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县域综合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异研究及延伸思考

针对当前城镇化率统计和测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综合城镇化水平的概念,以陕西省为例对县域综合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并分析陕西省县域综合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以及县域综合城镇化水平和单一城镇化水平拟合度的空间分异特征;在此基础上将我国中西部县域城镇化发展模式分为均衡型、资源驱动型和生态敏感型三类,并对各类模式地区的县域城镇化发展提出政策引导.     

异速增长视角下浙江县域城镇土地集约利用及影响因素研究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县域作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如何妥善处理人地关系，集约利用城镇土地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以异速增长模型作为统一可比的城镇土地集约利用测度标准，对2001—2014年浙江省54个县域城镇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展开评价与比较，并利用地理探测器对各影响因素展开分析.结果发现：异速增长模型适用于县域城镇土地集约利用测度，城镇化发展阶段、测度有效性和数据质量等对拟合优度具有约束性；浙江县域城镇土地利用整体集约，但也存在人地关系不协调和土地利用粗放等问题；财税与产业、自然条件与发展水平和经济区位是影响浙江县域城镇土地集约利用的三大因素，各因素间有较强的非线性增强作用.最后，从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与国土空间规划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贵州省县域城镇化质量评价及其演变特征分析

科学认知县域城镇化发展质量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可为促进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基于2008-2018年贵州省83个县域单元面板数据,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及城乡一体化3个维度构建了县域单元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评价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和冷热点分析方法探析贵州省县域单元城镇化质量水平及其空间分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2008-2018年贵州省各县域单元城镇化质量呈持续上升态势,其中城镇化质量中等别的数量不断增加,低等别的数量持续下降,但高等别的占比仍然偏低.(2)贵州省县域城镇化质量内在耦合协调水平偏低且区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稳步提升型主要分布在贵阳市区、六盘水市区、遵义市区以及仁怀市,缓慢提升型主要分布在贵阳市区周围以及沪昆高铁沿线,低水平保持型主要集中分布在贵州省东北部、东南部和西南部.(3)贵州省县域城镇化质量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城镇化质量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贵阳-遵义沿线区域;城镇化质量热点区域保持在贵阳、遵义及其周边区域;次热区域毗邻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分布在黔中地区;而冷点区域主要集中分布在东北部和东南部.贵州省应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抓手,补齐社会发展短板,持续提升县域城镇化质量和努力缩小区域差异;夯实黔中地区对贵州省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不断优化县域城镇化质量的空间格局.     

基于熵权法的平顶山市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

基于新型城镇化的具体内涵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生态环境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生活质量5个方面构建了具有27个指标的测度评价体系,利用熵权法对2009—2013年平顶山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平顶山市新型城镇化具有良好稳定的发展态势,综合发展程度一直呈稳步上升趋势,但在生态环境建设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突显不足.     

县域创新驱动发展效率评价及激励政策研究

构建了我国县域创新驱动发展效率评价指标,测度了县域创新驱动发展效率并进行效率提升潜力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县域创新驱动发展已取得了一定进展,不过部分县域创新驱动发展效率比较低下;不同县域之间的创新驱动知识发展效率水平和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效率水平差距较大;部分县域创新驱动发展协调推进,还有部分县域创新驱动知识发展和经济发展出现背离现象。提出: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移转化,加强创新创业载体建设,培育县域创新创业专业人才,推动我国县域创新驱动发展效率不断提升。     

滇中城市群人口—土地—产业城镇化时空演变及耦合协调分析

在构建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三角模型、耦合协调模型及熵权法,对滇中城市群49个县市区2005-2015年间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的时空演变及耦合协调态势进行分析,并进一步对促进"人—地—产"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驱动机制进行探究,得出以下结论:(1)滇中城市群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发展的空间差异显著,十年间,初步形成了以环滇池地区为主中心,昆明市东川区、玉溪市红塔区、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曲靖市麒麟区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为次中心的"一极多核"空间格局,高值区呈现出由核心地区圈层式向外蔓延的发展态势;(2)研究区"人—地—产"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持续上升,与人口、土地及产业城镇化空间变动格局整体一致,县域间城镇化差距明显缩小,向区域均衡化发展;(3)2005-2015年间,影响该区"人—地—产"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因素有所变化,其中市场作用逐渐增强,内生力量影响有所减弱,投资力量与政府作用变动相对较小.     

