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开设术语学课程的探讨

在国际上,术语学是一门成熟的独立学科,有完善的教育体系。而中国,虽已在术语规范的实践工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术语学研究和术语学教育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中国应争取在大学开设术语学课程。该课程不仅可以为中国术语规范实践工作和理论研究培养人才,还对提高学生素质具有重要意义,表现在：一是有助于培养学生热爱母语的品德;二是增加学生的科技素养和人文素养;三是传授系统的术语学理论,增加就业机会;四是有助于培养学生使用规范术语的习惯。     

在大学开设术语学课程的探讨

在国际上,术语学是一门成熟的独立学科,有完善的教育体系。而中国,虽已在术语规范的实践工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术语学研究和术语学教育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中国应争取在大学开设术语学课程。该课程不仅可以为中国术语规范实践工作和理论研究培养人才,还对提高学生素质具有重要意义,表现在：一是有助于培养学生热爱母语的品德;二是增加学生的科技素养和人文素养;三是传授系统的术语学理论,增加就业机会;四是有助于培养学生使用规范术语的习惯。     

加强中国术语学学科建设之我见

鉴于目前我国术语规范工作做得多而术语学理论研究薄弱的现状,提出加强中国术语学学科建设的七点建议：即成立全国科技名词委术语学研究会;成立专门研究机构;争取早日列入国家《学科分类与代码》;完善支撑条件;扩大文科比例;联络国际和协调国内有关组织修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有关条款;目前研究重点应是中国术语学的方法论,并以中医术语为例说明其重要性。我国的术语(即专业名词)规范有着悠久的历史。先秦诸子就有关于名实的论述,如儒家的“名不正则言不顺”,道家的“无名无为而治”,墨家的“取实予名”,名家的“正形名”等。而我国设立专门机构来规范术语,是20世纪初的事。清宣统元年(1909年),在大学部下设“科学名词编订馆”,负责科学术语翻译规范工作。1932年,民国政府在教育部下设国立编译馆,迄今台湾仍延续此体制。建国后,1950年政务院下设“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文革”中断。1985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后改称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简称全国科技名词委),迄今已成立了专科委员会60个,审定并公布了名词63种,基本建成我国科技名词体系,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术语规范工作经验。由此可见,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在术语规范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成绩非常显著。但相比之下,我国在术语学理论研究方面显得非常薄弱。这与我国有着丰厚术语资源的实际极不相称,也不能适应当前开展的名词审定,也将不能满足未来的术语规范。随着国力的强盛,我国由科技大国成为科技强国,对我国的术语学也将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国,而汉语作为联合国使用的语言之一,汉语术语学的建立,创建有汉语特色的中国术语学,成为继德国—奥地利学派(德语)、俄罗斯学派(俄语)、加拿大—魁北克学派(法语)、捷克—斯洛伐克学派(捷克语、斯洛伐克语)之后中国学派(汉语),也是中国术语工作的历史使命。因此,目前提出加强中国术语学学科建设是非常必要的。按照学科建设的要求,审视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建议,供学界讨论。1.成立全国科技名词委术语学研究会全国科技名词委已经成立的二级名词审定委员会是按理、工、农、医、技术科学与交叉学科的不同纵向来设置的,主要任务和功能是审定名词,较少涉及术语学的理论,所以在目前全国科技名词委的组织构架里,为了加强术语学建设,有必要设立横向的二级组织——术语学研究会。术语学研究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学科发展计划,加强分工合作,促进学术交流,推动学科发展。不同学科的术语学专家可以通过这一全国性学术平台,一起研究中国术语学的共性问题,一起探讨其理论、原则、方法等重大的关键性课题,从众多个性经验中归纳总结出一般性的原理。通过召开定期或不定期学术会议,交流学术,促进术语学科的进步。2.成立专门研究机构一个学科必须有一支稳定的学术队伍,其队伍的稳定性主要由专门的研究机构来保证。因此,应该倡导有条件的高等院校、研究院所设立术语学研究所或研究室,如全国科技名词委与黑龙江大学拟成立的术语学研究所,就是一个良好开端。中国中医研究院正在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初步设想在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设立中医术语研究室,期待这一构想能通过学科论证。要有目的地引导、鼓励综合性大学、研究院所语言专业、科技史与文献专业机构中率先设立术语研究机构。3.争取早日列入国家《学科分类与代码》术语学是研究专业概念及其名称的一门学科。从语种分类,有单语术语学、多语术语学。从实用性分类,有理论术语学、应用术语学。当然,还会有不同的其他分类。一般来说,一个学科有其明确的研究对象、独立的学科理论、方法与特征、发展目标,以及一支学科队伍。发展目标是该学科核心理论、前沿领域、尖端技术长期稳定的发展趁势,而且每个学科应有3个以上稳定的研究方向,每一研究方向应有数个系列研究课题来支撑。很显然,术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但在国家标准GB/T13745-92《学科分类与代码》中并没有“术语学”。一个学科没有自己的学科代码,就像一个人没有自己的身份证。国家的科研计划、教育计划,往往依据《学科分类与代码》,给各个学科科研立项和教育招生开立户头,给予人、财、物方面的支持,所以其重要性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由于学科发展很快,《学科分类与代码》已经不能反映学科的实际情况,几年前制订者就想顺应实际需要进行修订。因此,学界要与有关部门加强沟通,争取在修订《学科分类与代码》时,将术语学列入。术语学由一门应用语言学,演进为一门语言学与专业学科的边缘科学,并发展为一门横跨语言学、逻辑学、本体科学、信息学和专业学科的综合性学科,文、理交叉,应属于一级学科,排在自然科学之后,社会科学之前。虽然,术语学还没有自己单立的户头,但有关的工作并不能等待,而是要抓紧。只有工作做好了,就为将来的列入增加了法码,所谓有为才有位嘛。呼吁列入与抓紧工作,两者并行不悖,可以互动进行。要积极组织向有关部门申请科研课题,获得一定的经费,结合各自的优势和特点,开展术语学研究,多出成果,并促进成果转化。提倡学界多发表研究论文、多撰写学术著作,扭转目前术语学研究尤其是理论研究论文少、专著少的局面。人才培养是学科建设的根本。一个学科要持续良好地发展,必须要有一支梯队合理的专业队伍,有学科带头人、后备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后备骨干、专业人才。就现阶段而言,由于术语学的多学科性质,一般本科生难以胜任其研究、教育工作。因此,术语学人才,要抓研究生培养,要有计划地招收硕士生、博士生,根据研究生不同的知识背景,结合术语学的需要,做好选题,如术语概念演变史、从术语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等。当然,这并不排除在本科生教育中开设《术语学概论》课程,普及有关常识,给一些初步的熏陶,培养一些爱好者,为招收术语学研究生打下生源基础。4.完善支撑条件如果要建设好一个学科,那么相应的支撑条件是不可或缺的。对于术语学来说,有关支撑条件建设,包括本学科资料库、本学科的术语规范、供学术交流的杂志、网站等。一般都由实体性机构来承担,来建设。目前术语学科杂志有全国科技名词委主办的《科技术语研究》和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主办的《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两种,也建有网站。以后陆续组建的专门术语研究机构,都有责任并且要有计划地完善有关学科发展的支撑条件,为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5.扩大文科比例术语学有多学科的性质,需要文理学科的交叉融合,而目前全国科技名词委下属的二级名词审定委员会中,绝大多数属于理工农医学科,文科只有语言学一种,呈现“一头沉”的现象。显然对于术语学学科建设是不利的,因此,建议继续扩大文科的比例,成立哲学、历史、社会等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使其学科组织构架趋于合理。6.联络、协调、修订全国科技名词委以及以后成立的术语学研究会要加强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第37技术委员会(简称TC37)及其有关机构的联系。ISO-TC37是国际专门的术语标准化组织,秘书处设在奥地利维也纳,下属的一分委员会秘书处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第三工作组秘书处设在加拿大魁北克,第四工作组秘书处设在德国柏林。与它们的联络,有助于及时交流信息,促进我国术语工作的进步。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有必要成立中国术语学会,将我国术语学研究工作者组织起来,搭建中国术语学交流平台,为创建术语学中国学派而努力。2001年实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外国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和科学技术术语译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由国务院语言文字工作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组织审定。”随着我国特有的学科术语规范工作的开展,如中医药学术语都是我国独有的,不存在译入,相反是译出的问题,可见这一条款显然已经不适合了,有必要进行修订。7.目前研究重点是中国术语学方法论如前所述,我国术语学学科发展目标是创建有汉语特色的中国术语学,成为世界第五大术语学派。这是根据我国汉语特点而提出来的。而这方面以往我国虽有大量的原始资料,但并没有更多的符合术语学理论的阐述。近一个世纪以来,多数术语尤其是科技术语来自国外,随着科技领先地位的转移,西文(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等)、日文、俄文、英文术语先后传入,我国的科技术语工作主要是如何将外文术语准确地译成汉文术语,积累了丰富的术语规范经验,但对其归纳、总结,进行理论提升,都做得很不够。同时,我国学界对国外四大术语学派的概貌作了介绍,只是点滴的,并不系统、全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系统全面介绍国外的学术与经验,对我国的术语学工作肯定有借鉴意义。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德文、俄文、法文、捷克文、斯洛伐克文与汉文不同,拼音文字与方块文字不同,表音文字与表意文字不同,因此外国的东西仅仅是借鉴,而决不能机械地照搬。创建符合汉语特点的中国术语学,不仅是理论问题,而是解决我国当前术语规范工作实际问题的迫切需要。理论再好,如果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也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探索研究汉语术语的方法论是目前研究的重点。自1985年以来,全国科技名词委制订的《科学技术名词审定的原则及方法》一直是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所遵循的,尽管理论略显简约而方法却具操作性。不过,由于中医术语不同以往大多数学科术语译自国外,自有其特点,而这些特点所带来的问题就对原有的《科学技术名词审定的原则及方法》提出了质疑。中医术语特点约有：①历史性：不仅有字、词、词组构成的术语,而且有短句形式的术语,如肺主气,木克土等,术语以概念为基础被认为是术语学的基本原理,显然这类短句形式的术语自有其所指的概念。②人文性：如三子养亲汤,用苏子、莱菔子、白芥子治疗老年性气喘病,有自然科学的含量,同时此方还隐喻诸孝子侍亲奉老之儒家伦理观,这就有了人文的含量。因此,不能简单地按植物的自然属性,将“三子”规范成为“三籽”,否则将丢掉它的人文属性。③定性描述：如实喘、虚喘,岂能用定量来描述？④抽象的概念用具体的名词来表述：如五行的木、火、土、金、水,如何来定义？⑤中医有的概念表达不完全符合形式逻辑,因而适合于大多数科技名词作内涵性定义的“种加属差”方法,在此就不适用了。譬如,证是中医特有的概念,不同于病、症,以气血两虚证为例,既是一个独立的概念,而在实际病例描述时,又常常与病名相组合,如滑胎气血两虚证、子眩气血两虚证、产后腹痛气血两虚证,它不再是线性的而是多维的,可能辩证逻辑的方法才比较适用。“简明性”是科学名词审定的基本原则之一。我们在完成科技部项目《中医药基本名词术语规范化研究》之后,又得到科技部的支持,目前正开展《中医内妇儿科名词术语规范与审定》工作。众所周知,天文学中木星、土星等的多个卫星,其命名采用组合法,但它不用全称“木星1号卫星”、“土星1号卫星”,而是加以缩略,称“木卫1”、“土卫1”,符合术语的简明性。但我们在中医术语规范过程中,面临了一个问题：组合后的术语字数多,不简明。如上所述,滑胎、子眩、产后腹痛等病均有气血两虚证,采用组合法定名,便有滑胎气血两虚证、子眩气血两虚证、产后腹痛气血两虚证,显然组合后的术语变长了。又如关格(病)有“脾肾亏虚,湿热内蕴”、“脾肾阳虚,寒湿内蕴”、“肾气衰微,邪陷心包”等证,组合后就成了“关格脾肾亏虚湿热内蕴证”、“关格脾肾阳虚寒湿内蕴证”、“关格肾气衰微邪陷心包证”等,这么长的术语,显然使用会不方便,会影响学术交流。因此,必须进一步缩略,使之简明,方便交流。那么汉语术语缩略的原则是什么？方法又是什么？这就需要术语学界提供有关方法论研究成果,以解决当前汉语术语尤其有中国特点的中医术语过长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提出我国术语界目前研究重点应放在中国术语学方法论上的原因。中医术语所具有的古今演变、中西差异、文理交融的特点,为我国术语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样本,我们期待着有志于创建术语中国学派的人士加入到中医术语研究中来。* 朱建平研究员是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王永炎教授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     

