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的效益价值研究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型刑罚执行方式,是改革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适应国际化刑罚发展趋势的一种体现。在我国实行九年来,体现在行刑成本、罪犯改造、和谐社会建设、轻刑化行刑社会化观念的推广方面的效益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论缓刑制度与恢复性司法的价值趋同性

缓刑是一种附条件的不执行原判刑罚的制度,而恢复性司法则是对犯罪的一种反应方式和处理方法。两者的内涵虽然不同．但在价值取向上却有着共同的追求：两者都强调刑罚的轻缓化和非监禁性,都推崇社区矫正的行刑理念,都彰显了刑罚的人道主义精神。     

检察权视野下的刑罚个别化方法

“应受惩罚的是行为，而惩罚的是行为者”的观点，是对刑罚个别化的高度的概括，实现了以“行为为中心”到以“行为人为中心”刑罚理论的转换，体现了“防卫社会”的刑罚目的观，“人身危险性”成为实施刑罚的真正基础。在我国具体的司法语境下，刑罚个别化的司法实践活动离不开检察权重要作用的实现。检察权与刑罚个别化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也是实践刑罚个别化最便利、最适宜的方法；以“人身危险性”为重要参数，运用不同的司法方法和具体方法，检察权主导下的刑罚个别化司法实践活动，能够促进量刑建议、刑事和解、辩诉交易、非监禁化、刑罚解除等司法改革的发展；检察权通过介入对犯罪人的人格调查、数据分析、案件说理，为刑罚提供合理的依据，促使犯罪人回归社会，实现社会正义和秩序。     

浅谈经济犯罪保留死刑的弊端

我国刑法对经济犯罪刑罚的规定过于严苛,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设置和适用死刑的社会成本高于收益,背离刑法的价值追求。重刑主义不符合刑罚＂轻缓化＂趋势,也是对刑罚目的的背离,更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     

和谐社会语境下的社区矫正

2004年,党和国家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采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推进社区矫正这一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将是我国在未来一段时期刑罚适用的指导原则。本文探讨在和谐社会语境下,社区矫正工作面临的问题。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假释制度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我国刑事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完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监狱刑罚执行工作中的体现就是对于那些依照法律规定符合假释条件的犯罪人尽可能多地采用非监禁化处遇、最大化实现假释制度的功能作用,从而改变目前假释适用率低、假释制度资源闲置的现状。     

论罚金刑易科制度的本土化

随着经济犯罪激增和刑罚轻缓化的世界趋势，罚金刑在我国刑罚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然而与此同时，执行难问题却严重制约着罚金刑的发展。我国有必要合理借鉴国外相关经验，构建符合我国立法及司法现状的罚金刑易科体系。     

论社区矫正的刑事政策基础——以监禁矫正的局限性为分析视角

社区矫正是非监禁性的刑罚执行方式。文章通过分析监禁矫正的有限性和消极性,并结合社区矫正产生的背景和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律支撑,来探索社区矫正制度的刑事政策基础。     

论我国非监禁刑刑种的增设

新刑种的增设应取决于刑罚目的的需要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现行刑罚体系监禁刑偏重,妨碍了刑罚功能的有效发挥,应在总结我国刑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增加非监禁刑刑罚种类,如:社会服务刑,劳动教养刑,并进一步丰富资格刑的种类.     

罪刑法定视野下的经济严打

经济严打即对经济犯罪实行的严打。在经济严打期间追究的经济犯罪案件增多、判刑从重，经济严打的开展表明严打刑事政策的进一步深化。经济严打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冲突依然尖锐，它违背了罪刑法定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禁止处罚不均衡的刑罚的刑法价值理念以及正当程序的要求。应该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严”取代“严打”，在立法上实现有区别的刑罚配置，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纳入法制轨道。     

论我国行政犯罪惩罚机制的缺陷及完善

行政犯罪作为犯罪的一种,同时也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具有双重违法性。其与普通犯罪和一般行政违法行为具有紧密联系,但其与二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为有效地惩处行政犯罪,其惩罚机制也有其特殊性。我国现行法制认可了对行政犯罪并处行政法上的制裁与刑罚的双罚制,但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还存在较多不完善之处,需要予以完善。     

职务犯罪轻刑化实证研究

近年来，职务犯罪案件普遍存在着轻刑化的现象，突出表现在非监禁刑比例偏高、财产刑适用数量少、法律监督比较困难等方面，其原因主要是法律规定存在缺陷、审判机关量刑存在失范、检察机关办案存在偏差，而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完善法律规定、规范量刑行为、强化检察职能三个方面入手。     

论死刑的从轻情节

死刑的从轻情节是可以有效阻却死刑立即执行判决出现的法定条件和事由,从犯罪人的期待可能性、受害人的过错和犯罪人人格较低的危险程度等三个方面来扩充现行刑法典中死刑的从轻情节,并不会带来观念上的障碍和操作上的难题。     

社会危害性的现实评价

新型双层模式是作者在对我国现有犯罪构成模式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形成的,保留了原有的犯罪构成四要件作为评价的第一层次,社会危害性的现实评价作为第二层次的要件。应认识到社会危害性自身模糊性的相对性,借鉴期待可能性、可罚的违法性和可罚性理论及社会相当性理论将为现实的社会危害性评价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论刑罚的轻缓化与中国刑罚制度的完善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文明的进步,严刑苛罚已成为历史,寻求刑罚的人道性、科学性、效益性成为社会的必需。刑罚基本的发展趋势是从残酷刑罚到宽和刑罚。在世界大趋势的影响下,我国刑罚结构的调整一定会向着轻重相宜、以轻为主的方向发展。     

论中国废除死刑的主要障碍及对策

中国废除死刑的障碍并不是经济发展水平低或者国民素质不高,而是民众关于死刑的报应观念及政界关于死刑的威慑观念。改变关于死刑的报应及威慑观念是废除死刑的必由之路,而观念的改变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下或国民素质的高低关系不大,主要是一个启蒙、宣传、教育问题,政府应承担起这一重任,学界在改变观念方面也应该有所作为,成立推进死刑废除的民间组织并从事相关活动或可大有作为。     

论中国古代的刑罚观念

通过对中国古代刑罚的嬗变及刑罚制度的分析可知，中国古代的刑。罚与观念密不可分。从刑罚的起源来看，刑罚既不是“出于天”，也不是“起于兵”或“源于苗”，更不是由“象刑”演变而来，刑罚只不过是观念的产物，并随着观念的转变而发生变化。髡刑在中国古代之所以被认为比笞刑还重的刑罚，只能从古人对头发的不同观念来解释。而族刑作为极其残酷的刑罚制度，也不过是宗法制度和家族观念的产物，其存在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不论是“秋冬为刑杀”的“顺天行刑”思想还是“灾异赦宥”的行刑思想，都是当时的人们对四季及天象异常的相应观念在行刑制度上的反映。     

论再犯罪预防与刑罚执行的个别化

刑罚执行的对象只能是犯罪人,惩办是手段,教育改造是目的。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中改造功能是防止犯罪人重新犯罪。而教育改造功能又是刑罚特别预防功能的重要内容之一。刑罚执行的个别化主要表现为分清个案不同犯罪心理和罪犯心理情况,区别对待进行个别化教育改造,起到帮助罪犯认识到自己行为性质的作用,使其端正服刑态度,做到灵魂深处的反省进而以后不再重犯的改造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