皖江城市带城镇化格局时空演变分析

以皖江城市带为例,通过熵值法测度1997-2012年县域城镇化水平;基于GIS分析平台,运用重心模型及协调度模型等对县域城镇化格局时空演变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1997-2012年皖江城市带县域城镇化呈不断提升的态势,但县域城镇化差异日益显著;县域城镇化总体上呈现"合肥-芜湖"双核心的圈层演化结构;县域城镇化的重心在117°.28’-118°.37’E,31°.85’-31°.34’N波动,且重心主要向东南方向移动;县域城镇化系统内部整体协调度不强,仅部分县域城镇化水平协调耦合度较高.     

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的地域分异与动因机制

以黄土高原341个县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区,综合运用统计分析、分区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从区域和分区两个层面分析1990—2015年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的地域分异特征,揭示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空间格局形成的动因机制。结果表明:(1)1990—2015年,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水平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城镇化率由23.83%上升至54.33%,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东中部高而西部低的宏观格局。省会城市和地级市等高城镇化县区的中心性明显,以鄂尔多斯高原为中心的高城镇化区形成并逐渐加强。(2)1990年以来,黄土高原县域人口空间集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呈现减小趋势,县域城镇化均衡发展态势明显。在地理分区上,除高原风沙区县域经济发展地域差异显著扩大外,其余各分区县域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趋于缩小。(3)县域经济发展阶段、非农产业产值比重、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粮食产量、人口密度、到中心城市的最短行车时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是区域城镇化地域分异格局形成与演化的基本驱动因素。(4)未来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化应依据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要素的地域差异性科学定位、分类推进,通过地域功能优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人口迁移集聚、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和生态补偿政策等的实施,协调好城镇化建设、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三者之间的关系,实现新时代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率的稳步提升和城乡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山东省新型城镇化的时间演变与空间差异研究

基于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从人口、经济、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4个方面构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以AHP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从时间序列,对山东省及其17地市2000-2015年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和比较分析.依据2015年山东省17地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空间差异比较分析,并将其划归为5个梯度类型.研究结果表明山东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协调性不断增强,发展潜力较大;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梯度差异显著,具有明显的"两高两低"空间差异特征.因此应坚持以人为本,增强内部发展协调性,努力缩小区域差异,全面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质量.     

新型城镇化与水资源利用效率脱钩关系研究——以三峡库区重庆段典型县域为例

鉴于新型城镇化发展对水资源利用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基于2010—2019年三峡库区重庆段15个县域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和超效率SBM模型分别测算研究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和水资源利用效率，并借助Tapio脱钩模型探究二者的脱钩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 2010—2019年研究区新型城镇化水平总体上升，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指数由2010年的0.209上升至2019年的0.516。重庆中心城区及周边有关县域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指数较高，多年平均值在0.4以上；三峡库区重庆段腹地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指数多年平均值较低，但年平均增速较快，并逐步缩小与重庆中心城区及周边有关县域该项指标的差距。2) 研究区水资源利用效率总体呈“下降—明显上升—小幅回落”的趋势，各县域水资源利用效率时空差异明显，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变化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弱相关关系。3) 新型城镇化与水资源利用效率脱钩关系由2010—2013年的强脱钩类型主导演变为2013—2016年和2016—2019年的弱脱钩类型主导，总体发展趋势良好；同时受水资源利用效率的不稳定性影响，脱钩关系逐渐复杂化。研究结果提示未来仍需重点关注研究区水资源利用效率提升问题，应结合研究区实际，针对不同县域出现的问题采取相应措施以推动新型城镇化与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协调发展。     

