑

《江宁府学记》碑文乃清两江总督曾国藩于同治九年所撰,该碑同治十二年始镌。本文通过对同治年间江宁府学沿革过程的梳理与考证,以及对《江宁府学记》碑文的深度解析,试图阐明在太平天国失败后,曾国藩在南京各项善后事宜的筹办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对追求清朝战后中兴的精神层面思考和努力,侧面说明了太平天国运动对于清朝统治基础及传统儒学礼制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和深远影响。     

《元代白话碑》同义连用探析

《元代白话碑》同义连用从词性看,既有实词型同义连用,又有虚词型同义连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同义连用的词性与同义连用中构成语素的词性存在不一致的现象,主要体现在:动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副词=形容词;从音节看,有双音节、三音节、四音节,甚至出现了六音节的情况;从节奏看,有1+1式、2+1式、1+2式、1+1+2式、2+1+1式、1+1+1式、1+1+4式。从语义看,有本义同引申义连用、本义同假借义连用、引申义同假借义连用、假借义同假借义连用、引申义同引申义连用、连用的一方为通假字、连用的双方为通假字等形式。从句法看,同义连用可以做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从词序来看,有些同义连用组成部分的前后词序可以颠倒,其原因主要与两语素的声调或声母的发音舌位有关。     

《魏法师碑》文献价值初步研究几题

原立于镇江大港镇的《大唐润州仁静观魏法师碑并序》,此碑近一百多年来,多为书法界人士研究。其实此碑蕴藏了唐初润州地区的自然、社会的大量信息,可以补正正史文献的不足。碑文还是一篇优秀的道教文学篇章。     

杨慎复兴华夏文学思想的文化解读——以《禹王碑》、《禹碑歌》为例

明嘉靖时期,古代文学面对时代转型,谋求新的发展出路。杨慎谪居云南,考释了华夏文化源头之作———《禹王碑》全文,并自觉实作了功标史林的三通《禹王碑》立于云南各地。在引证《禹王碑》的基础上,杨慎创作《禹碑歌》并刊刻立石,提出华夏文学的起源应在殷商文学之前的学术观点,主张复兴华夏文学应从《禹王碑》溯源,进一步阐释《禹王碑》所孕包"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哲学思想为复兴华夏文学的思想基础,无疑具有深刻的跨时代意义。     

《唐碑俗字录》匡补二十一例

《唐碑俗字录》是一部有关唐碑字体的工具书,收罗宏富,用力甚勤,对古籍俗字的识读和字体演变的研究均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但由于篇幅巨大,难免有遗珠之憾,文章选取其中21个俗字详加考辨补正,以使其臻完璧。     

说《南诏碑》中“大虫”

今仍耸立在历史文化名城大理城南约十余里的苍山马耳峰麓、太和村西、唐代南诏初期首府太和城故址旁的《南诏碑》,一称《南诏德化碑》,此碑为云南屈指可数的大碑,也是南诏史上很富有资料的一古碑,为南诏第五代主阁罗凤所立,据考立碑年代当是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1961年国务院公布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0项,这碑也在其中。碑文惜多漫漶,今正面碑文仅只存220字,好在明、清时的方志及金石学家把以往的碑文著录     

《南诏碑》作者王蛮盛家世探补

攸关南诏史的第一手资料《南诏碑》撰者名氏,最早见的是唐懿宗时人樊绰《蛮书》卷五:“(大和)城中有大碑,阁罗凤清平官王蛮利之文。”到五代时刘煦《旧唐书·南诏傅》中说“有郑回者,本相州人……(山焦)州陷,为所虏,阁罗凤以回有儒学,更名蛮利。”又到元朝初年,朝廷命官郭松年抵大理,后撰《大理行记》,文中云“立德化碑(《南诏碑》),使蜀人郑回制文。”从此以来,人们对这著名的《德化碑》撰者,皆以为出自郑回之手而无疑者。直到龙云当政,开设通志馆编纂省志时。纂志诸公,仍认为《南诏德化碑》文撰者乃郑回。碑的文字自明代以来剥落严重,好在修《新纂云南通志》时,有关碑文撰者的文字尚完好,志馆诸公因之拟议,在该《志》     

《元世祖平云南碑》立碑年代考证

在历史文化名城大理城西点苍山中和峰麓的三月街上,矗立着一幢巨大的石碑。碑高四.四四米,广一.六五米,系由两块青石相接而成,高高地架在一个石雕的赑屃之上,这便是《元世祖平云南碑》。它是研究大理古代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这块碑的碑文是元代翰林院学士程文海奉元成宗诏命所撰的。程文海(1249—1318)字钜夫,因避元武宗庙讳以字行,故《元史》本传为《程距夫传》。他先世乃徽州(今安徽歙县)人,后迁郢州的京山(今湖北京山县),最后定居在建昌(今四川省西昌市)。程文海的叔父程正卿是南宋的建昌通判,忽必烈征大理路过建昌,正卿以城降,程文海入京作为质子,元朝授他为宣武将军、管军千户。程文海聪明有识,才气不凡,为元世祖所赏识,选拔入翰林院,屡进为集贤直学士兼秘书少监。至元二十年,加翰林集贤直学     

孙清彦与《学书枝言碑》初探

孙清彦《学书枝言碑》是久坠尘封的重要历史文献,是书法与书论合璧的瑰宝.作为古代黔西南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艺术理论,它甚至填补了贵州近代书论的一段空白,堪称金州史上文化品味最高的碑刻.可惜原石已毁,今仅存残石四截及各处散帙拓片、照片资料,诚如散乱的扑克残牌,无人卒读.故尔一直未见其全文刊行.笔者兼习文学与书法,在勤力搜集、整理、校读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孙清彦,初步回答其《学书枝言碑》的诸多疑问,勘正地方史志所载之不确,并勉力点校注释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