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汝南郡方士考略

东汉时汝南郡方士活动频繁、形象各异,他们或为官一方,或独以占名,或以降妖除魔为己任、或兼精儒家文化。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汝南郡为天下中独特的地理位置所具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当地民众对鬼神的盲目崇拜、东汉年间谶纬之术的广泛传播密切相关。东汉汝南郡方士对社会也有一定的贡献。对东汉汝南郡方士的活动进行探究,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对东汉社会进行更准确的把握。     

论两汉末年谶纬思潮的兴起

谶纬思潮兴起于西汉末年的哀平之世,作为两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谶纬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两汉哲学的实质。谶纬兴起的直接原因在于它阿谀附会的思想性格,而根本原因则在于它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中神学逻辑展开的必然。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孔子的神异化特征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孔子的神异化书写中既包含对先秦两汉经传神学的摘录,又有基于历史基础下魏晋文人的想象加工,显示出这一时期文献著述方式的特殊性。体现在文本中,孔子表现出神秘降生、预知、博物、降罚等神异特征,形象较前代更加立体丰满。这些神异特征在展示魏晋王权对民间的政治与文化统治以及儒家思想在魏晋民间社会的地位具有一定意义。谶纬神学对孔子的神圣化与书写风格的影响、孔子身为伟大圣者的独特性以及多元思潮的时代背景都是这一书写形成的重要原因。     

王充的学习思想

王充是汉代不完全依附于皇权的有独立人格的通人、奇才,是汉代反对谶纬神学、神仙方术的民间之学的代表人物,其学习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批虚辨伪、剽剥谶纬经学,廓清弥天妖氛;二是问孔、刺孟,敢于反传统的、善于独立思考的精神.在创新已成为时代呼唤的今天,王充充满科学、理性批判精神的学习思想值得肯定和借鉴.     

唐朝谶纬研究——对人物心理的展现

谶纬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完全是社会危机的产物.从谶纬的产生、形成、地位、作用等方面来看,它都罩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是一种影响到社会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的文化现象.隋唐时期的谶纬十分注重对人物心理的展现.     

汉代的两种自然观与科学发展的关系

范文澜同志在其所著《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第三章第十节中曾说:“东汉盛行迷信思想,和它作斗争的科学知识表现出光辉的成就。”我们知道,在东汉时候,佛教刚刚传入,道教刚刚产生,上古所传下来的巫术迷信已经没有多大势力;当时所盛行的迷信,主要是谶纬迷信。谶纬迷信是以自然现象比附人事为君权神授说教的“天人感应”的中古迷信之一种。“天人感应”的思想体系是在西汉形成的,它是迷信思想,但却比一般的迷信思想有较强的理论性,从而也有更大的迷惑性。由于其立论的出发点是以自然现象比附人事,我们就不妨把它看作当时的一种自然观,它与那种坚持从自然界的本来     

汉末至刘宋时期郑玄形象的转变

汉末至刘宋时期,郑玄形象经历了儒者——隐士——"以儒行为处士"的学者的转型。郑玄儒者形象的形成在于他调和今、古文之争的学术贡献,以及备受曹魏统治者推崇的学术地位。郑玄隐士形象的形成在于曹魏、西晋时期王学的冲击,郑玄经学的权威地位遭到动摇;而且此时玄学大盛,隐逸之风盛行,本质原因在于郑玄隐居教书的行为符合汉末隐士的行为特质。郑玄"以儒行为处士"的学者形象的塑造则在于人们从学与行两方面看待郑玄,从而将儒者形象与处士形象结合起来。除上述形象以外,由于东汉以来谶纬迷信风气大盛,郑玄本身又具有丰富的谶纬知识,因此,在传记、文学作品中郑玄还表现出精通谶纬的形象。     

东汉王朝国家安全问题研究

东汉王朝是经过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后对汉室的复兴。东汉在各方面对西汉都有很强的继承性,但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在维护国家安全领域,东汉王朝和西汉王朝一样,也面临严峻的国内外安全威胁,只不过异姓诸侯王和同姓诸侯王不再是东汉王朝主要的内部国家安全威胁。东汉王朝面临的主要内部国家安全威胁包括外戚专权、宦官横行、群雄割据,而主要的外部国家安全威胁来源于匈奴等外族的进犯。东汉王朝通过外戚和宦官相互制衡的手段来处理外戚和宦官专权问题,却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通过“度田”的手段试图解决豪强地主兼并土地的问题,通过举孝廉等途径招贤纳士等,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在意识形态安全领域,东汉王朝通过强化儒学国教化后的礼教主义以及加强儒学和谶纬说的融合,进一步强化皇权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但是东汉末年的黑暗统治,造成了群雄割据的局面,也最终导致了东汉的灭亡。     

《拾遗记》中谶纬现象阶段性特征分析

《拾遗记》是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作品中所记载的谶纬现象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分别表现在灾异趋向、人物身份、形式变化等三方面。这一特征出现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与各时期的政治状况密不可分,同时它还暗合了谶纬的实际发展过程。正是由于这种阶段性的谶纬走向使该作品具有独特的文化蕴含,它不仅是天命观的统一,也是魏晋文学自觉的表现,同时还为佛教的传入提供了契机。     

由婢女到令人景仰——科学发展中的社会影响

曾几何时,科学仅仅是用来解释神学,被称之为神学的婢女,而当今社会,科学充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处于万众山呼令人景仰的地位.科学的这种变化,是在其发展过程中与社会互动的结果.在恶劣环境生存期,科学发展缓慢,是社会的附庸、奴仆;在其适应发展期,科学往往能取得跨越式的进步,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引领社会进步,被社会大众膜拜.     