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时空演变——以山西省为例

从新型城镇化内涵出发,构建由经济、社会、人口、生态、居民生活质量、城乡统筹发展6个子系统组成的新型城镇化的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对山西省2000年、2005年、2010年、2013年四个时期的县市城镇化发展质量进行测度,以此为变量,运用差异系数,对山西县市城镇化质量差异的演变过程进行定量分析;并以城镇化质量综合得分为依据,通过系统聚类分析法,构建五大类型区,结合GIS可视化功能和Geo Da空间自相关法对新型城镇化空间格局进行分析.主要结论:(1)山西省县市城镇化质量总体上呈上升态势,但发展不够稳定;(2)城镇化质量差异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质量差异,城乡统筹发展质量差异;生态发展质量差异、居民生活质量、社会发展质量、人口发展质量差异相对较小;(3)城镇化质量空间格局受原有格局的影响较大,相对较高质量区域在省会城市周围的辐射地带和煤炭资源聚集的地区;(4)以太原市区、大同矿区为中心"H-H"极化作用显著;晋北和晋西北地区大同—忻州—朔州—吕梁一带"L-L"集聚显著,集中连片;以运城盐湖区为中心"H-L"作用显著;近年来朔州市朔城区"H-H"作用显著,有望发展成为新的极化中心.     

大渡河流域城镇化时空演化及驱动因子分析

为探寻大渡河各地区城镇化发展滞后的原因,并为发展新型城镇化提供指导,通过构建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GIS地学空间分析技术、演化树模型等方法,测度城镇化水平和细分城镇化驱动因子模式,总结不同发展模式下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演化格局.研究表明:大渡河流域各地区城镇化水平在空间上有较大差异,差距随时间推移不断扩大;演化过程分析显示,城镇化驱动因子不同成为上下游地区城镇化水平差距的重要原因.总结了各类城镇化的动力机制特征,拟为大渡河流域城镇化水平提升提供分类指导.     

区域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建设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广西14个地级市为例

以广西14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区域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建设耦合协调发展作用机制,构建区域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建设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面板聚类分析法对2010—2017年14个地级市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建设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及空间差异进行测度与分析.结果表明,广西各地级市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建设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变化特征基本稳定,大体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较低且空间差异明显.桂林市从濒临失调上升至初级协调,南宁市从濒临失调上升至勉强协调,柳州市、北海市、百色市、河池市从轻度失调上升至濒临失调,梧州市、防城港市、贵港市从中度失调上升至轻度失调,钦州市、玉林市、贺州市和崇左市从中度失调上升至濒临失调,来宾市从严重失调上升至轻度失调.可见,经济基础滞后和旅游产业发展基础滞后都将成为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建设耦合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提高广西各市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建设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还需较长的发展周期.     

城镇化质量与消费结构的灰色关联分析——以重庆市为例

重庆从1997年正式直辖以来,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基于重庆市城镇化特点,从4个维度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对1997-2013年的重庆市城镇化质量进行综合测度.运用灰色关联模型并结合重庆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数据,对重庆市城镇化进程中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进行解析.研究表明:研究时段内,重庆市城镇化质量发展经历了4个阶段.现阶段重庆市城镇化质量处于完善阶段.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以发展型消费为主,生存型消费支出比重逐渐弱化,享乐型消费支出逐渐扩大.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优化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几点对策,从而促进城镇化健康快速发展.     

乌鲁木齐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综合测度与预测

文章选取乌鲁木齐市为研究对象,基于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内涵,分别从人口发展质量、经济发展质量、居民生活质量、生态环境质量、基础设施质量、社会发展质量6个方面,构建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2000—2014年的数据,采用熵值法、线性加权和法等方法测度乌鲁木齐市城镇化发展质量,基于灰色预测对2015-2019年城镇化发展质量进行预测。结果表明:乌鲁木齐城镇化发展质量呈持续上升趋势,根据发展速度可分为2个阶段;乌鲁木齐城镇化过程中各个子系统在不同阶段的作用各不相同;乌鲁木齐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质量、居民生活质量、社会发展质量与城市综合发展质量具有显著相关性,其中社会发展质量起主导作用;根据预测可知未来几年乌鲁木齐城镇化质量呈上升趋势。     

