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冯云山革命思想的形成过程

论述了冯云山革命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１８４３年前，科举考试屡败，种下了叛逆的胚芽；第二阶段，１８４３年夏至１８４４年夏，加入拜上帝教，希图以宗教救世；第三阶段，１８４４年秋冬，选择紫荆山区为革命基地，标志着冯氏从宗教救世的思想转向反清革命的道路。     

辛亥革命与长沙

素有改革进取精神和革命斗争传统的长沙,是辛亥革命的重点地区之一。这里产生了与伟大革命先驱孙中山并称的卓越领袖黄兴;黄兴和宋教仁、陈天华、谭人凤、蒋翊武、秦毓鎏、吴禄贞、刘揆一、刘道一、焦达峰、杨毓麟等全国著名的革命家曾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而20世纪初至1911年长沙所发生的一系列革命事件,在全省乃至全国都起了重大作用;更有大批长沙籍革命志士,追随孙、黄,前赴后继,在长沙或全国其他地区的反清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蒋翊武与长江革命

蒋翊武在湖湘组织的反清起义，是长江革命的首次尝试；蒋翊武在长江流域的活动及组织领导的武昌起义，是长江革命首义的胜利；蒋翊武在保卫武汉、光复沪宁、拒袁讨袁中维护长江革命成果，确立了“开国元勋”地位。     

辛亥两湖志士革命精神的共性

两湖自古为荆楚之地,无论是历史、地理还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乃至于民风、民俗、语言,两湖都有诸多相通相似之处。至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志士联系紧密,团结合作,互相支持,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主义诗篇,其革命精神也有许多共性,主要表现为：高扬爱国主义大旗,宣传反清革命;百折不挠、前赴后继的斗争精神和甘洒热血视死如归的“楚人反抗的蛮性”的精神。     

革命的身体体验和历史认知——王蒙《布礼》、《青春万岁》读解

革命政治运动与人这一主题,无疑是当代作家最显要的主题之一。探究革命政治运动这一“历史”对文学的塑造,触摸革命政治与人之间的复杂纠缠,避不开历史的大环境与作家的人生体验的交融。通过解读《布礼》、《青春万岁》,王蒙,这个在八十年代名震文坛的作家,便从历史轰轰烈烈的面幕下走出。     

革命文艺的下乡:以鲁艺工作团为中心的考察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革命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走进"大鲁艺"、实现"文艺服务于工农兵"亦成为1943年鲁艺师生组建鲁艺工作团、配合西北局工作的内在动力.下乡期间,工作团把握服务乡村的原则,文艺演出侧重当时革命需要,并在吸收和借鉴乡村民间文艺形式的基础上,融合乡村革命内涵,创作出《周子山》等新剧目,...     

老舍与茅盾现实主义文学观比较

茅盾和老舍是20世纪中国文坛现实主义流派的代表,由于二人的早期教育和人生经历不同,在文学创作中,虽同为现实主义作家但表现方法和侧重点却大不相同。茅盾的经典作品《蚀》、《子夜》、《虹》、《林家铺子》表现出他“为人生”主张和“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观等;老舍的代表作《二马》、《老张的哲学》、《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则透漏出老舍的“批判”性和偏重对市民社会心理重传统观念剖析的文学特点。     

《艳阳天》:“传统”与“革命”的融合

《艳阳天》吸收了中国传统小说的通俗元素,将传统的"英雄与美人"、"公案与侦探"、"正义与邪恶"的母题与现代革命的主题嫁接起来,合作化事业的领路人和革命伴侣取代了传统的"英雄与美人",萧长春对马小辫杀害小石头一案的侦破借鉴了传统公案与侦探小说的叙事技巧,两大阶级的斗争,被置换成正邪、善恶上的道德冲突。用传统的形式来讲述现代革命的故事,使《艳阳天》成为在政治上受推崇、在读者中受欢迎的作品。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论小资产阶级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在继《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之后,又一部反映法国革命的巨著。其主要分析了法国革命的发展阶段以及各个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最深刻地揭示了波拿巴上台的戏剧场面。作为法国革命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体现了对共和国议会民主制的向往,体现了激进的不断要求改革和进步的要求。小资产阶级在法国革命中扮演了不断推进革命进程的作用,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在法国的重要性。     

尤列与中和堂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中华民族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世称四大寇之一”的兴中会会员尤列,为联络和团结广东革命群众和海外华侨工农,开展反清斗争,首先在广东九龙创立了革命团体——中和堂,然后将它推广到海外——日本、南洋一带,使它成为反清革命和同保皇势力作斗争的革命团体之一。     

《共产党宣言》在现代中国

从“五四”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共产党宣言》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个历史阶段。这一时期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使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翻过身来,夺得政权。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就是要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     