对中国开展术语学教育的思考

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不断提升, 中国的术语学理论研究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果,进一步普及和推广术语学理论知识这一任务日益迫切, 开展术语学教育已经是大势所趋。文章主要对中国开展术语学教育的内容和基本途径进行了思考, 并试图通过该文引起广大术语工作者和理论研究人员对术语学教育的相关问题的重视。     

对中国开展术语学教育的思考

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的术语学理论研究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果,进一步普及和推广术语学理论知识这一任务日益迫切,开展术语学教育已经是大势所趋。文章主要对中国开展术语学教育的内容和基本途径进行了思考,并试图通过该文引起广大术语工作者和理论研究人员对术语学教育的相关问题的重视。     

建立中国术语学之管见*

一 引言中国术语学的研究是在不断发展的。但是也曾一度受到一些主客观条件和各种因素的限制,其发展并不平衡。近30年来,对研究工作加大了力度,理论和实践上的研究成果逐年增多,并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现已公布了70多种科技名词,初步建立起了中国现代科技名词体系。2007年2月,《中国科技术语》双月刊已经同读者见面,并受到广泛好评。她是学术界努力进取,在原刊《科技术语研究》基础上实现升华的国家一级刊物,这也是中国科技术语研究取得新发展的明显标志。她很务实,不尚空谈;她有明确针对性,具体而不乏理论思想指导;她关注热门术语,很有现实性。无疑,她是一个高层次学术阵地。术语研究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学术问题与国家的科学、技术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对海峡两岸及同国外的学术交流有极为密切关系。因此必须高度重视,积极推进术语学的研究和发展。二 管见“全国科技名词委正在致力于建立中国的术语学理论”^[1]。这一喜讯既高度鼓舞人心,又令学术界感到任重道远。因为,要建立中国的术语学,应有相应的指标,如一批高层次的研究队伍——专家;一批高水平的理论研究著作——专著;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专论。现在,已有一个完好的理论研究阵地——刊物。有理由相信,在有关领导部门重视和加倍扶持下,更多的专家、专著、专论会加快出现。但是也必须承认,目前学术界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仍需要做好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这里,笔者仅就几个具体问题,提出管见。1.尽早形成对术语规范的共识首先,中国的主流媒体和报刊应自觉规范使用。不规范统一,随心翻译、随意使用术语,是令前辈学者深感头痛的事。梁启超先生说过：“译书之难读,莫甚于名号之不一。同一物也,同一名也,此书既与彼书异,一书之中,前后又互异,则读者目五色,莫知所从。”^[2]2003年,正值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不久,上海和北京陆续出版了诸多WT0文本,当时就有不少读者指出了许多译文“前后不一”的情况,后来因此组织人力重新审核,花费了大量精力。又如,2005年12月22日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规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第2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随后,中国的报纸、期刊、网络上出现了大量的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章和报道,其相关标题中术语的英文译名更是五花八门。其实关于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和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Con 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对其内容和定义已有明确阐述和规定。而有的网站将其翻译为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 age,有的刊物上则译为Im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或Non－substantial heritage,或Non－matter cultural legacy。笔者认为,为了同发起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联合国用词达到一致,达到同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用词统一,建议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英文名定为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2.建立中国术语学,加强术语本体论研究在中国国内的刊物上,有不少学者已就科技术语具有专业性、科学性、单义性、系统性等特征及约定俗成等原则进行了论述,这无疑促进了术语学的研究和发展。“没有术语,就没有知识”(There is no knowl edge without terminology)这句话对宣传和普及规范科技术语,促进术语学理论建设有积极作用。要加强中国的术语学理论建设,需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加强术语本体论的研究,发掘更丰富而深刻的中国术语内涵,承载起全部现代科技概念。由科学家与语言学家联手,融科技与人文为一体而建立起来的术语学理论,才是真正具有特色的中国术语学理论。3.敢于提出建立有魅力和特色的中国术语学一般地说,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为什么还要建立中国术语学呢？难道国外的经验不合时宜吗？笔者认为,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中国现代科技名词体系的建立,给现代科学技术注入了新的内涵和活力。在高校和科研单位开放式的术语学研究过程中,在介绍西方学者术语理论研究成果时,已有真正意义上的多学科交叉与综合集成的研究,并提出了中国自己的理论,早已经超越了初期模仿性的研究,并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由此融入并推动着全球术语学研究的发展潮流。因而中国术语学的普遍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术语研究与语言、语法和翻译关系密切。英国语言学家威尔金斯说过：“没有语法,人们不能表达很多东西;而没有词汇,人们则无法表达任何东西。”^[3]东西方语言的差异,是由东西方民族文化不同所决定的客观事实。汉语的语言、语法和文化特色所孕育出来的中国术语,必然带有中国特色。笔者甚至认为,不仅特色显著,而且蕴意深刻,极具魅力。如激光、艾滋病等术语,简洁明了,而英文需要写上一长串的字母。“意合”性的汉语与“形合”性欧美的语言各具优势。4.谋求已有术语的统一,加快统一新术语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岸已分隔50多年。新兴学科层出不穷,海峡两岸专家各自按自己的理解和方式定名,造成祖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一国两词,一物多名。大陆称“计算机”,台湾称“电脑”;大陆称“软件”,台湾叫“软体”;大陆称“宇宙飞船”,台湾称“太空梭”。在科技广泛渗入人们生活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今天,扩大两岸的教育、科技、文化交流,迫切需要术语的规范和统一。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科技文化交流,也呼唤着中国的科技术语的统一。全国科技名词委对两岸已各自公布、约定俗成的科技术语以对照为主逐步取得统一;对从现在起新出现的术语谋求即时统一。这种“老词老办法,新词新办法”的措施,受到了两岸学者的广泛欢迎。全国科技名词委对于科技术语的统一规范功不可没。除了经常组织学术研讨会外,还审定出版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名词书,如《海峡两岸药学名词》《海峡两岸昆虫学名词》《海峡两岸航海科技名词》《海峡两岸船舶工程名词》《海峡两岸大气科学名词》等等,这些都已对两岸流行的科技术语的统一和交流发挥了良好的作用。据悉,全国科技名词委正在筹备成立新词审定委员会,为有效搜集、整理、规范新术语的定名开展工作,这必将得到学术界的热烈支持和回应。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加强同媒体合作和宣传的力度。对于名词委早已公布并推广实行的术语,应如何在社会上得到及时的推广呢？笔者认为,除举办一些新词发布会外,还要从学校教育做起,加强积极宣传教育,同时要加强同媒体的沟通,加强对报刊文章的评论,把使用不规范的科技术语视为报刊文章质量不过关的表现,从正面来促进媒体作者和责任编辑的主动配合。三 结论在浩如烟海的术语学苑里,谋求中国科技术语的规范和统一,必然是一项繁复和困难的工作。在建立中国术语学的过程中,既要加强深入研究术语学的基本概念,研究术语和概念的关系,研究术语的特点、构成、类型及其定义等的宏观方面的内容,同时也不可忽视对其微观研究的方方面面,做好基础性工作。“规范和统一科技名词,对于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和文化传承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和长期性任务,是实现科技现代化的一项基础性工程。”^[4]对于术语的意义和作用人们怎样强调也都是不过分的。让学术界同人都来积极参与,团结合作,作出坚韧不拔的努力,共同来成就“融合文理,贯通中西,跨越古今”^[1]具有东方特色的中国术语学！* 此篇为“第二届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论文。     