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时空错位及影响因素分析

城镇化质量和规模是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的两个方面,二者发展的时空错位是当前中国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重要矛盾.文章选取长三角城市群26市为研究对象,运用线性加权综合法对2009—2019年城镇化质量与规模进行综合测度,通过泰尔系数、标准差椭圆模型和空间重叠性、空间错位指数及空间回归模型探究其时空格局、错位程度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1) 研究时段内,城镇化水平由“规模驱动”转向“质量驱动”,其变化取决于中低水平城市数量的替变转移上;随时间维度变化,城镇化质量提高显著,内部差异逐步缩小;城镇化规模内部差异扩大,规模结构不合理现象有所突显.2) 空间分布上：城镇化质量始终以中水平地区为主,高水平地区不断增加,低水平地区持续减少;城镇化规模始终保持“中部凸起”的分布格局,中等规模城市逐渐取代了小规模城市,成为区域主导的城镇化规模类型.3) 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空间错位：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存在明显的空间错位,且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空间错位现象主要由小部分城市的不匹配造成的.4)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空间错位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人均GDP、每万居民拥有公共交通车辆、人口城镇化率、土地城镇化率和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对空间错位指数有显著影响,其中人均GDP和土地城镇化率对空间错位指数贡献最大,其他因素不显著.     

国家粮食主产区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测度研究 ——以河南省为例

为测度河南省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水平,通过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了河南省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度模型,以2013—2017年数据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河南省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在逐年提高,但近年来工业化发展水平滞后于城镇化发展水平。     

安徽省城镇化质量测度与时空分异研究

城镇化是人口、经济、社会、生态和空间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兼顾“质”与“量”、“时”与“空”的协调发展至关重要.该文以安徽省为研究区,从人口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环境、城乡统筹发展及开放程度6个维度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借助构建的基于粒子群优化投影寻踪和系统聚类相结合的城镇化质量测度的新方法,对安徽省16个地级市2005年、2010年、2014年的城镇化质量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1)2005年～2014年安徽省城镇化质量不断提升,近10年的增长幅度为10.35%,3个研究时点各地级市城镇化质量的首末位差(3.375 4、3.275 7、3.029 5)、标准差(0.825 8、0.804 0、0.732 7)和变异系数(54.19%、51.81%、43.57%)显示各地级市城镇化质量存在差距但逐渐缩小.2)根据城镇化质量投影值的变化将安徽省城镇化质量分为高质量、较高质量、中等质量、较低质量、低质量5种类型,空间上具有一定的聚集特征,呈现“两高两低”空间分布格局.3)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环境是安徽省城镇化质量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研究结果对制定安徽省城镇化发展战略、促进16地市城镇化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基于发展成熟度的中国省会城市发展质量评价

基于"经济增长—福利分配"两个维度构建发展成熟度评价理论模型,分别对2000年和2013年全国31个省会城市的城市化发展质量进行评价,根据成熟度评价矩阵将区域城市分成五种类型。结果表明,近些年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总体上不断提升,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失衡。需要顶层设计、因地制宜创新体制机制,共同推进城市经济增长和福利普惠,进一步完善全国城市化发展的格局,提高全民参与新型城市化的可行能力,实现城市化包容性发展。     

广西旅游经济时空差异分析

借助标准差、变异系数、Gini系数、锡尔指数,对2004—2010年广西旅游经济时空差异进行测度。结果显示:广西旅游经济绝对差异在不断扩大,但相对差异总体趋势减小,且具有明显的波动性;旅游发展速度不平衡,地域差异显著;旅游经济发达区主要集中分布在湘桂铁路沿线;桂东、桂西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广西旅游经济差异及桂中地区内部旅游经济差异是广西旅游经济总体差异的主要贡献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广西旅游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本研究结果能为管理部门制定旅游发展规划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