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林纾与周氏兄弟的翻译模式

林纾和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是晚清主要的翻译家,在对域外小说的译介中,他们各自的翻译合作模式在中国近现代文学翻译史上都是较为独特的现象。林纾与众多的口译者合作,其模式为单一的口译加笔录;而周氏兄弟的合作则呈现多种模式,其中最主要的是主译加润色。通过对他们翻译合作模式的考察,分析各自的特点——林纾模式对口译者的依赖及译文讹误现象,周氏兄弟在独立翻译能力下取长补短的合作等,进而探究不同模式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并进行评述。尽管他们的翻译模式各异,但对晚清翻译文学的贡献却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翻译史书写的民族文学之维——朝向建构中华多民族翻译史观的思考

在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视野下,中国翻译史书写将发生重大变化,其中三组关系亟待关注: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翻译;口传文学翻译与书面文学翻译;海外华语文学翻译与本土中华文学翻译。少数民族文学、口传文学和海外华语文学翻译的纳入,可使翻译史在容量上成重量级、在形式上呈多声部,这是突破当前翻译史书写瓶颈所在,也是作为朝向确立中华多民族翻译文学史观的一种努力和书写中国多民族翻译史的一次尝试。     

关于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

从翻译文学的概念、语言的约束力、译者的创造性、译入语文化、译者的国籍和翻译文学的相对独立性六个方面论述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指出翻译文学是国内文学的一部分,但翻译文学本身具有相对独立性。     

翻译文学的语言品质与发展方向

谢天振的《译介学》可被视为中国学者对翻译文学研究的先锋之作,它奠定了翻译文学以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被接纳为民族文学的地位,但对翻译文本应当具备怎样的品质才够资格被纳入翻译文学的范畴,翻译文学被接受为民族文学后的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探讨甚少。本文围绕这两个问题对翻译文学进行探讨,希望能为翻译文学的界定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试论中国文学翻译整体弱化的深层原因

中国文学翻译经历了从误解到理解、从对抗到对话的发展过程。中国文学翻译呈现出国外作品译入多、国内作品译出少、文学翻译优秀人才后继无人等问题,只有加强中外文学翻译的合作交流,改变现有教育机制,创建有利于文学翻译人才成长的环境,才能使中国文学翻译扭转整体弱化的局面。     

非文学翻译中的文学语言

非文学翻译中的文学语言是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必须要面对但同时又较为棘手的一个问题。所以,有必要基于翻译实践,探讨文学语言在非文学翻译中的重要性。诺德的"文本分析模式"及其功能主义方法论适用于文学和非文学翻译,有助于对非文学翻译中的文学语言进行分析与梳理。     

翻译文学的性质与归属

在中国译学界，翻译文学的归属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本文从翻译文学的性质出发，分析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国别文学的关系。笔者认为，翻译文学源于外国文学但不同于外国文学，而是属于国别文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同时，由于翻译文学在传递文化、文学艺术再创造等方面的作用，其存在具有重要意义。     

文学翻译标准的流变与文学翻译的本质

对文学翻译标准的探索反映了翻译学者不同的翻译追求,深化了学者对文学翻译本质的认识。文学翻译的本质从文本因素来讲,是对文学作品风格和内涵的阐释;从文本外因素来说,是意识形态和翻译诗学双重操纵下的重写或改写。     

皖籍翻译家李霁野的翻译历史考察

李霁野是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他的文学翻译生涯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域外革命文学作品翻译阶段、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翻译阶段和诗歌翻译阶段。李霁野对翻译对象的择取体现了强烈的救国救民意识、思想启蒙意识和文化建设意识,他是一位卓有建树的文学翻译家,对我国文学翻译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文学翻译的历史发生和文学翻译场的形成

通过对文学和文学翻译的定义以及文学翻译在晚清时期兴起情况的考察,并借用布迪厄的场域概念,论证文学翻译场在晚清已形成较为自治的场域.同时,也对文学翻译场的等级结构进行了简要描述和分析.     

