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京华烟云》之姚木兰

林语堂的小说以“向外国人讲中国文化”为主旨。在浓重的文化氛围中塑造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格。由于林语堂“一捆矛盾”的博杂思想表现为动态的忽东忽西、时道时儒或亦道亦佛，因而他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也表现了人物性格的“互补”性、“和谐”性。     

试析英译汉的译文“欧化”现象

长期以来,批判“译本读起来不像译本”、“非英非汉”、“洋腔洋调”、“译文欧化”等说法纷至沓来,并且还认为引起了“汉语危机”,这罪根祸首是西方语言的冲击,而西方语言的冲击主要来自翻译小说等等。从语言与文化、翻译的本质和任务以及汉字的变通性来谈谈这个问题。     

入世与出世--论林语堂人生观的矛盾

从踯躅于“十字街头”到冷静超远看待人生,“一团矛盾”的林语堂的人生态度从“入世”向“出世”转化,这是儒、道、佛三家哲学对林语堂人生观的影响。林语堂的思想和性格的矛盾,反映了那个时代一部分文人的性格误区。     

汉语欧化与近代散文文体解放

汉语自19世纪末开始走上漫长的欧化之路,在语音、词汇、句法等方面,汉语欧化痕迹均十分明显.汉语欧化进程中,近代散文文体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同时散文对语言欧化进程也有一定的影响.以新文体、逻辑文为例可以分析得出,政论散文由于欧化而趋向浅近、平易,表达方式趋于严谨,语意更加曲折.但是散文文体的解放仍然有限,近代散文家对古文的复杂态度,古文广泛的作者和读者基础,构成散文文体全面解放的阻力.     

“性灵说”对林语堂翻译活动的影响——以《道德经》的英译为例

林语堂认为,性灵是文学创作者个性的表达。性灵决定了林语堂作为译者的惯习。“性灵说”对于林语堂的翻译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就翻译思想而言,林语堂认为译者应该尽量还原原文的“风格个性”;从翻译对象的选择来看,林语堂倾向于选择与自己“性情相通”的作家的作品;从翻译方法的层面来看,林语堂以直译/异化为主,以期英语读者能够了解汉语言和文化的特点,也是林语堂的语言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表现。林语堂译《道德经》就是“性灵说”影响林语堂翻译的一个例证。     

后殖民视阈下的巴尔加斯·略萨

“身份”与“后殖民话语”已成为后现代文学批评关注少数族裔作家及其作品的习惯性视点.但西化的思想、流寓的状态和文化的杂糅还不足以对巴尔加斯·略萨的身份盖棺定论,因为后殖民视阈下的他是多重矛盾的结合体：对祖国秘鲁有着坚定的“根”认同情结,却在国愁家恨的无奈中自我流放;出生于社会特权阶层,却拥有社会底层对各种独裁的反抗精神;从反民族主义出发反对种族歧视和殖民,却因为欧化的教育和思想在创作中使用后殖民话语.     

林语堂代人受过──从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一条注释谈起

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后的第二条注释给读者三点印象：一、林语堂是“费厄泼赖”的倡导者；二、鲁迅写作此文是专门批判林语堂的；三、二三十年代林语堂始终站在进步文学的对立面。事实并非如此。“费厄泼赖”的始作俑者是周作人，而不是林语堂。鲁迅对“费厄泼赖”的批评，表面上对着林语堂．其实瞄准的是周作人。准确地讲，是针对当时一些善良人们姑息养奸的错误倾向而言的。二十年代的林语堂作为语丝派叱咤风云的一员战将，伴随着鲁迅的步伐，在反抗封建势力和现代评论派的攻城劫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林语堂是代人受过的。这场围绕“费厄泼赖”问题的讨论，是语丝派内部人之间不同意见的磋商，长期以来人们把它定格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档次上是不科学的。     

讲求文法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变革

晚清与“五四”时代，文学变革与语言变革密切相关，而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文法问题。讲求文法，意味着对语言进行科学的探求。晚清知识分子关注文法，是为开启民智；“五四”知识分子则更是为使汉语运用变得精密化与科学化，提出了“欧化”的要求。但即使是“欧化”，也只是为促成汉语的现代变革，使现代汉语成为真正民族的、本土的、现代的语言，为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与文化提供保障。     

林语堂的读书观

林语堂先生是我国现代学贯中西的大家 ,其丰厚的学养除了得益于自身的天赋条件外 ,还在于他有着与众不同的读书观。林语堂先生认为读书的意义是使人“较虚心、较通达、不固陋、不偏执” ,反对过于功利化的读书目的。在读书的方法上 ,他强调“兴味” ,主张“寓读于乐” ;提倡自动读书 ,反对“灌输” ;主张精读与博览并重 ,等等。林语堂的读书观虽带有其个性特征 ,但对我们当代读书做学问的人是不无裨益的。     

林语堂翻译《浮生六记》之“女性崇拜”情结

大凡研究林语堂的学者,常常触及《红楼梦》对林语堂女性观的形成以及其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而对林语堂在翻译中所受到的影响却鲜有提及。《浮生六记》是林语堂先生的代表译作,而这两部作品最大共同之处就是对女性的尊重。本文试图从林语堂所译的《浮生六记》中探寻其问的“女性崇拜”情结。     

