咒的探秘

“咒”是一个神秘的话题，传承和使用“咒”的人往往被人们尊重或者惧怕，“咒”可以行善，也可为恶，它的双刃充满力量，这力量来自天赐。走进这个神秘的话题，本文将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辅以人类学理论，着力解决关于“咒”的三大问题，即：什么是“咒”，“咒”的起源以及在漫长的历史时空中“咒”得以传承的原因。通过对这三个问题的探究，揭开“咒”神秘面纱的一角，观照“咒”在历史中的繁盛与现代背景下的式微。     

论渤海国的吮吸文化

唐朝初年，东北白山黑水之间，麻路族人建立了一个少数民族的政权——渤海国（698－926年）。和历史上出现过的众多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一样，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不是很严格的实行所谓“万代皆敏索政制”。它与唐王朝驹关系不管是作为一个“地方封建政权”也好，“地方民族政权”也好，“区域性民族政权”也好。总体上虽属唐王朝的组成部分，但一开始它就具有很大有独立性、自主性。“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使，皆得世袭”［1］。它还可以有自己的年号、自己的军队，甚至可以自由地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等…     

范畴“骨”的流变：从先秦到《文心雕龙》

范畴，是对事物、现象的本质联系的概括。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诸多范畴中，“风骨”具有它特殊的意义，它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极高的一个审美标准。尝试把“风”和“骨”分开来论述，试着考察“骨”这个范畴的历史流变：从先秦“骨”、“利而坚”的本义，到两汉时期相术中的“相骨”，再到魏晋时期人物品鉴术语之“骨”，最后到《文心雕龙·风骨》发展成为独立的审美范畴。     

中国外交，为“和谐”做了什么

“如乐之和，无所不谐”——2500年前，春秋时代晋国的一位君主，用音乐中的“和”与“谐”的概念，形容他的国家与其他诸侯国的关系。这是人们第一次把“和谐”的概念用于政治、社会生活和“外交”（在当时就是指诸侯国家之间的关系）上。这个绝妙的比喻，后来成为中国人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关系最高境界的经典比喻，在公元21世纪，     

论“以人为本”的精神实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核心“以人为本”不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否定，更不会演变成个人本位主义或人本主义，它是强调要把“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最终目的、原动力和根本标志，要寻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体性协调发展，其目的就是要不断促进社会成员成为自由的人、自主的人、自觉的人，以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文主义"新学术"与英国近代的绅士教育

艺复兴时期，代表人主义之“新学术”在英国的迅速传播，是其在整个欧洲传播的一个部分和结果。它得利于都铎王朝统治的人主义教育背景、教育的日渐世俗化和印刷技术的普及。它使英国社会出现新的教育理念，直接促成绅士教育目标的确立，导致英国教育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变化，标志了英国近代教育的开端。而绅士教育的理想和公学等教育机构对绅士教育内容的实践，又表明了绅士教育是一种以培养统治和社会上层人士为目的精英教育，它反映了人主义的主张，大大促进了人主义“新学术”的传播。     

党的历史方位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在十六大上被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判断自身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党进一步探索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果。     

略论反右派斗争与“八大”路线的中断

反右派斗争是新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它直接影响和改变了“人大”的正确路线，成为建国后“左倾”错误形成与发展的起点，我国的经济建设、民主法制进程都受到了严重冲击。为此，我们付出了沉重代价。反思这段历史，总结其教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叙事作品三维结构的文化基础与精神特征

在叙事作品中，三元鼎立的角色模式的历史文化基础是以“儿／父／母”三元为核心的父系家庭及建立于其上的男权社会与男权文化，其文化元编码是“三”而不是“二”，这已为许多文化研究所证明。这种文化基础从根本上决定了对于父权社会的神话等叙事作品的角色构成。三元鼎立模式比二元对立模式有更好的描述能力。     

钩沉"干校"乃是一门"学问"——读李城外编著的两部奇书

人民学出版社出版的《向阳情结——化名人与咸宁》、《向阳湖化人采风》两书，由湖北咸宁青年作家李城外奔波采访，笔墨耕耘，呕心呖血编而成。两书真实地再现了“革”中众多化名人在“向阳湖”劳动改造、经受灵魂和肉体双重煎熬的际遇与心理，记叙了化建制被“砸烂”、人身心遭摧残的苦难与辛酸，描述了他们劫后余生、回首往事的慨叹与思考，凝聚着我国20世纪一个时期几代人(从“五四”到“革”50年间)酸甜苦辣臧否莫名的历程与感情。为铭记历史、弘扬化，李城外把历史与化交融的反思，投注于“向阳湖”，意义悠远，功莫大焉。     

论南宋婉约词之“瘦”

南宋婉约词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呈现出鲜明的社会心理与文化特点。这一派词人多用“瘦”字，借“瘦”来形容人或物象，并在借词的“宛转回互”的特点，反复咏叹人生的悲苦与家国的沦亡中，形成了其意境不开阔，但意韵悠远的“瘦”境词。     

