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量”“分子量”历史由来及建议

历史上，许多科学概念或科学术语的产生都有它的原因，当然也都有其历史局限性。     

从“格致”到“科学”

一切概念都是在历史中流动的,其流向和“流域”皆受制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社会条件。就中国传统文化本身而言,“格致”不是科学,而它终于演变为“科学”,是在开放的条件下不断接受外来文化冲击的结果。一、作为道德修养方法的“格物致知”秦汉之际的儒家著作《礼记》中有一篇《大学》,相传其核心内容为孔子之言,其余为曾子的阐述文字。被认定为是孔圣人的话中有这样一段:     

夏佩尔的“信息域”理论

从“危机”到“新方向”六十年代末,非理性主义思潮在西方日益泛滥,科学哲学面临着“危机”。许多哲学家尖锐批判了非理性主义,但何去何从,傍徨不定。正在此时,夏佩尔(Dudley shapere)提出了“信息域”理论,被认为指出了“新方向”,后来形成“新历史学派”,在七十年代起着重要的作用。“新历史学派”继承了“历史学派”重视科学历史分析这一基本原则,并吸取了其中一些合理因素,如批判“积累观”,重视科学革命,承认科学活动是个开放系统,要考虑社会和心理因素等。同时他们也尖锐批判了“历史学派”的某些严重的理论缺陷。“新历史学派”认为,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学派”过分夸大社会和心理因素,夸大“科学共同体”的作用而贬低理性在整个科学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他们的“范式”具有僵硬性,不能随时“倾听”事实的声音。他们否认科学发展的继承性,宣扬革命前后理论“不可比”。他们否认科学进步意味着逐渐接近客观真理,而以解决问题能力和预见能力作为进步标准。凡此种种,“新历史学派”都给予批判。他们对费耶阿本德的批判更多,因为他把“历史学派”的理论     

“科学”与“宗教”概念的演变——评彼得·哈里森《科学与宗教的领地》

"宗教"和"科学"这两个文化范畴对于理解现代性的本质及其遗产最为重要,但我们现在理解的"科学"与"宗教"都是相对晚近的观念,是在过去三百年里在西方出现的,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科学"和"宗教"这两个概念起初都是指个体的内在品质或者说"德性",到了16世纪则渐渐成为首先通过教理和实践来理解的东西,成了命题式信念系统,这种客观化过程是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的前提。关于科学与宗教的传统叙事,无论是冲突、独立、对话和融合,都无法刻画"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这是因为,"科学"和"宗教"并非划分文化领土的自明方式或自然方式,它们既不是人类的普遍倾向,也不是人类社会的必然特征,而是因为独特的历史情况而形成的。无论是持冲突观点,还是持融合观点,都同样巩固了"科学"与"宗教"的现代边界。     

关于“科学元勘”的称谓

随着小科学向大科学的过渡 ,科学技术发展越来越社会化、政治化 ,把科学本身作为学术考察的对象显得十分必要 ,事实上现在有多种学科在元层次上研究科学。这种元层次的研究首先包括逻辑经验主义肇始的科学哲学 ,以各种编史理论武装起来的科学史 ,其后走向成熟的是科学社会学 ,及以“后现代”理论为核心的科学批判。对科学的哲学的、历史的、社会学的以及文化学的研究 ,目前都可以概括在“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ｔｕｄｉｅｓ”这个简短的题下。以前人们将它直译为“科学研究” ,但这样翻译容易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一般的对象性研究混淆 ,而此词…     

认知科学与库恩的“范式”

读了库恩的近作《科学知识作为历史产品》后,使人感到60年代初期革命风采奕奕的库恩又回来了。在这篇文章中库恩的传统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发动了新的进攻,而且这一次是从哲学认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批判,因而它必将对历史学派的科学哲学的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拟从认知科学的角度对库恩的范式进行一些分析。有的人似乎更喜欢60年代初期的库恩。尽管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库恩对范式有许多的用法,然而正是这些不同的含义为读者和解释者留下回旋和发挥的余地,从而成为一种新的科学观进一步发展的基点。从70年代末产生的认知科学看来,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传统和历史学派的科学哲学     

“连续统”观念下的中国古代科学

科学是一个演变和进化的过程，我们应该注意到科学定义的间断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有着不同的内涵，与此同时，还应看到它的连续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又具有革些相同的特征，或某些主要特征只存在程度上的不同，而不是“有”或“无”的区别，对于“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问题不可简单地加以断言，也不应该以西方近现代科学的定义及特征作为评判标准，退一步来说，即使以西方近现代科学作为评判标准，在“连续统”观念下仍可得到中国古代有科学的结论。     

“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解读

唯物史观认为,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相互制约,决定了真正的科学绝非纯粹的关于自然的物的科学,而是"关于自然的人的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即历史的科学。这样的科学,才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自然数学化”与“新实验运动”

西方科学史编史思路存在着连续论和革命论之争。然而,在不同编史纲领下工作的学者却几乎一致性地从有关数学与实验的当代理解出发,整理解读古代科学文献。这种对概念工具所预设理论前提的忽视,会让研究者将自己的默认理解不自觉地投射到历史研究当中。因此,结合古今不同的形而上学背景,澄清数学与实验具体含义的历史变化,有助于古代科学思想的重新激活。这一激活工作能在更深的层面上推进革命论者的史学工作。     

