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地区的技术转移与文化摩擦

技术转移是将某种技术应用于与其起源不同的实践领域的过程。技术在转移的过程中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对于西南地区而言，传统文化对技术转移的成败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考察西南地区实施技术转移的形式，分析影响技术转移的因素及由此产生的文化摩擦，以便为有效地开发西南地区提供借鉴。     

文化变革与技术民族化—关于技术转移与文化摩擦问题的对策研究

本文通过对技术转移与文化摩擦问题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对策，作者认为，根据“技术－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基本原理，在实施技术转移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实施文化变革和技术民族化，这是在技术转移中解决文化摩擦问题的实践途径，其中，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振兴中国民族工业的有利保障，作者结合中日两国技术转移的历程对此进行了论述。     

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城镇化中技术转移与文化多样性研究

旅游城镇化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模式,但在发展旅游城镇化的过程中技术转移所带来的技术文化与民族文化产生了一系列冲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发展面临威胁。通过分析文化与技术的内在关系,从而构建"文化-技术"体系分析旅游城镇化过程中技术转移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认为技术转移是发展和传承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手段,而文化多样性是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技术升级的重要前提,并提出少数民族地区技术转移与文化多样性和谐发展的几点启示与思考。     

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及其整合

现代技术在给我们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 ,社会的人文价值信仰和追求却经受着考验 ,并引发出各种各样的人文价值冲突。本文揭示了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的存在 ,分析了这种冲突形成的文化观念根源和社会存在基础 ,提出了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实践整合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技术的价值观

从各种技术价值观念的比较、对立中阐释问题,探讨技术价值的多维度特征,揭示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内在矛盾根源和社会文化根源.     

技术、理性与现代性批判

现代技术既给人类带来进步与繁荣,又带来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现代技术问题是当前人类面临难题之一.作为现代性运动必然结果,"技术问题"不仅反映了技术与自然之冲突,还透射出肇始启蒙的现代性文化之固有矛盾.理性是现代性运动的核心文化理念之一,从启蒙理性到技术理性之蜕变以及技术理性之过分张扬是技术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     

我国古代东西部技术转移与文化摩擦

本文论述了古代东西部技术转移的路径及其特征,分析了在技术转移过程中产生文化摩擦的主要因素,提出了消除文化摩擦的主要对策,为有效地实施技术转移,促进西部大开发提供借鉴.     

《科技文化反思丛书》最近出版

由华中师范大学李宏伟教授主编的《科技文化反思丛书》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丛书的选题、研究都是基于当今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对科学技术做较为全面的哲学反思和更广泛的文化诠释,其选题从生物学、生物社会学到文化人类学、和谐社会建构,从科学的形上追问到技术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批判,从科学确证的逻辑分析到科学社会学及科学思维艺术探讨。     

西部地区技术转移的历史考察

古代的技术转移大都伴随技术人员的流动而进行,转移的技术主要是技术器物和技术方法.近代的技术转移主要集中在技术器物、技术制度及技术人员三个层面上.现代的技术转移主要包括技术器物、技术人员、技术制度及技术观念等方面.技术转移要注意与当地的气候风土和民族文化相适应.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技术转移持续有效地实施与实现.     

边疆民族地区的技术转移与文化摩擦

边疆民族地区的技术转移展现为三个层次:技术器物的转移、技术制度的转移与技术观念的转移。技术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且内在具备在时间上永远向前,空间上永远扩张的本质特征。由此导致边疆民族地区的技术转移与文化摩擦。消除摩擦的策略在于弥合技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裂痕,重建技术与大自然之间的平衡,重建人的发展与技术发展之间的平衡。具体措施主要有三点:1.转移及引进绿色技术;2.转移及引进人性化技术;3.走技术的民族性特色之路。     

中国文化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对抗与张力

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之间,既存在着中国文化“重伦理,轻科技”价值取向,“畏天命”、“顺天命”和“自然无为”的自然观,以及科学技术应用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瓦解力,这样几个方面的对抗特点,同时也存在着中国文化重整体性直觉为现代科学技术提供思想模式,科学技术为中国文化提供新的“生长力”,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为现代科学技术提供原动力、支撑力与韧力等相互促进的张力。     

信息文化涵义探析

信息文化可定义为:以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基础,以信息产业和知识产业为支柱,以信息和知识的生产、分配、传播、交流、使用为人们普遍的活动内容,通过社会信息化过程引起人类生存方式全面变革而形成的信息时代的文化形态。广义的信息文化,是指信息社会或信息时代的文化;狭义的信息文化,是指围绕现代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等新技术形成的新型文化形态的总称。广义的和狭义的信息文化之间有区别,但又具有内在的联系。     