钱谦益对明代文学复古观念的评议

作为明清之际文坛盟主,适当时艰局危,诗派中衰之际,钱谦益负救弊之责,对于明代文学复古观念的总结,以评议宋无诗论、弇州晚年定论、陈艾之争为典型事例,体现了钱氏在易代诗坛上结明诗之局,下开清诗之先的重要历史作用。     

红学的歧路与出路--刘心武"秦学"的理论困境与当代红学方向的选择

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下红学当然欢迎新理论的冲击以求得生机,但是,一门学问如果上升到“学”的地位并且能够叫响,总该有一定的示范意义和“学”的质素,作家刘心武的“秦学”是经不起任何推敲、于史无据的“戏说”．从理论视角分析,“秦学”以及与此相关的索隐、考证派都有理论误区,当代红学所面临着方向选择和逻辑归宿问题。     

有关嵇永仁研究存疑考述

近年学界对清初嵇永仁戏曲作品的研究颇为重视,但在某些相关的论述中尚存在一些问题。经钩沉相关资料并进行探讨,对嵇永仁生卒年作了补正,并对嵇永仁先世、嵇永仁交游及嵇永仁行状的一些文献叙述作了考证,纠正了这些文献资料的讹误,这对嵇永仁本人及其文学创作的进一步研究都是有意义的。     

论西方文论的中国化

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是文论＂他国化＂规律的重要表现形式。在中国文化严重西化甚至＂失语＂的危机时刻,如何利用＂他国化＂的规律,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是中国当代文化、当代文论的重要任务。借鉴王国维、钱钟书等前辈以中融西、激发文论新质的宝贵经验,当下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基本路径可以概括为：清晰地认识中西文论的异质性;根据需要将西方文论与中国当下的文学实践相结合;文化过滤和创造性误读;以我为主对西方文论加以创造性地吸收。     

再也回住不了的家园--正确定位文化转型后的中国古代文论

由于化的突然转型，中国古代论“失语”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古代论在大时代的变迁下并非是整体毁灭。而是依照其特有的方式参与和渗透到现当代论中来。因而化转型后的中国古代论只能是作为学遗产看待。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再通过现代转换起死回生。中国当代论是以传统作为参照物，对西方学理论进行理性选择和本土化的结果。重建中国论应该在现有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而没有必要对古代论进行现代转换。     

也谈文学经典的当代转型

文学经典是经典世俗化的产物，它的最大特点是不确定性。文学经典的不确定性导致文学经典的不断转型。导致文学经典当代转型的动力主要来自当代社会主题的变迁与建构文学经典的权力结构的改变。文学经典当代转型的具体表现有三，即经典的进一步多元化、通俗文学经典的出现与图像型文学经典的诞生。     

论消费语境中的文学创作

文学是显现在话语含蕴中的审美意识形态,文学创作是审美的,无功利的。在消费语境里,文学创作因商品因素的影响偏离了文学的审美本质而具有消费特征,具体表现为文学创作的功利化。受创作的影响,文学作品的审美品质和读者的审美趣味、审美感受都变得粗鄙化,文学接受和批评的尺度也因此带有了消费性。文学创作的功利化和消费性于今后文学的发展、大众审美趣味、整个文化环境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何正确理解消费语境中文学创作的功利化和消费性及其出现的必然性,探讨文学的生存空间和健康发展是今后文学研究的应有之义。     

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离与合

在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的转变过程中,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一直参与其中。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三个互动期：上世纪初为似离实合的＂暗合期＂,既吸收西方体系化、理论化的思维方式和著述体例,同时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理论保持着紧密联系。上世纪40至60年代,受时代政治思潮影响,与传统的文化、文论渐次疏远,形成似合实离的＂迎合期＂。上世纪末至现在,随着学术界和国人反思思潮的涌起,文学史叙事模式逐渐向传统文化、文学理论回归,进入了＂融合期＂。陶渊明的叙事部分在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离合＂互动关系中尤其值得注意。     

文学审美价值的生成——条件、过程与形态

文学活动之所以能够生成审美价值,是因为文学活动本身提供了审美活动发生的三个条件,或者说文学活动可以满足审美意识、审美观念的三项原则——感性的原则,形式的原则,非利害（或距离）的原则。文学的审美价值形态主要有文学的美、文学的丑、文学的崇高、文学的悲剧性、文学的喜剧性等。从广义认识论的角度看,文学的审美价值属于＂感性的认识＂,文学的非审美价值属于理性认识,它们在文学活动中既可能相互分离,又可能相互伴生、甚至水乳交融。     

陆游蜀中文艺思想论

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在其生活于蜀地的九年时间里,形成了他成熟的文论思想和主张。他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文论中的“文道论”、“文气说”,从其自身的创作实践出发,主张文学创作应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吸取素材。我们从文学批评理论的角度对陆游的文论进行了论说和评析,指出其对传统文论的反思和改进。陆游的文论充满了积极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对于现代文艺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