恩里科·费米:“十九世纪式”的现代科学家

费米的整个生命是属于20世纪的;不仅他的科学工作,而且他的主要活动,都与现代物理学紧紧连在一起。他与众不同的是:在物理学发展如此迅速、分枝领域复杂繁多的20世纪中,能够同时在理论和实验两个方面都取得卓越的成就。这种才华横溢的、在不同领域都能高耸于群的科学家,在19世纪以前还能普遍可见,而在20世纪中却是绝无仅有。因此,人们赞叹他为“19世纪式”的现代科学家。这是罕见的,但又是可以理解的,可以在他所处环境中找到历史的缘由。今天,人们从费米留下的足迹中想必还能得到一个启示:在一个已经衰落的国土上,如果崇尚科学精神,珍爱科学人才,也可能重新开放灿烂的科学之花……     

论“点”

迄今科学和哲学层面都有一个未解决的影响深远的重要问题,即把点(无论是空间点还是时间点)看做是"绝对的无"或"可分的有"的内在矛盾,及两种观念之间的不一致。若要解决上述矛盾,在科学层面应把点看做具有非0测度的不可再分的非标准点,哲学层面同样应将时间点——"现在"看做既非"绝对的无"又非"可分的有"。这样的"点"具有连续性、不确定性和彻底性的特征,可为时间性等重要观念奠定一致性的微观基础。     

“有”拒斥“无”和“有”生于“无”——海德格尔论科学中“有”和“无”的问题

在科学看来,应该得到研究的只是作为有的存在者,无作为非存在则是应该被排斥的东西,因而不愿与闻无。海德格尔对此予以批判,他认为,科学的这种认识是由于科学对无的误解造成的,科学在无的问题上是无能的。实际上,无就是存在之无化,科学恰恰是以这个无为基础的,在本质上归属于无。为了克服科学本身的缺陷及其带来的危险,必须超越有而进入无,由此把握存在者整体,开辟一片新的天地。     

何为“文化遗产”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属于下列各类内容之一者,可列为文化遗产:①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建筑物、雕刻和绘画,具有考古意义的成分或结构,铭文、洞穴、住区及各类文物的综合体;②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因其建筑的形式、同一性及其在景观中的地位,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单独或相互联系的建筑群;③遗址:从历史、美学、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造工程或人与自然的共同杰作以及考古遗址地带。凡提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项目,必须符合下列一项或几项标准方…     

以约定俗成的原则来对待“大熊猫”

不管历史上怎么叫,现在毕竟大多数华人都叫“大熊猫”,不妨就以约定俗成为好。动物的普通名不同于科技名词,毫无疑问后者要规范、科学,但是普通名已经叫开了,家喻户晓,个人以为没有必要更改。不管是叫“大熊猫”还是叫“大猫熊”,人们都知道指的是哪一种动物,不会与别的动物混淆。如果非要因为它属于熊科,就改叫成大猫熊,     

以约定俗成的原则来对待“大熊猫”

不管历史上怎么叫,现在毕竟大多数华人都叫“大熊猫”,不妨就以约定俗成为好。动物的普通名不同于科技名词,毫无疑问后者要规范、科学,但是普通名已经叫开了,家喻户晓,个人以为没有必要更改。不管是叫“大熊猫”还是叫“大猫熊”,人们都知道指的是哪一种动物,不会与别的动物混淆。如果非要因为它属于熊科,就改叫成大猫熊,     

论科学偏见——萨弗尔“归因模型”评介

科学偏见是科学争论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关于科学偏见的产生，历史上曾有逻辑实证主义与反逻辑实证主义两种对立的观点。近年，在西方又流行方法论的客观主义观点，这一观点坚持在科学活动中应采用先在的、绝对不变的、至上的方法论标准，否则，就会出现科学偏见。这一观点背离了现实的科学活动。在萨弗尔曾批判这一观点，并提出其归因模型。本文分析了方法论的客观主义观点的局限，介绍并评价了归因模型。     

“判决性实验”可能吗?

长期以来,许多科学家、哲学家和科学教科书都持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科学理论的评价中,实验是区分可接受的理论和不可接受的理论的唯一依据。可接受的理论就是那些能够通过经验检验的理论,其中有一类检验特别重要,即所谓的“判决性实验”,它可以为一个理论     

浅谈“中医是否是科学”的问题

通过比较和分析医学在古典和现代两个时期在中国和西方的产生与发展,可以得出中西方对人体和疾病的认知在古典时期是一致的,据此论证医学是普遍的,而非区域性的。在近代科学革命之后,由于不同的发展背景和要求,医学在中西方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对于医学的认识,尤其是当前对中西医的认识,应考虑其所处的历史时期。这样,可以避免常见的传统中医与现代西医的错位比较。此外,在衡量一个学科或理论是否是"科学"这个问题时,也应考虑"科学"的历史阶段性。这样,才能合理地讨论"中医是否是科学"这一问题。     

从司马贺的“人工科学”观看人工智能的哲学基础

人工智能发展方兴未艾,其理论基础却呈现复杂的“未决性”,只有深入反思人工智能哲学基础及其历史演变,才有可能把握人工智能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司马贺所提出的“人工科学”观念,为我们提供了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分析视角。一方面,人工科学作为一种复合性的科学观对于推动经典人工智能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这种科学观对于“总体性”地认识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仍然不乏可资借鉴的意义。     

东西方科学思维的“半球风格”

随着一种基于人类大脑半球机能一侧化的"半球认知风格"理论观点的提出,人们发现在人类认知活动的各个层面上广泛存在着所谓"半球风格"现象。运用该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来分析、概括和指称东、西方两种科学思维方式的差异,能够为进一步认识和把握东西方两大科学体系的各自特质、认识方法及其历史地位与作用,提供一条新颖而实证化的研究路径。为避免这种分类与概括的简单化和主观化,从辩证思维的高度出发,牢牢把握人类科学思维的社会与文化属性,并有选择地运用实验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中的量化手段和测评方法,是非常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