发展我国的术语学研究——应在高等学校开设术语学课程

2002年第4期《科技术语研究》发表了中国科技名词代表团访问欧洲术语机构的专题报道,文章最后提到了代表团对今后中国术语工作的6条建议,其中第一条便是：“注意现代术语学理论与工作方法的教育与普及。努力谋求在大学设置系统的术语学课程,并探讨开办术语学远程教育(e-learning)的网络体系。”作为一名长期在高等学校工作且初涉术语学研究领域的教育工作者,笔者对这一建议举双手赞成。这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非常重要的建议。它完全符合“科教兴国”的方针,同时也体现了推进素质教育、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的教育理念,更是从根本上增强我国术语工作的内在实力的重大措施。本文提供一些相关情况及个人的认识,以期促进这一建议的早日落实。自古以来,伴随着科学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总是要创造出一些用以确定并传达这些思想,首当其冲的是表述概念的专用词汇。从这一意义上说,科学的发展史同时也就是语言的发展史。科学发展历程上的每一个成就与进步,也都要依靠语言,具体说是用词汇单位予以确立、表达、交流和加以巩固。因此,科学语言总是与科学本身同步发展的。古希腊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古希腊人的科学是统一的、不分学科的、“弥漫性”的科学,因此,如恩格斯所说,古希腊的哲学家同时又是自然科学家。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种“弥漫性”的科学才逐渐分离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至此,用来描写科学的专门词语,也就是现代所说的术语,才只用于某一学科范围内,为某一确定的学科服务。换句话说,不同的学科都有自己的术语,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就不易理解和使用该学科的专用语言。到了近代与现代,科学各学科的分工愈加细密,不同学科、专业间的语言隔膜也随之加深。难怪有人说,学习一门专业就是掌握一套专门的语言符号,即这个专业特有的术语系统。所幸的是,20世纪30年代产生了一门专门研究各学科术语的一般性问题及普遍性规律的学科,这就是术语学。它把本体科学、科学史与语言学等“三不管”的一个重要问题提了出来,并且当作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如果泛泛地用“语言”一词来指称科学语言,显得有些笼统,也有失准确。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布拉格语言小组的功能语言学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开始把某些用于一定专门目的的语言看作是民族语言的一种功能变体,可以把它称作“亚语言”。如果说,语言是一个系统,那么这些“亚语言”就是较小的子系统,语言系统实际上是由若干子系统构成的。这种“亚语言”与人们的日常语言是有明显区别的,于是一个被称为“专用语言”的概念便出现了。英语国家采用languages for special purposes(LSP)来表达“术语”的概念,偶而也有人简称为special languages。德语国家在更早的时候已经出现了Fachsprachen以及Wissenschaftssprachen。晚些时候,法语国家也频频使用Langues de spécialité。俄语则用язык для специальных целей—ЯСЦ来代表同一概念。最早提出使用科学语言(the language of science)概念的是英国学者瑟沃里(Th.Savory)。上个世纪50年代的科学语言、广告语言、大众传媒语言、技术语言等都是属于不同领域的专用语言,其中科学语言受到的关注尤多。专用语言与日常语言是属于自然语言的不同的子系统。两者的根本差异在于：日常语言是第一性的,而专用语言是第二性的;日常语言的使用范围实际上没有限制,而各种专用语言的使用范围却是有限制的;日常语言是自发形成的,而专用语言的形成则有很大的自觉成分;日常语言是完全自然的,而专用语言则有人为的成分,如此等等。但日常语言与专用语言毕竟源出于同一种民族语言,因此,在形态、结构与句法等不同方面,它们又是不断地相互吸收、相互补充、相互转化的。术语可以看作是专用语言词汇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术语除了出现在专用语言中,也可能出现在日常交往语言中,但不管出现在哪里,它都作为专用语言的词汇单位行使自己的功能。专用语言的种种特点,使它有可能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对象。然而,科学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仅仅具备了研究的对象还不足以建立一门学科。为此,还要有社会的需求,还要有自己的、而不是完全从其他学科借用来的研究方法,以及能够对相关领域的事实或现象作出解释的理论。1969年,在莫斯科大学召开了研讨“术语学在现代科学系统中的地位”的学术会议。在前30多年研究积累的成果的基础上,会议一致确认：术语学(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大约在同一时期,其他国家从事术语研究的学者,也产生了同样的认识。1975年,被公认为现代术语学奠基人的维斯特(E.Wüster)在西德的Lebende Sprachen杂志上撰文,论述了术语的实际工作、关于术语的一般学问,以及关于术语的个别学问的差别。1979年,在维斯特去世以后,维也纳学派的其他成员,包括费尔伯(H.Felber)等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他们把术语科学称作allgemeine Terminologielehre。而在法国和加拿大,也把la terminologie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专业。于是,术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地位,便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承认。相当长时期以来,英语里一直用terminology来表示“术语学”。但这个英语词本身还表示“某一学科的术语总汇”的意思。这自然会给这一术语的使用带来不便。因此,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国际术语信息中心(Infoterm)便开始使用the terminology science和die Terminologiewissenschaft来表示“术语学”,而俄语里则用термино ведение来取代同样是多义的терминология。20世纪60年代初,前苏联,首先在莫斯科印刷学院、莫斯科大学语文系等院校开设了术语学的基础理论课程。60年代末,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高等院校也陆续开始讲授术语学。应该看到,把术语学纳入大学课程,对不同专业的学生授课是这门学科进一步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同时,它反过来对于巩固与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也有极大的推进作用。进入90年代,在美国、瑞士、丹麦、加拿大、德国、波兰等国,术语学已成为培训翻译人员、标准化工作人员、词典工作者的必修课。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期间,前苏联先后出版了《术语·术语总汇·名称》(Tермин.mерминология.номенклатура—А.Хаютин,1972)、《术语学说的语言学原理》(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ы учения о терминах—Б.Головин,Р.Кобрин,1987)、《术语学引论》(Введение в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С.Гринев,1993)等多部主要用作教材的专著。而在加拿大,也有隆多的《术语学概论》(Introduction á La Terminologie—G.Roudeau,1981)问世。后来,国际术语信息中心又把费尔伯等人的其他著述作为教材推荐出版。英国也出版了皮切特与德拉斯考合著的《术语学引论》(Teminology：an Introduction—H.Picht,J.Draskau,1985)。在荷兰与波兰也有相应的术语学教科书问世。进入90年代,几部综观术语学发展历史的论著以及在术语发展史上有过较大影响的文章结集出版,其中有《俄苏术语学史》(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mермuоведения—В.Татаринов,1995)和奥地利的《术语学著述选粹》(Ausgewhlte Texte zur Terminologie—Hg.C.Laurén,H.Picht,1993)。这可以视为术语学走向成熟的又一个重要标志。同时,在奥地利还出版了专门介绍俄国术语学的专著以及相关的文集。从以上所述关于术语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出,其实,在高校创办术语学课程的事,一些发达国家几十年前就已经做了。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急起直追。国外学者中有人把孔子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句话用作自己的术语学专著的篇首语。看来,在我国古代先哲博大深邃的思想宝库中也曾闪现过现代术语学的思想萌芽。随着“西学东渐”,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国人更深切体会到建立术语系统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建国以来,我国的术语工作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绩,但综观我们的术语工作,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术语学理论研究大大滞后于术语的规范统一等应用性的实际工作,而理论的滞后不可避免地会给实际工作带来许多盲目性。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原因,与术语学科的综合性、多学科交叉性不无关系。术语学不仅与语言学、逻辑学、哲学、控制论、系统方法论密不可分,同时,又离不开具体的专业门类。国外著名的术语学家早就不约而同地指出,术语学应是语言学工作者与科学工作者相互携手、齐心协力、共同开发的领域。《现代术语学引论》(冯志伟,1997,语文出版社)的作者即是从自然科学领域跨入术语学领域的具有开拓精神的学者。该书也具有很强的、阐述汉语术语特征的中国特色。2000年,由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中心提出的《俄国术语学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已被列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第二批重大项目。目前,这一课题即将完成,这可以看作是语言学工作者向术语学领域迈进所作的一个可贵努力。他们的优势在于,具有坚实的外语基础与语言学功底,具有较为丰富的词典编纂经验,再加上有同样以语言学介入较深为特色的俄国术语研究的成果为依托,可能会给他们许多“偏得”。笔者注意到,本文开头所引用的专题报道中的表述是“努力谋求在大学设置系统的术语课程。”这可能意味着,即使产生了开设课程这一想法,还要经过论证、计划、筹备、协调等大量的细致的工作。我们期待这一切能早日付诸实施,并乐于为此尽一分绵薄之力。     

中国科技名词代表团访问欧洲术语机构

应国际术语信息中心(InfoTerm)主任加林斯基(Christian Galinski)先生的邀请,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组织中国科技名词代表团,于2002年10月21日至11月2日,对欧洲几家有代表性的术语机构和组织进行了访问。访问的目的在于了解和认识术语工作在政府、知识传播、工业与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以及术语工作给国家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了解现代术语学发展的趋势与欧洲已经实现的现代化术语工作方案;探讨今后国际间开展合作的可能性。代表团团长为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院出版图书情报委主任郭传杰研究员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名词委副主任朱作言院士。代表团成员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科技发展司副司长李琛、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田胜立、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高新技术部主任刘霜秋、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潘书祥等。这些成员分别代表着中国主要从事术语工作的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全国术语标准化工作委员会、中国术语网组织、东亚术语论坛和中国大百科术语中心等单位和组织,以及这些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中国科技名词代表团这次访问的几家有代表性的欧洲术语机构和组织是西班牙加泰隆语术语工作协调中心(TermCat)、芬兰总理办公室政府术语服务处、芬兰技术术语中心(TSK)、德国联邦教育研究部(BMF)与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UNESCO德国委员会和德语术语文献信息中心(DeuTerm)。这些机构和组织对代表团给予了热情接待并作了详尽的工作介绍。这次访问使代表团从不同的侧面真实地感受到：社会各领域广泛需要高质量的术语工作;术语工作是社会公益性服务工作,同时也是经济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基础建设;国家、政府直接或间接的财政支持是获得高质量术语工作的重要保障;国家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更加体现出术语工作的重要性;网络化和资源共享是术语工作与时俱进的发展趋势。结合上述体会,针对中国的术语工作现状,代表团认为：一方面,应该加强我国术语工作的内在实力,另一方面,要不断拓宽与国际术语界的合作领域。并对今后中国术语工作提出如下建议：一是注意现代术语学理论与工作方法的教育与普及。努力谋求在大学设置系统的术语学课程,并探讨开办术语学远程教育(e-learning)的网络体系。二是中国术语工作机构之间的沟通合作。在中国的术语机构之间应该进行理论、方法和协作等方面的沟通,互通有无,以增强中国术语工作的整体实力和协调发展。三是中国国内术语资源的网络化整合。各方要加强合作,进一步完善落实形成“中国术语知识库体系”的初步设想。四是要积极开展面向全社会的、各种形式的术语服务。五是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性的与术语相关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六是建立某种能够定期举办大型国际会议的机制,由分管单位分门别类地进行操办。比如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继续负责举办“国际电子出版研讨会暨展览会”等。     

全国科技名词委召开第二届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

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和黑龙江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于2007年8月8—10日在哈尔滨召开,来自全国科技名词委、黑龙江大学、同济大学、商务印书馆等单位的三十多位专家参加了会议。本届研讨会就“中国术语学建设”“术语学理论探索”“科技术语翻译”“国际术语学进展”等四个主题进行了学术交流。全国科技名词委副主任刘青编审,黑龙江大学郑述谱教授,黑龙江大学戴昭铭教授,中国科技翻译协会李亚舒会长,同济大学朱建华教授,华中师范大学黄忠廉教授,广东惠州学院梁爱林副教授,黑龙江大学林春泽教授,东北师范大学齐望之讲师,黑龙江大学吴丽坤副教授,哈尔滨师范大学张金忠副教授和吴哲副教授,全国科技名词委温昌斌、朱彦慧,张永涛等专家分别做了学术报告。会议研讨十分踊跃,代表们争相向报告人提问,会场气氛非常热烈,许多问题得以深入探讨,会议成果颇丰。 会议进一步提出了下一阶段术语学建设任务：一是探讨中国术语学原理和中国术语学的学科框架。由于汉字不同于西方拼音文字,因而不可能照搬国外术语学理论。我们应当借鉴国外术语学原理,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逐步形成中国术语学理论和学科框架。二是加强术语学研究所的建设。积极参与国内外术语学研究活动,扩大影响并团结更多的术语学研究者,共同推动术语学的发展。三是形成通力合作的术语学研究队伍,培养术语学研究人才。术语学是一门涉及多个领域的学科,其发展离不开各领域专家的通力合作。应当形成一支包含各领域专家、且能通力合作的队伍。当前十分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发现和培养术语学研究新人,特别是中青年专门人才,以保持中国术语学建设工作的可持续性发展。 会议认为,目前我国术语学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我们采用研讨会形式开展工作,十分有利于促进中国术语学建设。自2004年12月召开“第一届术语学建设研讨会”以来,会议提出的各项术语学建设任务均取得积极的进展。第一届会议着重于术语学学科建设宏观问题,本届会议则已经逐渐深入到具体的术语学研究课题,这表明术语学研究工作在不断发展。本次会议将对中国术语学建设起到十分重要的推进作用。     

