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乡土社会纠纷解决中的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相互关系——以湘南一起民间纠纷的解决为例

对国家法及民间法在解决纠纷中各自的作用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社会既有着乡土本色的底蕴,又有着法制化的内涵。在其纠纷的解决中虽然民间法的作用仍然功不可没,但是国家法日益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国家法强调人们和平共存、相安无事,民间法则要求人们友好相处、互相帮助,国家法可以通过民间法更好地发挥作用。     

规范多元与中国法治建设的路径选择--兼论民间防火规范的价值

本文并不同意前述两种观点.社会演进型的路径强调法治建设的自发性,忽视了制度和组织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选择这样的路径,势必延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政府推进型的路径强调法治建设可依托的力量是国家权力,法治建设实际上是国家的事情,与民间传统存在着冲突,这种观点忽视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文化基础,选择这样的路径,势必造成国家法与民间传统的冲突,加大法治建设的成本.     

论规则之治在乡土社会中的困境

一、司法实践中的非规则之治中国自古是一个农耕文明相当发达的国度,"重农抑商"是中国传统制度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隆礼轻法"也就必然是中国精神文化反映出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文化传统与建构在陌生人社会上的现代法治是相悖的。随着中国的现代化改革的推进,"法治"已经成为社会的一个主流话语。法治即规则之治,规则之治几乎是现代法治的核心。然而,"我国的社会现实表明,近年来农村的工业化发展很快,但是民间文化、宗教信仰、传统社会组织等并没有消失,而是不断表现出巨大的生命力。"在目前国家主导型的法治建构模式下,乡土社会的现代性和传统性、正式法与民间法的冲突表现尤为突出。     

中国乡土社会中法治建设的困境

以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范式,分析中国乡土社会中法治建设的困境,并对我国法治路径进行了思考.     

浅析权利冲突的基本理论

在中国法治进程中,权利冲突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法律现象并广泛地存在于司法审判和日常生活中。这是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法律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什么是权利冲突,其实质是什么,权利冲突产生的原因有哪些,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笔者在本文中对权利冲突的这些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随着法治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普法教育活动的展开。我国公民的权利、维权意识越来越强。人们比以前更加懂得珍惜权利,也正是这种对权利的关注,推动着我国法治从义务导向法向权利导向法转变。与此同时。在法院中因权利冲突而导致的诉讼案也日益增多,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的法律现象。     

瑶族民间法的变迁及启示

瑶族民间法经历了从旧石牌制到新石牌制的变迁,两者都是适应解决纠纷,维护瑶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的需要而产生,在内容上存在不少相似之处,但产生的社会背景各不相同,在内容形式上、实施手段和处罚措施上也存在差异。瑶族民间法的变迁启示我们,民间法是调整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秩序,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规范之一;新时期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要充分重视和引导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对接和沟通。     

我国法治社会形成中的主要因素分析

我国的法治社会形成是一个受各种现实因素影响的长期过程,分析这些主要因素的成因和改革办法,有利于我们加深对我国法治化道路的认识,加快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进程。     

浅议我国公民法律至上理念之缺失——从波茨坦磨坊主说开去

法的运行离不开公民对法的忠诚和信仰,法律至上理念之缺位体现在我国司法、行政执法及判决执行各环节。我国虽然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的制度,各类法律、法规、规章层出不穷,但法之难行已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巨大障碍。我们不应只注重法治形式上的完备,更要加强公民法律至上理念的培养。本文试分析我国公民法律至上理念缺失的原因,通过对中西方法治进程进行比较思考,结合我国法律尚未被普遍尊重的现实,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法,以期更好地实现法治理想。     

关于徽州民间调解的当代法文化意义

徽州民间调解是徽州民间法的一种表现,放到整个传统中国社会的体系里看,徽州的民间调解就不仅仅是一种制度,还是一种文化,更是中国法文化的重要遗产。中国当前的法治困境主要来源于对中国实际和中国历史的不了解,更没有关注传统中国所蕴含着的法文化资源。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徽州民间调解的法文化含义就显得更为重要。事实上,在对法治进行历史化的考察中,徽州研究和四川地方档案研究一直是在与北京的法典研究、＂大法＂研究相对应的微观历史研究。所以,深度挖掘徽文化中的法治研究尤为重要。     