“科学共同体”在近代中西方的形成与比较

该文首先对西方科学哲学家托玛斯·库恩提出的“科学共同体”概念作了分析,然后讨论了“科学共同体”在近代西方（欧洲）的形成以及它的作用,同时对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的情况进行了比较,进而指明“科学共同体”未能于明末清初出现是中国科学技术在近代落后的内在原因之一,最后以中国科学技术在20世纪10～40年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例,得出“科学共同体”是将科学技术向前推进的有力杠杆的结论。     

技术伦理面临的困境

本文讨论技术伦理研究中面临的多种困境.在提出技术伦理涵盖的三个层面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道德多元现象带来的基本伦理原则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技术进步与社会进步之间的矛盾等现象,而现代技术所具有的单一性、创新性、功能潜在性与发展的不确定性等特点则决定了传统的伦理准则无法提供对这些特殊之处的解决办法.在以上意义上,可以说技术伦理的意义并不在于它能够提出什么样的答案,而在于它本身体现了(包括了个人在内的)人类社会对自己的活动的反思、说明、辩护、批判,说明我们发明了技术,在使用着技术,但我们本身不是技术.在更大的程度上,它说明了人类意识到技术发展是可以被控制的,是可以按照人的设计发展的,是社会自信力的表现.对技术伦理的关注宣告了技术决定论的结束.     

卡西尔论技术与形式

卡西尔是当代哲学中德高望重的人物,现今思想界具有百科全书知识的一位学者,在技术哲学方面被认为是从文化哲学的视角考察技术的代表人物。在《形式与技术》一文中,他把技术置于文化哲学的大框架下,分析科学、艺术、语言、巫术等各种文化形式与技术的关系,探讨技术的本质。他对技术本质的分析,不是停留在工程学的层面上,即探讨技术发明的原理、技术构思的来源;而是要深入挖掘使技术得以形成发展的根本力量:技术在本质上乃是人的愿望与意志的集合体。用卡西尔的话说,考察不能停留在技术产品的范围内,停留在功能和产品的范围内,而是要从形成的东西追溯到形成的法则。     

技术异化及思维方式变革--兼评海德格尔的技术拯救之道

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对物和人统治的背后必然有其非技术的思想根源,那就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他把解决技术时代危险的途径指向了"沉思之思"."沉思之思"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警示生活在技术时代的人冷静地审视其行为的可能后果,但它却无助于技术异化现实问题的解决,所以,海德格尔的技术拯救之道仍然充满着形而上学性.     

外层空间军事利用的伦理困境

外层空间的军事利用和外空军事化对许多传统的法律和伦理原则构成了重大挑战,引发了一系列的伦理困境,突出表现为以下三对矛盾:(1)和平目的和军事利益的矛盾:各主要外层空间条约均规定了探索利用外空的"和平目的"原则,但外层空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现代空间技术的发展历程就是外层空间军事化的过程,这就使"和平目的"与军事利益发生了冲突。(2)区分性原则与空间设施军民两用性的矛盾:战争伦理中关于作战正义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区分性原则,在空间军事对抗中,外空设施的军民两用性对此提出了挑战。(3)宇航员作为"人类使节"与外空战斗员双重身份的矛盾:宇航员代表全人类从事宇宙探索事业,享有"人类使节"的荣誉与地位,但在未来的外空作战中,宇航员就将面临着作为"人类使节"与外空战斗员双重身份的矛盾。伦理困境的解决有赖于抛弃狭隘的"国家"、"民族"观念,树立一种新的全球伦理观。     

格物致知论的源流及其近代转型

格物致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认知理论。它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其起源及发展早期,基本是以道德化诠释为主。到宋代时,心学派基本沿袭了早期道德化的诠释方向,但理学派则强调其中的理性精神,对宋代科学的兴盛影响重大。在明清之际,受时代变化的影响,实证化的取向更加显著,使格物致知论发生了重大的理论转型,为近代中国与西方科学技术的对接铺平了道路。而到近代之后,格致论几乎完全成为西方科学技术的代称。对格物致知论历史源流的梳理,从中还可以发现其对于现代科学发展的借鉴意义。     

从“全体知识”到“科学的界限”——论卡尔·雅斯贝尔斯的科学观

卡尔·雅斯贝尔斯从对"科学的哲学"和"全体知识"的批判入手,揭示了现代科学和哲学相混淆的现状。他在理清科学的划界标准和科学的界限的基础上,指出了科学和哲学各自的独立性。科学与哲学既不能相互混淆,彼此又相互依赖,明确二者的区别与联系将有助于达到二者的真正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