略谈术语学研究

本文对术语学的定义和体系提出了建议,推荐了需要开展的重要研究课题,如：术语命名的理论、方法和原则,术语的表示,汉语术语的精简和缩写规则,术语生存周期,术语更新原则,专有名词的命名,术语的自动提取,术语乱用与术语法。一、加强术语学研究刻不容缓我从1985年被聘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科技名词委”)委员起,便与术语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到如今,已经有19个年头了。我先后参加了第一批和第二批《计算机科学技术名词》的审定工作,以及计算机术语标准的审定工作。在名词审定工作中我学到了有关术语学的许多知识,但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难解问题,其中绝大多数是属于术语学的基础理论、方法和原则的问题。从实践中我亲身感受到,加强术语学的研究非常重要,应该说是,刻不容缓。1.术语学研究是术语工作的重要环节近二十年,全国科技名词委按学科组建了60个分委员会,开展了名词审定工作,公布了63种名词,对于术语的规范化,促进国内外科技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全国科技名词委领导几千名学科专家在术语工作方面做了大量的扎实的实际工作。最近,全国科技名词委提出术语学建设的研究,这是非常适时的,非常必要的。它必将对于创建完整的术语工作体系,对于进一步提高名词审定工作水平,起到积极的作用。过去,我在接受名词审定任务后,可以说是仓促上马,立刻聘请学科专家,组织队伍,开始收选名词,接着就是初审、一审、二审、三审直至定稿。因时间紧,任务重,根本顾不上,也无时间系统学习术语学的有关问题。担任名词审定的专家全部是兼职,而且大多数是初次做名词审定,只能是遇到什么,学什么,摸索前进。我认为术语工作应包含术语学研究、名词审定、批准颁布和推广应用四个主要环节,如图1所示。过去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在虚线框内,而对术语学这个环节重视不够,研究工作非常薄弱,未能起到对名词审定的指导作用,也可以说影响了名词审定工作开展。图1 术语工作主要环节2.术语学研究位于术语工作的顶层从图1看出,术语学研究应是术语工作的起始部分。整个术语工作又好比是一座金字塔,术语学研究位于最顶层。对于术语学的定义,国内外学者有多种说法或描述。在为术语学下定义之前,我们看看相关学科的定义,例如：动物学是研究动物的形态、生理、生态、分类、分布和怎样控制动物的科学。化学是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和变化规律的科学。生物学是研究生物的结构、功能、发生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植物学是研究植物的构造、生长和生活技能的规律、植物的分类、进化、传播以及怎样利用植物的科学。动物学的研究对象是动物,植物学的研究对象是植物。那么术语学的研究对象自然是术语。我愿借鉴相关学科的定义来为术语学的定义提出个人的建议：术语学是研究术语的生存、表示、释义、命名和应用的理论、原则、方法和技术的科学。从现代科学技术角度来理解,术语学可分为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研究三个方面,参见图2。理论研究侧重研究现象与揭示规律,创建理论、思想,应用研究侧重研究术语命名的方法和原则,用于指导名词审定工作。技术研究则侧重于研究术语管理和应用的方法和技术手段,用于创建术语工作的数字平台。可见,术语学研究的进展和成果直接影响名词审定工作,反过来说,名词审定工作又是多么急需术语学的研究成果。图2 术语学体系二、急需的课题优先研究我认为对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研究应做出系统的安排,制定全面的计划。一部分人侧重术语学的体系和架构的研究,为创建我国术语学做出贡献,而更多的人应重点开展当前急需的应用课题研究。全国科技名词委提出加强术语学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和非常及时的。我愿从名词审定的角度或者从个人的实际体会出发,就术语学研究的迫切课题发表个人建议。也就是说,针对名词审定工作选择一些急需课题,列入首批研究计划。1.术语命名的理论、方法和原则全国科技名词委制定的《科学技术名词审定的原则及方法》,规定了名词定名的原则和方法、名词审定步骤,对于指导名词审定工作起了重要作用。但我们在开展名词审定工作时,常常感到条款过于原则,缺少具体的实施细则,因此常常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建议以理论为指导,研究名词审定的原则、方法及实施细则,使之既有宏观的原则又有具体的执行办法。《科学技术名词审定的原则及方法》要求,确保名词定名的科学性,使名词完全符合其概念,或者说准确地表明内涵。但在具体工作中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例如,menu在饮食业中称为菜单,而且用得非常普遍。在引入计算机名词后,人们觉得很形象,很自然地用了菜单,并且很快推广开来。在我们审定第一批计算机名词过程中,全国科技名词委副主任和联络计算机名词的同志从整个科学技术术语体系及名词的科学性出发多次提出,计算机里有没有蔬菜,既然没有蔬菜,为什么不能定一个符合计算机的术语。经过多次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我们认为将menu定为“选单”是比较科学的,而且符合其概念。但是因为“菜单”用得非常普遍,很难纠正。在第二批计算机名词审定时,我们只好将menu定为“选单”,将菜单列为又称,结果是一个术语两个名词。显然,这违反了术语惟一性的基本原则,没有做到一词一义,一个概念只对应一个名词。因此,建议从术语学的角度研究和探讨术语命名的理论、方法和原则,以指导名词审定工作。2.术语的表示目前,汉语术语的表示存在不少问题,很多术语不符合汉语规范。在从国外引进术语时,有很多术语是按当时的语境直接翻译过来,有不少术语是逐字翻译而成,因此汉语术语显得牵强或过长。在名词审定过程中对这类名词本应做必要的修订,但由于没有可遵循的规范化方法和指导原则,而未能做到精益求精,或者说做的还很不够。从汉字的构成来讲,汉语术语可用字、词、词组或短语等多种方式表示。短语又有主谓、动宾等多种形式。在为术语命名时,究竟采用哪种方式为好,时常是不知所措,例如：裁剪或剪裁,两者都在使用,应有个原则,才好做出取舍。从语言角度来讲术语表示有3种形式：(1)纯汉字表示,包含汉字选择、构词方法、表达方式。(2)汉字、数字、字母和符号混合表示,如：XY绘图机,电子CAD。(3)纯外语字母表示：CD-ROM、VCD、DVD、LSI、ADSL、3G。在名词审定过程中,我们虽然尽可能采用汉语表示形式,但是由于缺少明文规定和原则,还是出现了少数混合表示和字母词。建议对汉语术语的表示做深入研究,制定汉语术语表示的原则、方法和规定。3.汉语术语的精简和缩写规则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在汉语术语中吸收了很多经过汉化的外来术语,丰富了我国的术语体系。在引进外国术语时,很多汉语术语是直接翻译过来,有些是逐字翻译过来,汉语的表示相当长,多达一二十个汉字,例如：金属氧化物半导体随机存取存储器(MOSRAM—metal-oxide-semiconductor random access memory),有15个汉字,电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PROM—electrically-erasable programmable ROM)有11个汉字。因术语表示很长,读起来麻烦,写起来费时间,所以就常常直接使用英语缩略语MOSRAM、EPROM,出现了大量字母词。若把“金属氧化物半导体随机存取存储器”简称为“金氧半导体随机存”,汉字就减少了7个字。为了便于推广较长的汉语术语,以及尽可能减少字母词,很有必要尽快研究和制定汉语术语缩写的基本原则和方法。4.术语生存周期术语与生物一样,也有出生、发育、成长、成熟、衰老和死亡的周期,有自己的生长规律。用计算机的术语来说,术语的生存周期系指其诞生、投入使用到被淘汰的全过程。有些术语的生存周期很短,诞生时看似健壮,名字叫得也响,但发育不良,没有多长时间便衰老和消亡了。例如,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微波计算机,延迟线存储器,60年代初出现的多孔磁心存储器、磁泡存储器等。有些术语却有很长的生存周期,例如,电子计算机,操作系统,磁盘等等。我们只有了解和掌握术语的生长规律,才能做到及时选择新词和定名,以及对变化了的术语进行修订。5.术语更新原则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很多术语的内涵或表示发生了变化,例如：optical disk和optical disc过去一直被看作是等同的,不加区分的,国内通常称为光盘。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美、英等国出版的一些权威性的计算机及相关学科词典、科技期刊及专著,以及普通英语词典,已开始把disk和disc明显地区分开来,用disk专门表示磁盘及其复合词,用disc专门表示光碟及其复合词。特别是,光碟上全部印着disc,而不使用disk。国外,在用disk和disc分别表示两种不同的物质或概念后,对于语言表述,复合术语构成和简化,技术交流,都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发现后,觉得光盘已经约定俗成,多年未做改变。直到2002年,我们才下决心,把光盘正式定名为光碟,做到与国际接轨。对于已经变化了的术语要不要做修订,应如何进行修订,应该研究并制定术语的更新原则,以指导术语工作。6.专有名词的命名特别是对于外国人名的定名,现在的问题还不少,例如：一个外国人的姓名在不同领域出现不同译名;有些外国人的译名过于汉化,使用百家姓中常用的姓氏,分不清是华人还是外国人;有些外国人的译名采用福禄寿喜等吉利的汉字,译音很不准确;不能完全做到名从主人,未能按其出生国家文字发音规则译名;有的外国人姓名辗转几次写法或音译,因此译名不准确等等。为了使外国人的姓名翻译得准确无误,真正做到一人一名,建议研究并制定专有名词的定名原则和方法。7.生活用语术语化在科学技术中借用生活用语的术语越来越多,对这类术语的命名理应根据其概念或内涵予以定名,做到一词一意,但执行起来很不容易。这里涉及的问题较多,诸如术语的个性与共性,使用原名还是重新命名等等。如果每个学科都根据其概念重新命名,那么新术语将不断产生,术语数量就会暴涨。如果借用原名,术语可能不完全符合学科的特点。在计算机领域,这类术语为数不少,例如garbage,在环保业称为垃圾或废料,直接用作计算机术语不合适,因此定名为“无用信息”或“无用单元”。又如firewall,在建筑业定为防火墙。在计算机网络中firewall不是防火而是防毒,因此有人建议从概念出发定为“网盾”或“防毒墙”。但也有人认为这样定名与英语原意不符,不能回译到英语。结果是沿用了“防火墙”。对于这样定名,迄今仍有不同意见。因此建议对借用生活用语的术语进行分析,研究和制定命名的指导原则、方法和实施细则。8.术语的自动提取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信息科学技术、生物科学技术、航天科学技术等许多新兴学科的迅猛发展,新术语不断涌现,数量与日俱增,且分布非常广泛。要想跟上术语的发展速度,及时选全、选准新名词,是一件很难的工作。为了能及时发现新词,很多专家开展了术语自动提取的研究,并取得了初步效果,但距实用还有相当距离。我建议增加人力和经费的投入,尽快在提取理论、提取方法、提取策略、提取技术和系统开发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9.术语乱用与术语法全国科技名词委每次颁布名词时都说明：“根据国务院授权,委员会审定公布的名词术语,科研、教学、生产、经营、以及新闻出版等各部门均应遵照使用。”但是,术语乱用的现象仍十分严重,有的不使用公布的术语,而仍然沿用被淘汰的术语。有的新术语一公布,立刻变成时髦用语,不分场合随便乱用。例如,纳米技术的“纳米”使用频率可能最高,用得最乱,什么“纳米跑道”、“纳米保暖内衣”、“纳米防晒霜”、“纳米油漆”、“纳米衣料”,简直是铺天盖地。似乎是,商品挂上个纳米,身价就可倍增。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铺设一条纳米跑道”,那么这里的纳米是表示长度、材料还是技术呢,显然用得很不严肃。为了保证公布的术语规范应用,建议在对术语乱用的现状及危害做些调查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和制定术语法。三、多学科通力合作,创建我国术语学体系术语学是一门交叉甚广的科学,是一门几乎涉及人类知识各个领域的科学,也就是说,术语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都有密切关系,因此,发展术语学不单是术语学专家、语言学家的责任,而且也是几乎所有学科专家的共同责任。术语学本身的性质决定必须多学科专家通力合作才能创建我国术语学体系,开创术语工作新局面。各方面的专家可借助本专业的特长,从各自的角度开展术语学的研究,例如,从语言学角度侧重研究基本原理和方法,从学科角度侧重研究术语的命名和释义,从计算机角度侧重研究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如术语数据库的建立、管理和服务。举办术语学学术会议,开办术语学讨论班,经常交流经验,逐渐形成一支由术语学专家及其他学科专家(如语言学专家、计算机专家)参加的高水平专业队伍。还应充分利用媒体,特别是《科技术语研究》大力宣传术语工作的社会意义和重要作用,以提高术语工作者、术语创造者和术语引进者的社会意识和责任感。在研究课题的组织和管理方面,建议参照国家基金委员会的管理办法,由全国科技名词委编写课题指南,号召全国各地专家申请,经专家评审和立项,开展专题研究,最后组织成果验收。争取国家基金委员会的资金支持,若能在那里设立术语学专项资金,对术语学的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张伟研究员是计算机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     