试论中西革命爱情观的异同——以《双城记》和《芙蓉镇》为例

革命和爱情是人物成长小说中常见的题材,《双城记》和《芙蓉镇》两部看似不相关的小说都涉及到了革命腥风血雨中的爱情故事,主人公的情感历程都透出了作家对特定时代下人们境遇的思考,其中人物的爱情命运的不同与作者爱情观和中西方文化传统中价值观念的差异是相关的。     

从美学革命到宗教革命和社会革命——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另一种意义

梅列日科夫斯基在我国的译介与研究,基本以文学和哲学为背景,然而,当我们把他置于更大的视野中思考时,会发现他的另一种意义。在他的全部生平中,具有多种可供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宗教—哲学学会的创办,《新路》杂志的创办,致力于社会新价值观的建立,主张以新宗教信仰组织社会形式,推进教会改革与社会革命进程等。因此,如果在社会学、文学和哲学共同的语境中考察他,就会更加深刻地理解他的意义。     

论《启蒙时代》中的革命与启蒙

王安忆的小说《启蒙时代》回望了一代人的青春与成长,同时也对那个年代最重大的主题"革命"、"启蒙"等进行了探讨,这一思考对当下的现实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次性革命

正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说,二战之后婴儿潮一代的人是从1963年开始性革命的,发生在《查泰来夫人的情人》解禁和披头士第一张唱片发行之间。对很多人来说,性革命主要指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美国,后来又传播到西方各国的性观念的变化。但是也有些学者认为,在时间上,现代社会的性革命要早得多。牛津大学历史学家法拉梅茨·达豪瓦拉(Faramerz Dabhoiwala)在《性的起源:第一场性革命》中说,从1600年到1800年之间,英国人以及许多欧洲人刻板的性态度突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达豪瓦拉花费将近二十年研究此类课题。他在书中称,18世纪中期,英格兰以及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性风俗发生了革命。这场决裂来势汹汹,势头比1963年的性解放更猛烈,被桂冠诗人菲利普·拉金形容为"交媾开始了"。     

“追求无情的真实”－－谈《双城记》对法国大革命的描写

作为一个彻底的人道主义作家，狄更新在其《双城记》中，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表现出对人民革命的深挚感情，对革命性质的肯定；同时也对法国大革命中群众的狂热与误伤无辜、由于革命热情的洋溢漫延所造成的灾难，作了生动而逼真的描写，以艺术的真实再现了生活的真实。     

革命与启蒙——读王安忆《启蒙时代》

王安忆的《启蒙时代》叙述的是南下革命干部子弟与市民社会相遇的故事。它细腻地表现出革命后新的时代语境下市民社会的特点。革命在中国城市的目标首先体现为“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清除与劳动者无关的滋生堕落的消费场所和空间。也因此，上海在1960年代发展出新的市民生活方式，以前的资产阶级趣味蜕变成一种含蓄的生活情趣和美学上的享受，特殊经历和经验转化为一种颇具魅力的气质。而相形之下，那种抽象精神，似乎没有什么魅力可言，那些秉承这类抽象精神的干部子弟们投入到市民社会的汪洋大海中，摆脱了抽象的纠缠，获得一个自然的、人性的自我。如此，革命似乎不是为了超越市民社会，相反，在某种意义上，革命是为了回归市民社会。革命和启蒙是什么样的关系？谁“启”谁的“蒙”？《启蒙时代》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     

媒体热议“第三次工业革命”

 2013年1月上旬,一个词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京报》、凤凰网等各路媒体的显示度集中暴发——“第三次工业革命”(《人民日报》使用了“新技术革命”的提法)媒体纷纷发表文章讨论和预测这个词汇可能对未来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出版类媒体也作为年度图书着重推介了2012年出版的一本探讨新技术革命引发的新经济模式对未来世界产生改变的图书.一场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讨论正在掀起.其实近两年随着3D打印等一些新技术不断被报道,第三次工业革命作为其背后更为广阔的社会变革已经正在逐渐酝酿之中.     

包柏漪小说《春月》中的人物类型研究

小说《春月》展现了两大家族五代人的生活画卷。作品中主要有三类人物形象：顺从者、叛逆者与革命者。他们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始终面临着中西文化冲突与现代人的困境。民族、家族、革命与个人的关系,是贯穿始终的主题。作者通过对这几类人物的细致刻画,寄予了对中国革命的反思。     

宋教仁新闻思想初探

宋教仁的新闻思想源于其艰苦卓绝的为革命奔走呼号的新闻实践活动。1904年前,他接受维新思想和中国近代第一次办报高潮的洗礼,奠定了其新闻思想的基础。此后亡命日本,宋教仁第一次亲自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以反清反帝为旨趣,投入革命宣传的新闻实践中。1911年回国后,他以《民立报》为阵地,进一步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宣传,辛亥后又为鼓吹政党政治、建立民主共和政体而献身。宋教仁的新闻实践始终都贯穿着一条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主线,其新闻思想的底蕴源于并体现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