林语堂文化建构中的神性之维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发轫点,面对中国文化往何处去的问题,“五四”先驱做出不同的选择,主要有两种趋向,一是文化激进主义,否定传统,主张欧化;一是文化保守主义,采西学之长,给传统文化注进现代价值。而林语堂却独树一帜,为中国文化现代性建设引进现代基督教精神这一神性之维,从人文主义的个人主义立场出发,建立个人与上帝的关系。     

译坛开拓的交错履痕--鲁迅林语堂翻译观比较论

鲁迅和林语堂以各具特色的翻译实践和理论表述,充实和丰富了中国的译坛.他们在翻译的对象选择、直译意译观念及欧化问题等方面,既存在共识更存在分歧.对这些问题的爬梳和比较,以期进一步澄清他们在翻译观上存在的异同.     

丁西林剧作语言的欧化研究

文章通过自建语料库,运用定量的研究方法探究丁西林剧作语言的欧化情况,丁西林剧作中词的形态变化,词类和词的结构都受到欧化语法的影响,句子中“一+量词”连用情况增加,出现表判断的“是”字句,插语法多用。丁西林剧作的语言呈现欧化与去欧化并存,白话与文言交融的欧化特点。丁西林能在保持汉语凝练简洁的基础上,有所取舍地吸纳欧化语法,通过中西结合的手段给现代戏剧带来新鲜的气息。     

由“童心说”管窥李贽的美学思想

“童心说”是李贽美学思想的核心。李贽从“童心说”的观点出发，以绝假纯真为审美原则，提倡“自然之为美”，反对“中和之为美”，主张无意为文，反对有意为文的美学思想。这些关学思想，无论在理论上和创作上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近代汉语的“欧化”现象及其文化成因

汉语的“欧化”，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汉语的“欧化”突出地表现在文字改革上，它包括语音、词汇和句法等三方面的改革。汉语的“欧化”，是中西文化运动中，汉语及其文化体系适应西方文化整合的结果；是现实社会进步的需要；是汉语走上开放体系的产物。     

“艺道并进”：突破“语言的牢笼”

对语言符号的创造，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然而，在使用上，人们又总是面临着有限的语言与无限的意义之矛盾。一向被称为驾驭语言的高手的文学家，也常常因文不逮意，意不称物而陷入“语言的牢笼”。为摆脱这种难以言说的痛苦，文学家进行着不懈地努力和探索。“艺道并进”作为一种途径，意味着文学才能的优化。当文学创造者做到了文学之才与文学之能并举，并在“自然而然”中进入无目的合规律性的创造境界，方能为突破“语言的牢笼”提供可能。     

翻译语言·当代汉语·翻译标准

只要与邦外产生交流与交往,便不可避免地通过翻译活动产生出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语言—它在本质上仍是本国语言,因为使用的语言符号本质上仍是本国传统的;但是,从语源学、语义学、语法学等角度上看,它却又融入了异域的一些因素,我们称这种语言为翻译语言.翻译语言包括“外来语”、“欧化语”、“西化语”这样一些概念和成分;但区别于后者的是:翻译语言是以其自身的语音、语汇及语法为系统研究对象的.其目的大致有三:1.从文化——语言进化的角度来探讨翻译语言在何种程度上能被或已被本国人民所接受;2.从翻译语言的成功性来检讨以往翻译标准的得与失;3.从翻译语言与本族语言的相融性来窥测世界语言大同的走向.     

林语堂服饰文化观探微

对林语堂文集中的服饰观进行梳理,探讨林语堂矛盾服饰观的文化原因.林语堂钟情中装的表层原因在于从伦理、美感、卫生方面中装符合人性,随意平和、衣人合一;厌恶西服的深层因素源于西服作为象征符号所包含的殖民主义文化逻辑,这种态度与林语堂爱国主义思想情感息息相通.通过分析得出中西合璧的服饰文化观,支撑林语堂服饰观的核心内容是人文主义思想.     

评塔斯基的“层级论”——回归“自然语言”的解悖方案漫谈

假句(包括矛盾句)存在于语言里是合法合理的。“层级”论将存有“矛盾被证”的自然语言宣判“死刑”，是把人(语言使用者)的逻辑犯规归罪于语言本身，而解悖方案回归自然语言实际是对塔斯基“层级”论宣判死刑。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逻辑悖论研究的重心自然而然转移到了“语义悖论”上来。塔斯基对“谎者”悖论的解释，以“本语句”指称或界定“本语句假”，犯了“矛盾定义”的谬误，而哥德尔的理论也因跟塔斯基理论的内在联系，也可能引起我们的疑问。     

语言变革视野下五四新诗体式几个现象的阐释

白话代替文言的语言变革对五四时期新诗体式的生成和嬗变具有重要意义。白话语言特有的代词“我”、“你”及其蕴含的个体性情感是“告白式”情诗的前提条件;白话语言表述的清晰、连贯有利于表达瞬间流动的感思,一定程度上促成“小诗”的风行,同时过度的白话化也导致了“小诗”的衰落;白话语言的“欧化”彻底拆解了“诗界革命”中保留的古诗句式,为新诗的诗体建设扫清了障碍,同时面临着对诗歌文体特性忽视的问题。从语言角度可以更好的理解初期新诗体式衍变的一些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