近20年法国学者对现代术语学的贡献——基于术语学研究与构建知识本体交叉的视角

近20年,“欧盟”历经几次东扩。欧洲大陆在经济、教育和意识形态方面日趋一体化,这也促使欧洲学者对“知识工程”、现代语言学与术语学的关系、“知识本体”与现代术语学理论和实践关系的研究日趋深入。法国学者在此期间对现代术语学的贡献正是这个历史时期的缩影。文章侧重从术语学研究与知识本体构建相结合的角度,介绍、分析法国学者对现代术语学所做的贡献,以期追踪国际术语学发展的前沿,为中国术语学建设提供一些借鉴。     

俄国的术语教育

摘要 本文介绍了俄国开展术语教育的实际状况,特别阐释了开展术语教育的必要性以及术语教育在俄国的发展历程,同时也回答了术语教育的对象、内容及方式方法等问题,以及这些对我们的启示。一、问题的提出“术语教育”对我国读者来说,也许还是个相当生疏的概念。对一个术语学理论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的国家来说,开展术语教育也确乎无从谈起。好在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据2002年第4期《科技术语研究》^[1]报道,中国科技名词代表团访问欧洲归来之后,提出的6条工作建议中,第1条便是：“注意现代术语学理论与工作方法的教育与普及。努力谋求在大学设置系统的术语学课程,并探讨开办术语学远程教育(e-learning)的网络体系。”今年恰逢中俄两国国家领导人共同发起的旨在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俄罗斯年”。术语学理论研究又是俄罗斯的学术强项。考察一下俄国开展术语教育的状况,对落实上述建议,也许会有助益。二、开展术语教育的必要性进入上世纪70年代,把术语学看做是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的认识,在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既然如此,术语学一定有它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有对其研究对象本身的性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做出解释的理论,以及相对固定的研究组织与研究人员,等等。既然术语学称得上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那么,这门学问就不会是无心不经意就可以掌握的。对术语学的正确定位应该成为开展术语教育的一个前提与根本出发点。众所周知。为了实行法制,落实“以法治国”,仅仅制定法律条文显然是不够的,对作为行为主体的公民开展普法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措施。开展术语教育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于毫无“术语意识”与“术语观念”的人,很难指望他们能在专业交流过程中自觉地贯彻遵守有关的术语规范。诚然,不应该完全排除通过专业学习过程获得“术语意识”与“术语观念”的可能性,但那可能是非自觉的、模糊的、无意识的行为。而自觉的、清醒的、带有理性的“术语意识”与“术语观念”,只有通过术语教育才能获得。完全指望让学习者自悟,那是靠不住的,甚至可以说,那也是术语工作者的失职。如果上述认识是对开展术语教育的一般性理解,那么,对开展术语教育的必要性,俄国学者还有出自自家国情的切身体会。俄国的著名术语学学者格里尼奥夫(С.В.Гринев)在谈到这一问题时,特别指出以下方面。首先,这与当前科学发展的大趋势有关。近四五十年以来,随着某些综合性新学科的出现,某些部门学科的分化,致使术语出现了“失控性的增加与互侵”,以至学者之间的相互理解越来越困难。与此同时,术语对获取、积累与传播知识的作用,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其次,对在生产领域内使用的术语,人们越来越要求确定它们的明确界限,这促使全国范围内科技术语的标准化工作不断拓展。再次,随着国际间科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对翻译工作的需求,对术语词典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再次,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区域性的、地方性的、行业性的自动信息系统、管理系统、设计系统,以至语言信息保障系统的设计与建造日趋升温,这些浩繁的工程也与术语学密切相关。而信息检索的有效性更与检索关键词的科学性分不开。^[2]总而言之,上述的种种情势都呼唤术语学的理论指导,开展术语教育也成了相当广泛的客观需求。其实,上述这些认识大体上也符合我们国家目前所处的现状。三、术语教育的发展历程在俄国,最早的术语教育开始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其先行者应推坎黛拉吉(Т.Л.Канделаки)。她本是著名语言学家列昂季耶夫(А.А.Леонтьев)的学生,60年代中进入俄国科技名词术语委员会工作,稍后便在莫斯科印刷学院开设了“科技术语原理”专题课。后来,科瓦利克(И.И.Ковалик)在乌克兰的利沃夫大学也讲授了“斯拉夫诸语言中技术术语的语言学问题”。再后,哈尤京(А.Д.Хаютин)在乌兹别克的撒马尔罕大学也开设了术语学专题课。其主要内容反映在后来以《术语 术语集合 名称集合》为书名出版的读物中。这是苏联出版的第一部术语学的教学参考书。1970～1974年间,列依齐克(В.М.Лейчик)在莫斯科大学为语文学系的本科生与研究生讲授了术语学课。这是第一次把术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开设课程。这个事实本身,也是术语学自身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此后,即从70年代中开始,不仅在一些综合性大学,还包括某些专业学院里,也都开始讲授术语学课程。与此同时,针对各种不同对象的进修班、短训班,也不断地、不定期地举行。术语教育的教学内容是随着教学活动的不断扩大而逐步充实完善的。坎黛拉吉的讲授内容偏重术语的语义与结构,以及术语的整理等。科瓦利克则较多关注与术语紧密相关的概念系统、术语的构词方法,以及术语与普通词汇的对比研究。哈尤京的专题课对术语、术语集合以及名称集合的概念区别、术语的系统性以及术语脱离开系统使用中的问题更感兴趣。由于列依齐克是把术语学视为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来讲授,因此,其授课内容较为广泛,从术语的逻辑学、符号学、系统科学到信息学、语言学等方面的问题,从理论术语学到实践术语学的多种活动形式,如术语词典编纂、术语的整理、标准化,以至术语的翻译等问题,也都有涉及。进入八九十年代,术语学的教学内容在格里尼奥夫的《术语学引论》一书中得到反映。本书是以他本人于1978～1989年在莫斯科大学以及1992～1993年在莫斯科师范学院为本科高年级、研究生以及不同进修班讲授术语学的授课内容为基础撰写而成。术语学教学内容的发展,一方面体现为教学内容的充实与扩展,另一方面,还表现为内容的细化与专业化。针对学习者的不同需求,以及讲授者的不同研究专长,有的以“术语的语言学方面”为题(如乌克兰的基亚克Т.Р.Кияк),有的以“对比术语学与科技术语翻译”为题(如蔡特金娜Ф.А.Цеткина),也有的专门以“科技信息专业的术语学原理”为视角,还有的以“带有术语成分的外语词汇学”、“拉丁语与医学术语原理”等为讲授内容。^[3]这里特别值得就苏联解体之后的情况单说几句。列依齐克在2003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出版术语学著述的地域相当广泛——从圣彼得堡到东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从秋明到克拉斯诺达尔。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俄国很早就以大学为中心开展普及学科理论与培养年轻干部的工作,其中包括术语学基础理论与部门术语的应用培训。虽然近年来,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一些俄国城市学派的领衔人物的相继去世,使这些学派的活跃程度有所下降,但也有一批新的、年轻又富有激情的术语学工作者涌现。”“作为学科成熟的标志,也出现了一些可作为术语学初学者案头书的著作。”^[4]这段话实际是在说,由于术语教育工作做得好,俄国的术语学研究与实践工作是后继有人的,并且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四、术语教育的对象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划分术语教育对象的人员组成。他们既可能是在校学习某专业的在读生,也可能是完成了专业教育的接受继续教育者。就专业知识背景与职业背景来说,他们主要包括以下四类人：一是术语工作者,包括术语理论工作者与术语实践工作者;二是语言学工作者;三是科技信息机构和出版机构的工作者;四是国民经济专业人员及科学文化活动人员。一般说来,大多数术语理论工作者都受过语言学的教育,而术语实践工作者都有相关的专业教育背景。第三类人员又可以区别出文摘工作者与翻译工作者、信息系统语言手段研发者以及不同专业的编辑等。五、术语学的教学内容到目前为止,也许还没有官方正式批准制定的术语学教学大纲之类的文件。但下面介绍的一些具体讲授题目,具有极强的操作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当做选择教学内容的参考。因此,这里作为单独一节来加以介绍。据格里尼奥夫的调查,全部讲授内容可以归结成包含56个题目的8个板块。第一板块是引论,涉及的题目有：术语学在现代科学中的地位及其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术语学的研究对象;术语工作的科学意义与经济意义;术语学的哲学与科学学方面;术语学的历史;术语学的产生与发展阶段;现代术语学的不同学派及其对术语学理论的贡献。第二板块与类型学及专业词层的研究相关,包括如下题目：术语及其特征;专业词汇单位的类型;术语的性质及对术语的要求;术语工作的类别及其阶段组成;名称单位;术语的类型与选取原则。第三板块主要涉及术语学的逻辑学方面,具体题目有：概念的类型及其相互关系;划分概念与建立概念分类示意图的原则;定义的类别与建立定义的规则;建立定义的典型错误;术语的系统化与分类。第四板块主要围绕术语的语义学问题,包括的题目是：概念与术语之间的关系;术语的等值与术语的变体;术语的多义与同音异义;统一术语的方法;国际术语的协调。第五板块主要涉及术语学的语言-结构方面,其具体题目有：术语的结构类型;术语的历史研究方法;术语构词的语义方法;术语构词的形态学方法;术语构词的句法学方法;术语构词方法的演进;术语系统的概念与术语模式;名称的模式与整理名称的原则;术语的借用、不同的借用方法以及借用词的同化阶段;整理借用术语与国际术语词的技术方法;省力原则在术语中的贯彻。第六板块主要涉及术语工作的不同方面,其中包括：术语参项描写的原则与评估原则;不同知识领域术语的特点;术语的评审;术语编辑工作;媒体使用术语的特点及自动化信息系统的语言手段研究;教学活动的术语学问题：术语的翻译问题,术语的标准化。第七板块主要关乎几个术语机构的活动;第八板块则涉及术语词典学理论问题,包括：术语词典学的对象与地位;现有专业词典存在的缺点与不足;词典参项概念;词典的结构与组成;词典编纂方法指南;词典的宏观参项;词典的微观参项;词典的比较评价原则;编纂术语词典的计算机方法与系统方法;术语词典工作的自动化与现有的术语库;术语库设计的原则与方法。针对学习者的不同行业与不同知识背景,上述的讲授题目,可以适当地加以调整与选配。对有语言学知识背景的术语学研究者,包括研究生、进修生等,上述56个题目要全选,而对研究某一具体专业术语的研究生,可选53个题目。某一专业的术语研究者与词典编纂者,可选择44或42个对口的题目;信息系统语言手段的研发者可选33个题目;词汇学与词典学研究者可选32个题目;翻译工作者可选29个题目;科技编辑可选28个题目;术语系统审定委员会的成员可选19个题目;教师与教学参考书编者可选18个题目;拉丁语与医学术语教师可选17个题目,等等。为了削减讲授内容,除了可以舍去某些题目外,还可以将有些题目适当归并。六、几点启示在大致了解了俄国的术语学教育的情况之后,我们还可能在如下方面得到一些启示。如果从20世纪30年代初俄罗斯术语学派产生算起,到60年代末术语教育步入高等学校讲堂,即使刨除二战期间的几年时间,术语教育的准备阶段也大约经历了30多年的时间。实际上,这个准备是与术语学研究成果的积累与发展同时进行的。或者,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研究术语学,也就是为开展术语教育做准备,其中包括认识上的准备与内容上的准备。反过来,没有术语学理论研究,开展术语教育就是一句空话。无怪人们说,一门学科正式登上大学讲台,是这门学科发展成熟的一个标志。因此,如果我们真的想在我国开展术语教育,也许应该从重视与加强术语学研究开始。只有等到研究成果积累到一定程度,开展术语教育才有实际可能。俄国的术语教育的先行者,是一位来自科技术语工作领导机构的语言学学者。这也许并非出于偶然。首先,在俄国,语言学,特别是词汇学,被视为术语学的源出学科。与奥地利-德国术语学派相比,俄罗斯术语学派以语言学介入较深为特点。其次,身居领导机构,便于通观全局,其视野相对开阔。对开展术语教育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也应该有更敏锐、更切实的体会。而来自领导机构的“第一推动力”,产生的效果与拉动作用自然也会更大。当然,随后跟进的人,主要还是来自高等院校的教师。这一过程本身可能反映出开展术语教育的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术语学涉及的学科门类广泛,术语的规范使用关乎的行业与人员就更多。开展术语教育,从形式到内容,都应该视对象不同,采取“因人而异”的灵活办法。这样做会加强活动的针对性与适用性。但这些灵活的办法,只有在积极的行动过程中,才会逐渐摸索出来。眼下我们要做的,首先是行动起来,迈出第一步。*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5年度重大项目《国外术语学理论研究》(项目批准号：05JJD740180)中期研究成果。     