乡土中国的终结与法治中国的建立

世界历史演进的历程表明,现代法治国家的建立与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如何完成中国传统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进程,关系到中国能否进入一个民主与法治的时代。从探讨乡土社会和市民社会的概念出发,反观中国社会转型的症结所在,可以发现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是其中的一条主线和推动因素。     

中国古代家族法评析

家族法在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是中国古代民间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间法与国家法共同构成中华法系的完整部分。家族法经过了起步、发展、辉煌、衰退阶段。对家族法的研究无论是对于探讨中国古代法制和法文化,还是对于我国现代法治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法律信仰论析

法治已成为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而社会民众对法律的信仰是法治社会的基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社会公众对法律信仰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到了我国的法治化进程。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缺乏法律信仰的宗教土壤与法治的真正价值没有得以弘扬所致。因此,我们应当积极培育法律信仰的土壤,夯实法律信仰的根基,培养公众信仰法律的情感和信心。     

论影响我国法治进程的法律文化根源

法律文化影响着一个国家民主和法治的进程。在我国长期历史传统中形成的法律文化,在推进我国法治进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阻碍法治进步的消极因素。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主义法律文化、暴力主义法律文化和工具主义法律文化,作为传统观念和政府政策的产物,深刻影响着我国当代的法治建设,成为我国法治进程中不得不关注的问题。     

法律工具主义的特征、危害及其克服

法律工具主义认为法律只是统治阶级治理国家、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手段和工具。不仅无任何目的意义与价值意义,且与现代依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思想理念不一致,其给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目标进程中带来了消极影响。因此,我们应从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两个层面上,彻底摒弃与克服法律工具主义,以求得更有效率地实现法治,在整个社会树立起法律信仰主义旗帜。     

地方性知识语境下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以珠江上游地区的民间法为视角

科学发展观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在珠江上游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法治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珠江上游地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应从回应民间社会的现实生活出发来审视和谐社会之内涵,只有尊重、凝结了民间社会的智慧、意愿,充分发挥民间社会秩序和规则的功能和价值,这一目标才能达成.     

谁来监督监督者

衡量一个国家的法治进程,不能仅看出台了多少法律、法规,那只是硬件。社会的执法和守法状态,人们法治观念是否增强才是至关重要的。法律本身没有生命力,需要执法和守法者赋予它生命力。由于传统思维方式的延续,我国还存在权大于法、情大于法的现象。严肃的法条刚性的约束一旦碰到了权力、人情,在一些地方就失去了用武之地。     

试论我国法治进程中法的正义价值取向

法与正义的关系是法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法是正义具体内容的体现 ,正义是法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 ,在我国法治进程中 ,法的正义价值的取向是法治的核心 ,法的义贯穿于法治运行的始终 ,法治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分配的正义和诉讼的正义。     

论社会学法学与法治秩序的建构

社会学法学是一个新兴的部门法学科，也是一种法学方法论，引领我们通过法律来研究社会，通过社会来研究法律。法治秩序的建构需要法律，但有法律并不一定就会有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构更重要的是依赖法律功能的发挥，关注法律和社会的实际联系。社会学法学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对法治秩序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实际上就是为了建构法治秩序，这就需要我们以社会学法学为视点，把法律置于中国特定的历史、化和社会情境中加以反思，推动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从而也使社会学法学在我国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领域。     

礼法文化与构建法治中国的思考

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礼法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中国古代礼与法相结合,形成了一套完整而又周密的典章制度与道德规范,这些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面对构建法治文明国家的今天,我们应该对礼法文化传统进行历史、具体的分析,扬长避短,切实推进我国法治文明的进程。     

儒家法治思想在台湾

儒家法治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传统法治思想的主流。儒家法治思想博大精深,主张德主刑辅,以礼率法,至今对台湾法治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我们应大力倡导儒学,拓展中华文化,促进台湾民主法治进程,实现两岸和谐共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