在“离散”中寻求“认同”——新时期文学30年”的回顾与展望

“文学性”其实和编辑有很重要的关系,是被编辑生产出来的“文学性”。20世纪80年代更可以看出编辑的特点,编辑有意识地编发文学作品以表达自身对于文学的看法。当代文学史研究在很多方面可以拓展,应该把围绕作品的各种因素揭示出来。 从“新时期文学30年”甚至是更广阔的“当代文学60年”的角度来看,其中包含着一个巨大的变化,即从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中国作家面临15年的高度“市场化”和“全球化”过程,这一过程是以前的所有中国人没有经历过的。作家如何来把握这一变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迅猛程度,这是过去中国作家从来没有办法体会到的一种离散的经验,即我们的经验分崩离析了。这种离散的经验也成了“全球化”经验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在失去一个完整的世界之后怎么办？这是中国作家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今天很难在已有的艺术形式和人的内心世界之间建立一种对应关系,如何建立这样的关系,值得去思考。恐怕我们过去的审美经验、文学经验都要发生变化和修正。 “新时期文学30年”或者说“当代文学60年”是个比较完整的阶段。而在这个阶段之后,我们的文学是否又到了一个变革的时期？在未来的日子里,文学的出路又在哪里？还有多少可能性？无论是作家面对的生活世界,还是作家自身的状况,媒介的条件等等,经过了最近15年的时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的缺失。每个人都需要认同,你的认同依据是什么？我们很多人都找不到了。而如果回顾文学的历史的话,会发现文学不完全是追求艺术性、审美,文学在很大程度上都提供了人们认同的依据。我们今天讨论“新时期30年”之后的文学怎么走,实际上也是讨论     

别对我说谎

恐怕没人敢说：“我从来都没有说过谎”，因为这句话注定会被视为一个滑稽的弥天大谎。谎言在人类历史上源远流长，从孩童耳熟能详的“狼来了”、“匹诺曹”，到现代社会的“水门事件”、“拉链门”，似乎在社会生活的任何角落都可以觅到它留下的蛛丝马迹。王尔德曾撰文讽刺说：“撒谎这门艺术已经式微，或许只有律师是例外。”百年之后．谎言泛滥的程度似乎比以往更为严重。英国记者洛特就曾经把上世纪80年代称为“谎言的十年”，而美国记者布列德莱则认定：“近几年说谎似乎已如传染病般爆发，以至于我对谎言已然拥有了免疫力。”     

秦氏是“淫妇”辨

秦氏是《红楼梦》中的重要人物。由于曹雪芹在创作过程中对其形象进行了改写，将“淫丧”结局改成“病丧”，故二百多年来就成了一个争议颇大的形象。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将她视为“淫妇”。本文就秦氏与宝玉与贾珍的关系，针对“淫妇”说者的观点及证据作了具体的阐述与辨明，论定：秦氏既未先诱惑宝玉又未后勾引贾珍“乱伦”，她的“淫丧”是为贾珍强暴后羞愤不已而悬梁自尽。故其悲剧既属于她个人亦属于家庭与社会。作者通过秦氏这形象就一个侧面暴露出整个贾府上层人物的道德沦丧，并预示贸氏家庭衰败覆亡命运的不可挽回。     

莫让良药再苦口

俗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这不仅成了一些病人甘于忍“苦”服药的精神支柱，而且不少人把它推而广之，成为一种生活哲理。尤其是将它推到教育工作中，于是得出一个结论：要教育好学生，使用的“药”以“苦”为良，似乎“药”越“苦”，“疗效”越大。     

中国农村法律问题研究

中国的农村对于统治者、知识分子们甚或“城里人”来说都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对他的感觉是既熟悉又陌生，好像远在天边却又近在眼前。而中国的农村之所以这么的特别，费孝通早在40年前便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把中国农村集中概括为“乡土社会”。一个社会之所以跟“土”紧紧地联系在了一块，那么这个社会上的人都是和“土地”粘在一起的。“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这是费老的阐述，不仅在40年前适用，在如今的中国农村也是可以说得通的。     

文学“神话”与社会现实之间──“五四”新文学运动与民国社会简论

将“五四”新文学运动放到民国社会的大背景中考察,就不难发现,它是应时应运而生,并随着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相应变化的。以往的研究主要从思想与文化方面切入,强调的也多是这两方面的价值重估。本文侧重从社会角度对新文学运动加以观照,着重分析其在文学“神话”与社会现实之间一以贯通的时代特征,并简单分析其历史成因与时代的局限性。     

李洁非：“转型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探寻

作为一位多栖的著名文化学者和学院派作家，40年来，李洁非在写作上始终坚持将学术与创作融为一体，并经历了一个“由文入史”而“文史融通”转变。在此期间，李洁非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系统，开辟新的研究阵地，通过自我转型的方式来持续推进自己对于“转型中国”社会历史与文学文化的研究和思考，不断寻找历史发展的秘密，更深层次地探究中国式发展的文化基石。同时，他还以深切的现实人文关怀进行写作，反哺着行进中的当代社会，在学者、作家中独树一帜。     

中共“八大”正确路线中断原因的再探讨——为纪念中共“八大”召开50周年而作

中共“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未能始终如一地得到贯彻和执行，这既有历史的原因和社会的原因，也有认识上的偏差和理论上的迷误。其中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片面理解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错误认识，则是中共“八大”正确路线中断的根本原因。     

天地人和古今论

天、地、人，合称“三才”，它是中国古人认识宇宙、社会、人生及一切事物的基本思想理论架构；也是中国古代统治阶层治国安邦、建设社会的思想纲领，其历史地位如同我们今天谈到“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一样。其实，天、地、人三才之用、三才之和，即是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之所指；或者说，科学发展、和谐社会是新的时、空环境与条件下，三才理论的传承、创新与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