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与新文化运动——以梅兰芳京剧艺术为例

发生于1915—1923年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的文化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京剧作为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尤其是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后,学界展开了以京剧为代表的戏曲问题的论战。而1919年恰是梅兰芳京剧事业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从此梅兰芳步入自己的艺术鼎盛期。这场运动不仅为身处新旧交替、社会动荡历史环境中的梅兰芳在思想上带来深刻思考,而且还使梅兰芳在艺术创作中进行改良,从历史发展的视野看,更为梅兰芳京剧艺术的流派形成甚或整个京剧的发展都带来深远影响。     

民国怀旧背景下的周作人研究——以舒芜、钱理群的研究为个案

新时期以来的周作人研究,由沉寂而一度成为学术热点,有学术因素,也有非学术因素。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现象,应置于民国怀旧背景下来考察,从而理解现代学术与现代学人的文化症候。     

民国大学管理制度设计的现实思考——以行政权为中心的考察

行政权是大学管理制度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内容。民国大学行政权的设置出于对保障学术有序运行和健康发展的思考,体现于大学行政管理与人才管理方面。通过对民国大学行政制度的考察,了解民国大学管理制度的构建,发现大学行政权与学术权的正确处理是实现大学内部民主管理、学术自由发展、行政效率得以提高的重要手段,也是现今大学突破自我发展瓶颈,提升大学知名度、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借鉴和参考。     

民国乌鲁木齐地区争水类型与社会治理 ——以个案分析为中心

水利与社会研究,近年来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通过对这方面研究史的梳理,体现了新疆地区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根据最近几年所收集的档案与口述史料,进行整理后,并根据争水对象的不同,将民国乌鲁木齐地区争水纠纷划分为五种类型.每种类型通过个案分析的方式,说明了政府对水利纠纷的处理方式,以此体现出国家权力针对不同类型的争水纠纷参与度的差别,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治理状况.     

民国以来《禹贡》研究综述

民国以来,国内学术界在《禹贡》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涌现出一大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许多学者在文献释读、成书时代、地望辩证等问题上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同时也有一些遗留问题有待妥善解决.     

民国言情小说的现代性——以《玉梨魂》、《啼笑因缘》、《秋海棠》为例

民国言情小说是中国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反映,是社会现代化的实证文本。其现代性主要体现在：表现对现代爱情和婚姻自由的追求;以平民的视角展示生活世相;走向现代的小说艺术形式探索。     

浅议民国报纸的数字化建设——以重庆图书馆为例

以重庆图书馆馆藏民国报纸的全文数字化实践为例,对民国报纸数字化的必要性、数字化后的优势作了阐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最有效地抢救与保护国内民国报纸的建议。     

民国《孝经》学研究略论

在文化转型的民国时期,传统的儒学渐趋衰亡,科学、民主、新道德等社会思潮兴起,维系着传统纲常伦理的《孝经》与孝道首当其冲,为人们所批判、唾弃。基于文化发展的惯性,在新与旧的交替过程中,《孝经》学仍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具体而言,有汉宋调和派后劲与部分近代教育家对传统《孝经》学的绍述与流衍,也有诸如尊孔组织、古史辨派、现代新儒家派的学者们对《孝经》的综合研究,还有神化《孝经》的异端出现。此外,北洋军阀对《孝经》的提倡,为其发展提供了便利,而敦煌发现的《孝经》类文献又为传统的《孝经》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     

国殇荡气润物有声——评《新文化运动时期“音乐闯将”王光祈与西南地区民族音乐》

王光祈（1892m1936年）,是以“新文化运动”时期著名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社会活动家和音乐学家双重身份载人史册的。早在1989年3月,我国著名音乐学家冯文慈、俞玉滋即撰文④指出：关于王光祈的一生,有三个问题值得分析研究。一是,他作为“五四”爱国反帝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后来何以转向以音乐学为终生事业,如此强调音乐在复兴祖国中的作用。二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进人物,在音乐思想上何以如此强调孔子“乐教”,所谓“谐和精神”。     