本体术语学:把术语和知识本体统一起来的范式

术语在现代知识社会中肩负着基础性的作用,现代社会信息技术的应用对术语学理论研究提出新的挑战。信息技术要求术语具有其计算机化的代表物,而旧有的普通术语学理论满足不了现代术语实践的状况;西方的术语学理论家在术语学与信息技术、术语学与知识工程相互碰撞的实践中,构想了“本体术语学”这一术语学理论的新范式,这一构想在具体的术语学实践中产生了积极的成果。文章旨在介绍和分析“本体术语学”的理论渊源和学术成果。     

关于中国术语学建设的构想

本文突出强调了术语学建设在当前所具有的空前迫切性。只有把术语学当作一个具有独立性的综合学科来建设,才有可能切实地把这一学科的建设搞起来。加强术语学的理论研究与专业人才的培养是学科建设的根本,而就术语学理论研究联合申报立项可以作为当前工作的突破口。自从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与黑龙江大学拟议共建术语学研究所以来,我们就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在我国进行术语学的理论建设。创建与发展中国的术语学理论应该是术语所的中心任务,怎样才能做好这项工作也是我们这次会议要讨论的中心问题。趁着国内各方专家学者齐聚我校之际,我想谈谈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想法,期望各位与会者能为我们献计献策,以便使术语所的工作能尽快地走上轨道。1.充分认识开展术语学理论研究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人们常常用“知识爆炸”这样的说法来描述信息时代知识飞速增长的状况。据说,在当今时代,每隔25年,人类的知识总量就要翻一番。而术语是凝集一门学科系统知识的关键词,是承载科学知识的载体。没有术语就没有知识——这句话很好地说明了术语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因此,随着“知识爆炸”的发生,必然也要发生“术语爆炸”。实际上,这种“爆炸”的“冲击波”我们已经感觉到了。新词的大量涌现就是一个证明。据国外的统计数字,在20世纪80年代,科技词占新词的80%,进入90年代,则占了90%。其实,在任何语言中科技术语词的数量都要远远超出普通词汇的数量。就这一意义来说,只研究普通词汇而不管专业词汇,可以说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术语与一般普通词汇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术语不是自发产生的,用一句国外著名学者的话来说,术语是“想出来的”,是人为干预的产物。那么,面对如此庞大的“爆炸物”,拿什么作为理论依据对其进行干预？怎样干预？这是只有专门的术语学才能解决的问题。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术语系统,都要研究并规范自己的术语,不然,这门学科就很难成立,更难顺利发展。但是,涉及各学科术语的一般性、普遍性理论问题的研究,则只有专门的术语学才能完成。仅就这一点来说,加强术语学的一般理论建设,特别是在当前,就具有极大的必要性与迫切性。认识到这一必要性与迫切性,可以增强我们的紧迫感与责任感,更进一步激发我们的工作热情。2.给术语学以准确的学科定位术语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末,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相应的国际组织,为此还确定了学科的正式名称,在英语里,用terminology science来取代此前的terminology。在俄语里,则用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替代терминология。这在术语学发展历史上,应被视为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在笔者的印象中,国内学界对术语学的性质与地位还没有明确的、普遍一致的认识。强调术语学学科的综合性、边缘性的多,而明确肯定术语学是一门独立学科的少。然而,是否承认术语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对该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边缘性的东西,不可能成为学科发展的主流,难免常常受到冷落,甚至沦为少人问津的冷门。综合性的东西,涉足的人会多些,但往往浅尝辄止,难以深入。因此,仅靠这样的认识和提法无法从根本上推动与促进术语学的发展。把术语学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这也是我们组建术语学研究所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这是与国际上的通常认识一致的。这样来考虑问题,对术语学的发展,情况会大不一样。作为单独的学科,它应该获得“计划单列”的待遇,须要有人从学科自身的规律与特点以及我们所处的现状出发,积极地通盘考虑并规划该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而不是消极地听凭其自生自长或由其他学科作为边缘来随意安排。一个学科是否具有独立性,科学学对此是有明确的衡量标准的。按国外学者的说法,这些标准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具有相关领域的文献;2)具有相应的培训与研究机构;3)具有全国性的或国际性的学术组织;4)固定的常备人员;5)专门的研究对象;6)关于研究对象的实际阐释;7)对该领域内的现象作出解释与预见的理论;8)研究的方法;9)专业的科学语言,等等。如果要把术语学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建设,那也不妨沿着这些标准所提供的思路,衡量我们所处的现状,提出有待解决的任务,以推动学科的建设向前发展。这些任务大致可以归结为：理论探讨、人才培养与组织建设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也应该成为术语学研究所规划自己任务的出发点。3.术语学理论建设可分三步走上述的判定学科独立性的标准中,后几项实际上都是与学科的理论建设相关的。可以说,任何学科立足的基石都在于它是否有对该学科研究对象做出解释与预见的理论。如果从20世纪初算起,在我国,有计划、有领导的术语活动,开展已有百余年了。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术语的定名统一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说到术语学的理论建设,却只能说是乏善可陈。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当然与术语学本身的性质有关,也与我们的教育体制、教育理念有关。更多的不说,严格的文理科分家就对术语学人才的脱颖而出极为不利。没有清醒理论指导的实践活动,就很难避免盲目性。加强我国的术语建设,先要加强术语学的理论建设,这已经是势在必行。术语学的理论建设可以沿着“引进”、“结合”、“创新”这三个步骤来开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术语学的理论建设,可以先从引进做起。引进可以采取多种不同的做法。此前曾有人很少量地翻译了几本国外的术语学著作,如加拿大隆多(Rondeau G.)的《术语学概论》,以及其他个别文章等。这也许是最直接的,也是最容易想得到的。除此之外,还可以在研究的基础上,对某一学派、某一大家的术语学思想或活动进行综合的介绍、分析、研究。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俄罗斯当代术语学》就是这样一部书。再进一步,还可以派专人、就专题去特定的国家,进行定向的研修考察。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采取“请进来”的做法,邀请国际上不同学派的有代表性的学者来华讲学。借著名学者来华之机举办学习班或研讨会,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国外的研究状况,以开阔我们的眼界。总之,我们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以更大的力度加强国外术语理论的引进工作。这也许是术语学理论建设在目前起步阶段首先要做的工作。“结合”是指国外现有术语学理论与汉语术语实际相结合。这是用国外的术语学理论之“矢”射汉语术语之“的”的过程,也是进一步消化吸收国外理论、解决汉语术语实际一般性问题的过程。这里我要坦白地承认一点,对于黑龙江大学现阶段能实际参加术语学所工作的人来说,实现这种结合可能比完成引进要难。但是,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相信,黑龙江大学作为综合性大学的优势会逐步显示出来。为了实现这一结合,有关方面应该创造必要的条件。比如,要有选择、有步骤地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逐步熟悉有关术语委员会实际定名工作中的丰富经验以及成功案例,让他们参与华语圈内的术语学术活动,以及更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等等。此外,要最终实现这种结合,必须有更多的人,包括外语界、汉语界、社科界、科技界的有志者,做出一些跨学科的、横向发展的努力。当然,我们更期待,随着教改的深入,有更多的、知识结构合理的年轻人能脱颖而出,并投身到术语学研究领域中来。现有的国外术语学理论是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哲学,特别是认识论,逻辑学、符号学、信息学、控制论、科学学等多种学科都为术语学的发展提供了许多理论观点与方法,因此,术语学的基本理论,对各种不同语言中的术语现象都有解释力。但是,也应该看到,国外的术语学理论毕竟是在印欧语“基质”上产生的,汉语或者所谓华语圈内的术语,肯定有其特殊性。我们在引进、消化、吸收、结合之后,面对汉语术语的特殊性问题,必须要有创新,才能最终建立起具有特色的中国术语学理论。这不是短期内就能完成的任务,但它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努力目标。4.推广术语教育,培养术语学专门人才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学科建设的根本。说到底,有了人,形成了队伍,才能谈到其他。笔者注意到有关部门已经有“努力谋求在大学设置系统的术语学课程,并探讨开办术语学远程教育(e-learning)的网络体系”的想法。这一构想应该得到肯定与支持。它不仅体现了推进素质教育、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的教育理念,更是从根本上增强我国术语工作的内在实力的重大措施。我们期望,上述想法能早日落实。其实,在国外,在术语研究发达的国家,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急起直追。在高等院校开设的术语课应该是面向文理各专业的共同课。它应该是培养学生基本知识、技能与方法的基础课。它也完全可能成为这样一门课。就其性质而言,这还是属于术语学的推广教育、普及教育。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从提高入手的问题。两者是互相促进、互为依托、并行不悖的。实际做起来,两者各有自己的难点。笔者以为,目前也许应该先从培养高层次人才抓起。就目前国内的情况而言,我们也许还没有术语学科班培养出的人才。既然术语学是一个专门的独立学科,那么,其他学科出身转而从事术语工作的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总是很难弥补专业知识结构上的先天不足。而术语学又恰恰是一门与多种学科具有密切关系的综合学科,这无疑又增加了由外行转变为内行的难度。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以培养造就高层次人才带动整个人才队伍建设,促进各级各类人才协调发展。”这一思想也同样适用于术语学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建设。我们的突破口也应该首先选择在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上。培养这样的人才,高等学校责无旁贷。可以选择有条件又有积极性的一所或几所高等院校为依托,由有关方面牵头,联合多方力量,调动并充分利用国内外的一切有利因素,招收培养硕士以至博士学位的研究生。这样,经过三五年之后,我们就会有真正术语学科班出身的高层次专门人才。他们应该起到火种的作用,应该成为未来术语学科建设的中坚力量。通过他们的努力,术语学科的知识会得到进一步的普及。5.目前要做的几项工作1)确定选题,抓紧立项研究所的中心任务与日常工作就是围绕着课题做研究。术语学研究所的中心任务就是开展华语圈内的术语学理论研究。从上面谈到的几点认识出发,我们初步设计出如下几个研究课题：《术语学理论问题研究》——这应该是反映就某些术语学理论问题所进行的更深一步研究成果的论文集,这些问题可能会包括：奥地利术语学派与俄罗斯术语学派的对比研究;系统方法在术语学研究中的运用;某些学科如语言学、法学等学科术语的特点;某些著名术语学家术语理论的介绍等。《术语学名篇选读》——这是一部以介绍国外各著名术语学学派有影响的术语学著述为主要内容的著作。它的主体应该是对原作的准确翻译,同时也要附有对这些著述或重要论点的解释与说明。通过这个选题的研究,可以使一些以外语见长的人更进一步深入到术语领域中来,同时,也可以帮助没有条件直接接触术语学经典著述的人熟悉术语学的理论。这一课题可能是其他相关课题的副产品。《俄国军事术语研究》——这是一部以术语学的一般理论为指导、以一个具体专业的术语为实例,对该学科的术语做出全面理论阐释的著述。它既可以更深入地消化吸收并实际运用术语学的一般理论,同时也是对一个学科术语的产生、发展规律以及现状的揭示。《术语学概论》——这是一部以大学生等一般读者为对象、结合汉语术语实际、较全面阐述术语学理论内容的普及型著作,也可作教材使用。《术语学原理研究》——这是一套结合汉语术语实际从更深的理论高度上阐述术语学基本原理的系列著作。它应该涵盖与多种不同学科的术语学原理,比如《术语的语言学原理》、《术语的符号学原理》,等等。它应该是国内术语学研究最高水平的体现。我们恳切地希望各位专家对上述课题的可行性与合理性加以论证,并在可能的场合对这些课题的立项给予支持,为这些课题的顺利完成给予具体指导。2)健全机构,网罗人才前面说到的学科成立的标准中,有好几项是与学科的组织建设相关的。比如：要求“具有相应的培训与研究机构”,“具有全国性的或国际性的学术组织”,具有“固定的常备人员”等。这方面我们也有许多事情要做。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作为国家授权的术语建设的领导机构,担负着涉及全局性的规划、指导与协调等重大任务,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以全国科技名词委为核心,还应该建立能更广泛地联系并团结有志于术语学研究或从事术语实际工作的群众的学术团体。据笔者了解,目前,除去专门的研究机构之外,高等学校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工作直接或间接地与术语工作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在某些词典学、词汇学或科技翻译、语料库建设的研讨会上,不时会有人谈及与术语学有关的话题。但他们只能是处于会议主要议题之外,和者甚寡,甚至根本找不到对话者,更不用说找到知音了。围绕某一学科术语的工作会议可能很多,但就一般术语学普遍性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却很少很少,甚至没有。这种局面显然不利于术语学的发展。应该尽快地建立这样一个学术机构,为更广泛的研究者提供自由讨论术语问题的场合。     

