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刑法中的抽象危险犯之检讨

在风险社会下,法益概念出现了具体向抽象、个人向超个人、人本向非人本的时代嬗变;抽象危险犯在风险刑法中正日益增多,但也遭受着传统刑法的种种质疑;抽象危险犯是对风险社会特质的有效回应,其功能吻合于风险社会中对犯罪的认定,而且其弊端是可以采取恰当的刑法解释方法避免的。     

论我国应该在环境犯罪中确立危险犯

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的频发以及导致的危害,迫切要求刑法及时对环境犯罪行为进行惩治。本文论述了我国在环境犯罪中建立危险犯的必要性,并建议在立法中确立过失危险犯和单位危险犯。     

结果犯研究

结果犯是我国刑法理论中比较有争议的概念,是直接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的既遂类型之一,在过失犯罪、间接故意犯罪中不存在结果犯。结果犯是行为人在客观方面不仅实施犯罪行为,而且还必须发生由此行为引起的法定犯罪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类型。结果犯、行为犯、危险犯、举动犯是刑法理论通说认为的既遂类型,但这种划分与刑法的规定及犯罪的客观外在表现不符,其关系必须厘清。     

危险驾驶罪之理论基础及完善研究

危险驾驶罪涉及抽象危险犯这一较为复杂的刑法理论,抽象危险犯理论对于风险社会中国家管理职能的发挥,以及刑法指引作用的加强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结合抽象危险犯理论对危险驾驶罪进行细致的思考,限制该理论的适用范围,完善定罪标准,才能更好地满足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     

我国刑法中的危险犯

危险犯的定义,是刑法理论上争议颇多的问题。我国刑法以维护公共安全为目的规定危险犯的构件,以法定的危险状态作为刑法处罚的依据。明确危险犯构件的组成,了解危险犯的本质和特征,有利于认清危险犯的存在和对危险犯罪的防范。     

现代生物技术发展中生物安全风险的刑法治理

单一法典化的立法模式、纯正与不纯正生物刑法混杂的立法体系,无法适应现代生物技术发展中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现实需要;生物犯罪罪名体系不健全、处罚前置化的立法技术遭到冷遇,阻遏了生物安全的刑法保障效力。生物刑法的保护法益是生物安全,其属于国家安全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预防性刑法的属性。未来,应从如下三方面实现生物技术风险刑法治理体系的现代化：(1)应尽快在生物行政法中规定生物犯罪的要件及刑罚,最终建立实质附属刑法与刑法典并行的多元生物刑法立法模式;(2)以法益为标准,构建类型化的罪名体系,对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类生物犯罪,确立“又严又厉”的刑事法网;对主要侵害生态安全法益的犯罪,建立“严而不厉”的刑事法网;而对生物安全风险监管类职务犯罪,应构筑基本犯与加重犯结合的刑事法网;(3)适当地运用抽象危险犯、累积犯等立法技术,以实现刑法对现代生物技术安全风险的提前介入预先防控。     

危险犯危险状态产生后能否成立犯罪中止之探讨——兼论其法条适用

针对危险犯危险状态产生后能否成立犯罪中止这一问题,理论上存在三种学说：实害犯中止说、危险犯中止说、危险犯既遂说。对这三种学说进行介绍和评析,认为危险犯既遂说比较合理,同时也对危险犯的法条适用问题进行了讨论。     

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的规范内涵：属性、辨析与路径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的有关规定进行修改,引起一系列理论与实践争议。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删除了“依照《药品管理法》”认定假药、劣药的罪状表述,但这并不能否定该类药品犯罪的法定犯属性。妨害药品管理罪与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均是《刑法修正案(十一)》时代下的法定犯,二者既存在交叉竞合关系,又有各自的违法评价范围与评价重心,不可混淆。在药品认定标准与前置法脱钩的规范背景下,刑法上假药、劣药的认定虽仍以《药品管理法》第98条为形式参考,但更应当结合刑法的法益保护原则独立判断假药、劣药的实质范围。     

行为犯与危险犯之界限探析

作为犯罪既遂形态的两种相互紧密联系的类型，明确行为犯与危险犯之间的界限对于妥当地处罚犯罪人是相当关键的。无论以危险的法定、危险的程度还是危险的表现形式来区别行为犯与危险犯都存在困难。行为犯和危险犯的区别的前提在于危险的表现形式不同以及对客体的关系不同。行为犯是与结果犯相对应的犯罪形态，而危险犯是结果犯的类型之一。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别在于立法是否规定了结果。危险犯与纯正的行为犯的区别在于是否通过行为结果表现对犯罪客体危险；危险犯与不纯正的行为犯的区别在于是否造成了现实的侵害。     

我国环境犯罪的刑事法应对

刑法是其他法律的保障法，动用刑法保护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共识。我国环境刑事立法经历了由简到繁、由粗到细的过程；现行刑法规定了典型的环境犯罪和与环境有关的犯罪，最高司法机关出台了大量的司法解释；环境日趋恶化的现象、（相对）严密的法网与少量的司法判例，折射出环境刑事司法的问题；究其原因，有对环境破坏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误认，也有部门利益与公共利益保护的冲突。刑法应对环境问题的出路，一是危险犯的确立，发挥刑法对环境犯罪的预防作用，二是加强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