论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中的神异叙事

分析了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中的神异叙事,认为主要表现为四种类型：其一,对以阴阳灾异、感生神话、谶纬之术等为基本形态的＂政治神学＂进行集中展示;其二,对神仙、方术以及人仙遇合传说进行不同程度地叙述;其三,对佛教神话或者反映佛教信仰文化的＂人佛感通＂灵验进行宗教演绎;其四,对各种神、民间鬼神以及人神交通之事进行重点记载。如此种种,既是周秦之际史传创作传统的历史延续,同时又吸收了中古造神运动的时代成果。其文化效应,在于参与并影响着我国早期叙事的文学建构。     

略论两汉经学走向

司马迁以先秦儒学为指导，反对董仲舒营造的君权神授论。西汉末，杨雄著《法言》，亦起而反对董仲舒。东汉班固著《白虎通义》，比董仲舒走得更远。至东汉末年，社会上掀起一股强烈的批判思潮，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剥落了两汉神学经学的最后一层油彩。     

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价值的特征及表现形式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处理企业职工之间、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解决人的思想问题和社会政治问题的具体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历史价值.     

天文学在古代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作用

从天人关系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古代天文学在社会文化中的作用.中国古代天文学从早期开始就与敬天的宗教崇拜密不可分.天文观测既是敬天的活动.也是"通天"的手段.历法对于农业社会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因此"观象授时"成为帝王统治的首要政治任务.历法是"君权神授"的"天命"的象征.改革历法就意味着改变天命,是重大的宗教政治问题.从敬天和观天的宗教天文活动中产生了"法天"的思想.帝王只要按照历法规定的"月令"治理国家,社会就和谐有序.汉代的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的宗教神学思想,把天文现象当作灾异现象,具有警示人事的作用.以观天象而占国家大事吉凶的中国占星术因此在中国古代宗教政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悬而未决的主权决断：重读卡尔·施米特的《政治神学》

卡尔·施米特的《政治神学》通常被认为是对于让·博丹以来的现代主权概念的捍卫和延伸,施米特对主权者的“决断”的强调也在论辩的意义上与实证法学的非人格化立场截然对立。事实上,在这部著作中,施米特的强论辩内部蕴含的恰恰是一种悬而未决的决断：以“决断”来对抗实证主义,作为症候意味着现代政治条件下传统的以天主教会为中介的政治一价值判断已经变得不可能了。政治神学和民族国家政治主权的结合不是对于现代政治困境的解决,而是其最尖锐的表征。     

徐州汉代墓葬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浅析

徐州汉代墓葬制度是在汉代徐州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发展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它与整个汉代丧葬制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共性。但由于地理环境、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历史沿革、社会风俗、传统文化、思想信仰等诸多因素的差异,它又具有自身的特点。具体来讲,西汉时自身特点较为明显,东汉时则与其它地区较为统一。     

借神道以兴 溺神道以亡——太平天国宗教神学简评

古代的农民起义战争,往往带有宗教的色彩。十八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尤与宗教神学结下了难解之缘。太平天国之勃然兴起又突然发生大分裂大内讧,陵夷衰落,以至于亡,固然有其深刻的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因素,而作为其起义与立国之精神支柱的宗教神学思想,实渗透在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领     

阴阳五行、谶纬思想对汉代祭祀文化及文学的影响

汉代是一个各种思想都比较活跃的时代,如天人感应思想、阴阳五行、谶纬、长生等思想盛行。其中阴阳五行、谶纬是汉代比较活跃的两种思想,对汉代的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汉代是祭祀盛行的时代,这两种思想对汉代祭祀及文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哀牢研究三题:历史人类学视角

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促使哀牢归附东汉,东汉在哀牢分布区设置永昌郡,使中国与印度两个大国在地理上第一次相连接,所以哀牢分布区不但是中印两国最早的边贸区,还是中印两国的重要文化通道;哀牢地区多样的自然生态环境孕育神奇的"九隆"神话,产出了丰富的物品,因此哀牢人物质文明发达,人口众多;以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物质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哀牢社会政治结构合理稳定,对周边民族有包容性,对东南亚傣、掸、泰等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有过积极贡献。     

试论中世纪欧洲大学兴起的原因

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的大学在中世纪欧洲的兴起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是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宗教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是欧洲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对行政人员的需求、对神学人才的需求;其次,是追求理性的需求;第三,教会对教育的压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大学的产生和成熟;第四,大学的产生和存在与市民的支持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