加强中国术语学学科建设之我见

鉴于目前我国术语规范工作做得多而术语学理论研究薄弱的现状，提出加强中国术语学学科建设的七点建议：即成立全国科技名词委术语学研究会；成立专门研究机构；争取早日列入国家《学科分类与代码》；完善支撑条件；扩大文科比例；联络国际和协调国内有关组织修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有关条款；目前研究重点应是中国术语学的方法论，并以中医术语为例说明其重要性。     

术语学，标准化与技术传播国际学术会议在北京举行

“术语学,标准化与技术传播(Terminology,Standardization and Technology Transfer;TSTT'91)”国际学术会议于1991年7月2日至6日在北京召开。来自奥地利、日本、荷兰、美国、波兰、德国、马来西亚、南朝鲜、卡塔尔、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在我国举行的第一次术语学方面的国际学术会议。国务院副秘书长徐志坚出席了开幕招待会,并向与会代表致词。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钱三强,国家教委副主任兼国家语委主任柳斌,国家技术监督局副局长鲁绍曾出席了开幕式并分别向大会致词。国际标准化组织术语委员会(ISO/TC37)秘书处及国际术语情报中心(Infoterm)所在国奥地利的驻华大使布科斯夫先生和国际术语情报中心主任兼国际术语网执行主席加林斯基先生出席了开幕式并向大会致词。我国知名学者,原国家语委主任陈原教授作了“术语学、标准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专题报告。奥地利术语学派创始人之一费尔伯教授因故未能到会,向会议提交了“术语学、科学学与信息科学”的书面报告,并委托加林斯基先生代为宣读。这次会议得到了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的关注,除上述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专家出席会议外,还有苏联、印度、孟加拉、智利、西班牙、法国、希腊、达喀隆、蒙古等一些国家的学者在会前或会后来信、寄来论文,询问会议情况,要求获得会议资料等。这次会议也得到了我国社会各界的重视,我国科技、教育、新闻、出版、辞书编纂、语言文字、大专院校、图书情报、标准化、工业部门、军队等都有代表参加这次会议。会议收到了有关“术语学基础理论及其相关学科”、“术语标准化”、“术语与辞书编纂”、“汉字术语协调与中文信息处理标准化”、“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术语工作与技术传播”等方面的论文100多篇,并出版了一本论文集。这些论文既有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也有术语标准化活动与动态介绍,还有有关专家从事术语工作的心得体会。50多名专家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这次会议收到的论文中,有关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的论文比例很大,这说明术语工作已经引起计算机界专家的重视,也说明我国的术语工作开始向计算机化发展。术语数据库及其标准化工作的深入开展,也将会对电子辞典、专家系统、知识库系统、机器翻译系统以及人工智能系统的研究与开发,产生积极影响。这次会议强调了汉字术语协调的重要意义,并将该项内容写入了会议最后通过的“倡议书”中。这次会议也涉及了中国少数民族术语问题。内蒙古、新疆、中央民族学院的代表都论及了这个问题,有的论文还提出了我国少数民族术语如何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同民族术语的协调问题。会议主席,中国标准化与信息分类编码所所长易昌惠在闭幕词中代表中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表达了我国愿意更多地参与国际术语标准化活动的愿望,并表示愿意承办下次ISO/TC37会议。术语是知识传播、技术传播、科技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等的工具。术语标准化的研究与发展,对科技、教育、出版、贸易、语言研究以及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都会产生积极影响。这次会议,通过中外学者的交流,对促进我国术语标准化的研究与发展,扩大我国在国际术语标准化领域内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新华社为这次会议发了通讯稿,人民日报、中国日报(英文版)、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技术监督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会议都进行了报道。 注：这次术语研讨会的文章将由全国名委主办的《自然科学术语研究》刊物专辑刊出。     

推动国际术语学交流 打造术语学研究平台

<正>当前,国际科技交流日趋频繁。科技术语作为科技交流的基础,承载着科技知识和文化信息。随着中国国力的显著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日益得到国人的重视。为推进中国术语学理论的发展,提升中国术语工作实践的国际化水平,促进中外跨语际知识传播,加强中国学术话语权建设,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联合南京大学和中国翻译研究院,于2017年11月10—12日在江苏南京举办了一次术语学学术盛会——第三届"面向翻译的术语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为"术语·知识·话语",这是我国首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汉语术语学而努力

术语学在国际上是一门新兴学科,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对它的研究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我国在术语学的研究方面还十分薄弱,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员非常之少,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也十分贫乏,术语学的研究还没有引起学术界和有关方面的重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无疑是非常及时的,相信这次研讨会对我国汉语术语学理论建设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1985年,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了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专职开展科技名词审定工作,它标志着我国科技术语的统一和规范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全国科技名词委自成立以来,已按学科组建了60个分委员会,有2000多位高水平的科学家参加名词审定工作,审定公布了天文学等63种名词,包括了理、工、农、医、技术科学和交叉学科,初步建立起了较完整的科技名词体系。但是,每当我们回顾科技名词工作的成绩时,心中总感到有种缺憾,那就是对术语学理论的研究存在着严重不足。全国科技名词委虽然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比如：参与制定了国家标准《确立术语的一般原则与方法》(GB1087－88);结合我国科技名词审定工作实践,制定了《科技名词审定工作的原则与方法》,用于指导科技名词的规范化与统一工作;为了给术语学理论研究工作提供平台和阵地,我们创办了《科技术语研究》杂志,选登了众多术语学理论方面的文章,但从总体要求来看,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们的理论研究还不太系统,可以说十分薄弱。我国的汉语文化博大精深,词汇丰富,无论现代科学技术有多么深奥和抽象,我们都能够用非常简洁和贴切的语言和词汇加以表达,这可以同世界上任何最优秀的文字相比美。为了继承和弘扬这一祖国优秀文化传统,我们在术语学研究领域也应该当仁不让,独树一帜,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我国有着独特的语言文字,与世界上多数国家使用的拼音文字有很大区别,对国际上的术语学理论只能是借鉴,汉语术语学必然会有自己鲜明的特色。这是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我们应积极地去研究、去开发。值得鼓舞和高兴的是,国内已有一些学者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开拓,我们应该对他们的勇气和精神表达我们深深的敬意。在此,我们也呼吁,更多的专家、学者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为创立中国特色的汉语术语学理论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特色术语学研究历程回顾

文章追溯了中国术语学研究的兴起及其发展历程，认为中国的术语学研究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从科技翻译理论探索、术语学本体研究，到系统全面健康发展，并聚焦其各具代表性的特点。文章从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分别描述了术语学发展历程及发展状况。术语学理论研究发端于科技名词术语规范化标准化的工作需求，通过术语学理论指导与丰富了实践活动。在应用研究领域，将术语学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广泛地应用到名词术语规范化标准化实践活动当中，并逐步深入到新闻出版、外文翻译、辞书编纂等领域，取得很大成就。     

俄国术语学研究掠影

摘要 本文大致按时间线索介绍了术语学在俄国的发展历程,评述了俄罗斯学派的一些特点,同时,也着重分析了俄国语言学传统对该学派形成的影响。在当今世界上,术语学研究已经愈来愈引起各国学者的普遍重视。位于欧洲的德国－奥地利与俄国,以及位于北美的加拿大魁北克是得到普遍承认的三个最有影响的学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一下俄国的术语学研究概况,即使是浮光掠影,对我们也是有裨益的。“术语”作为一个科学概念,形成于本世纪初,而“术语学”的出现,自然更晚。对术语学的学科地位,至今仍存有争议。但总的趋势是愈来愈倾向承认,这是一个带有跨学科性质的独立的边缘学科。与术语学较短的存在历史相比,俄国的术语学研究历史就要算是较长的了。事情要从彼得大帝(1672～1725)的改革说起。随着全面学习西欧,大量的科学文献被译成俄语,大批的科技外来语也随之涌入。于是,如何处理科技术语的问题便自然被提了出来。俄国的物理、化学、机械、天文等学科的术语体系的建立与著名的科学家罗蒙诺索夫(1711～1765)的名字分不开。他在研究自然科学与构建概念体系的过程中,也创造并规范了大量的术语。这中间,当然也有翻译工作人员的重要贡献。进入19世纪后,搜集整理术语的工作变得更活跃了。1807年,已有矿物学词典问世。据有关文献统计,19世纪上半叶,俄国已出版的不同学科的术语词典有4部之多。19世纪末至20世纪,由于科学、技术、工业、农业、以及文化、艺术不同领域多种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术语更是大量涌现。同时,社会对术语研究的需求也日益迫切。反映这种研究成果的著作,包括百科词典、语词词典以及翻译词典等,也越来越丰富多样。十月革命前,在术语工作方面,已有过重要的尝试。1910年,俄国邮政电信总局属下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电工学术语问题。几乎同时,开始陆续发布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编写的带有术语工作性质的材料,俄国是这一国际组织的成员之一。十月革命以后,随着大规模的工业化,尤其是20～30年代的技术进步,不仅术语的数量剧增,而且术语越来越多地进入全民语言之中。术语学成了亟待语言学家研究的课题。俄国术语学研究在世界上的优势地位也正是在这一期间确立的。值得一提的是,参与术语学研究的不仅有语言学工作者,还有许多从事工程技术工作的科技人员。日常的工作实践使他们深刻地体会到术语研究的重要性。这里有必要列举一些较有影响的学者名字以及他们的代表性著作。1931年,洛特(Д.С.Лотте,1898～1950)的《科技术语学当前的任务》一文发表。他当时是苏联部长会议标准化协会术语标准化的负责人,苏联科学院院士。加拿大著名术语学家隆多(G. Rondeau)说他“可以称得上是第一位真正的术语学教授”^[1]。洛特文中指出,术语学的现状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极不适应,已经成了技术进步的严重阻碍。1933年,根据苏联科学院院士恰普雷京(C.A.Чаплыгин,1869～1942)的提议,建立了苏联科学院术语委员会。1936年,标准化委员会与术语委员会的另一位成员,世界语学者德列津(К.Дрезен)发表了一部专著,其中指出,术语的功用在于,在人的意识中尽可能充分地再现科学或技术对象的性质与特征。1939年,著名语言学家维诺库尔(Г.О.Винокур)发表了《俄语技术术语中某些构词现象》。这一著述对俄语科技术语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今仍为术语学关注的许多问题在该文中都有涉及。值得一提的是,他特别坚持术语的语言学性质。正如隆多所指出：“自30年代的这些活动开始以来,苏联学派就以其双重发展的趋势而著称。一方面使术语学的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考察全部术语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术语资料的处理方法在奥地利问世之际,术语学作为一门科学在苏联诞生了。”^[2]的确,德国-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维斯特(E.Wüster)的工作总是面向实际的。在他的领导下,制订了编写国际术语词典及建构术语体系工作的细则。而俄国的术语工作总是既注重实践,又重视理论,把术语研究发展成一门学科,俄国学者功不可没。俄国的术语研究有一系列自己的特点：1.把术语工作看成是一门应用科学,它研究实践问题的解决方法,这些问题则来自科技领域的概念和名称。2.术语研究的对象是属于语言范畴的,所以,解决方法也要从语言学中寻找。这一点与德国-奥地利有明显不同。后者更重视哲学对术语学的影响。在其代表人物维斯特的方法中,划分概念先于确定名称,首先被看作是一个抽象过程。与此相反,俄国的方法则是从某一领域的语言单位开始去建立一个概念体系,然后为这些概念定义,最后确定术语。3.术语问题是社会文化问题,因此有必要与高等教育结合在一起。4.注重对术语学基本问题的探究,其中包括术语的定义、术语的划分、术语的特性、术语与全民词汇的区别、术语在其他学科中的地位等等。50～60年代,在苏联对术语学研究建树最多的是以下一些学者：安德列耶夫(Н.Д.Андреев),阿赫玛诺娃(О.С.Ахманова),维诺格拉多夫(В.Е.Виноградов),坎杰拉基(T.Л.Канделаки),库兹金(Н.П.Кузъкин),皮奥特罗夫斯基(Р.Г.Пиотровский),列福尔马茨基(А.А.Реформатский),其中有几位是极有影响的一流语言学家。然而,这期间术语学研究中走过的一段弯路也非常值得一提。这就是,一些研究者过于关注文艺作品中的术语运用,例如,革拉特科夫的长篇小说《水泥》中建筑术语的使用问题之类。此类研究当然无法揭示术语的本质特征,对术语学研究来说,无异于隔靴搔痒。1956年第二期《语言学问题》杂志郑重地以读者来信的形式,用“语言学家应该改变对术语工作的态度”这样严肃的标题,提出了批评。文中写到,自1933年术语委员会成立以来,语言学家还没有拿出一个在建立和选择术语方面可供术语工作者遵循的科学且可行的操作指南来,而只是泛泛地谈论。据说,这一批评收到了一定的效果。70～80年代,探讨得最多的术语学问题,可以归纳成以下4个方面,即：(1)术语的性质及术语组织的语言学描写;(2)计算机在术语学分析方法中的使用;(3)旨在设计现代信息系统语言的术语分析;(4)科技术语的标准化问题。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术语学研究学者是：阿维尔布赫(К.Я.Авербух),沃尔科娃(И.Н.Волкова),格尔德(А.С.Герд),达尼连科(В.П.Даниленко),莱奇克(В.М.Лейчик),莫伊谢耶夫(А.И.Моисеев),斯科罗霍季科(Э.Ф.Скороходько),普罗霍罗娃(В.Н.Прохорова)等。如果有机会浏览这些方面的俄语资料,俄国术语学研究成果之丰,学术活动之频,都会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例如,80年代发表的术语学专著或论文大约有2000部(篇),每隔两年都要召开一次全国性的术语学方面的学术研讨会。仅从论文的题目就可以看出研究者兴趣之广泛,其中不仅有“科学、术语、信息语言的符号学问题”、“科技术语中的语言学问题”等重大题目,也有关于其他国家术语研究的专题介绍。这里不仅涉及英、法语中的术语问题,甚至汉语术语的构词法问题,也在学者的研究视野之内。50年代中期,在苏联术语委员会工作的学者已达400人。至于术语学作为一门学科,更是早已进入了许多大学的课堂。纵观俄国的术语学研究历史,会深深感到,处理好语言学与科学在术语学研究中的关系问题对术语学的发展至关重要。现代化学的奠基人,法国化学家拉瓦锡(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1734～1794)在《化学基本教程》的前言中说得好,“词保存并传达概念,因此,不完善科学,就无法完善语言;不完善语言,也无法完善科学。不管事实如何可信,由事实引起的概念如何正确,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词语来传达概念,那么,他们表达的只能是错误的印象。”^[3]拉瓦锡的这些话很好地说明了语言在科学中的作用与意义以及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在苏联既是科学家又是语言学家的罗蒙诺索夫,简直就是这种结合的化身。19世纪20～30年代之前的俄语语法,通常被称为罗蒙诺索夫语法。其中许多沿用至今的术语及其体系都是罗蒙诺索夫创建的。后来的学者,包括一些民主主义革命者,如别林斯基、杜勃留波夫、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对罗蒙诺索夫的概念术语体系及其原则都给予高度的评价。据说,在19世纪中叶曾有一段时期,俄国语言学家对术语学问题存有一种隔膜,他们对语言学在术语研究中的作用估计不足,对其中的语言学问题也采取“不介入”的立场。这一倾向很快得到了纠正。这在1854年的《科学院二部学术记事》中有明确的记载。到了19世纪下半叶,诸如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言的符号性,语言的体系与结构等,成了语言学家最关心的课题。著名语言学家波铁布尼亚(А.А.Потебня,1835～1891)在这方面的研究,占有显要的地位。词的生命,词的语义结构是他的研究的重要对象。他的著述中常引用一系列术语名称为例,以说明术语意义的体系性特征。语言的体系性这一概念,在博杜恩·德·库尔德内(И.А.Ъ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е,1845～1929)以及波科罗夫斯基(М.М.Покровский,1868～1942)等人的著述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阐述。词汇的体系性在术语中表现得尤为一贯。波科罗夫斯基提出,不要研究单个词的词义,而要着眼于属于某个社会生产领域内的一组词,这也就是术语。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甚至提出了调整术语的思想,认为“只有通过‘人为’途径,即有意识的调整,大量新科技术语才能出现”。术语学研究无疑与语言学中的词汇学关系更密切,重视词汇研究是俄国语言学的传统。与西方语言学研究稍作比较,就会发现,在那里,词汇学的地位是受到冷遇的。从重视一般词汇研究到特别重视术语研究,是自然的发展过程。这些当然都有利于术语学在俄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