清至民国桂北民间纠纷治理研究——以桂林地区契约、碑刻为研究视角

桂北地区的民间纠纷历史资料,如契约、碑刻、诉状、判词等对于研究清代至民国的社会变迁和桂北人民对解决民间纠纷观念的演变有着重要价值。文章通过解读大量原始的契约、碑刻等史料,揭示出清代与民国时期,桂北地区民间解纷权威在官府、中人（村老）之间的变化,即：国家的权威不断渗透到乡村中,广大民众逐渐接受国家法律的洗礼;而民间的乡村精英们权力却不断弱化,逐步走向乡村统治的边缘。     

民国《新闻报》刊载小说《新水浒传》研究

民国时期《新闻报》副刊《庄谐丛录》刊载小说《新水浒传》历时两年刊载32回,在《新闻报》上占据一定分量。《新水浒传》基本延续了《水浒传》为“诲盗说”这一观点,采用“旧瓶装新酒”的写作方式,凸显了报刊小说独有的实时性与纪实性特征。该小说的发掘与研究不仅可以完善民国时期《水浒传》的接受面貌,而且蕴含其中的时代风貌与社会境况亦足可供后世研究者审视与思考。     

民国常熟民众的娱乐生活——以苏州评弹为例

娱乐生活是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众娱乐生活的变化,是社会发展过程的产物,既能够反映市民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转变,又反映出社会的转型。常熟作为江南第一书码头、评弹第二故乡,与苏州评弹有着密切的联系。文章以苏州评弹为例,来考察民国常熟民众的娱乐生活,以期对该时期常熟民众的娱乐生活的具体内容取得基本的认识。     

从仪器变迁考察中国传统天文学发展:研究思路与实践——评《中国古天文仪器史》

以《中国古天文仪器史》中的研究为例,讨论在天文学史研究中可能引入的一种思路,即以天文仪器为研究对象与主要线索,通过天文仪器变迁考察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历程。通过该书中出现的个案,分析引入这种研究思路在理论上的可能性与实践方法,以及该思路的特点与局限。在此基础上,同时认为,在对仪器具有依赖性的学科的专门史研究中,这一研究思路是有启发性的。     

《晚清民国湖湘词坛研究》评析

《晚清民国湖湘词坛研究》是系统研究湖南地域词学的首部学术专著,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待多言。这部著作突出的特点有三：一是自觉的文学史意识,包括纵向的湖南词学史与横向的晚清民国词学史意识;二是多元的研究方法,包括定量的表格分析、细致的文献考证、透彻的理论分析;三是扎实的研究内容,包括词学思想与词家词作的研究。     

学术承传与重构——以朱德发先生修订《中国抗战文艺史》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始终是一个历史的进程,是由几代学者为之奋斗努力而精心经营的学科和专业。这中间每个时代的学科领军人物和专业的学科带头人与其共存的群体团队之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衬托的生命整体。20世纪80年代初,朱德发先生帮助著名文学史家田仲济(蓝海)先生修改《中国抗战文艺史》。在重修文学史过程中,从田仲济到朱德发,两代人秉承学术公器,尊重历史、严谨治学,真诚的宽容的平等交流对话,为我们留下了一个特定时代现代文学史著史过程的典型文本。本文重温抗战文艺史修订始末,细细品味其修订的内容,从而考察两代学者的学术承传过程,反顾与体察文学史编写历史经验,对当下现当代文学研究及学科建设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研究民国盐务史的珍贵史料——评《中国长芦盐务档案精选》

盐务上关国计,下系民生,在中国经济社会中占据异乎寻常的重要地位。民国盐务史研究是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一个重要领域,相关研究成果颇丰。然而,由于受到档案文献资料的限制,既有研究大多从全局的角度给予考察和探讨,较少考虑不同盐区盐务的特殊     

清末新疆建省前后官办学校教育研究--以《中国经营西域史》为中心

清末新疆建省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国家统一的重要篇章,不仅强化了中央政权对地方的统治和管理,也有利地促进了新疆各民族的融合与发展。建省后,清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社会生产秩序的恢复和改革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中国经营西域史》对此有详细论述,本文就其中的官办学校教育情况做一探究。     

民国初期国民国家责任思想匮乏及其舆论批判——以1911—1919年《大公报》等报刊为中心

民国初期,针对现实社会中诸多国民国家责任思想匮乏之状,一些有识之士投书《大公报》等报刊,猛烈抨击官员漠视自身职责、士人们沉迷于逐利、民众漠视国事与消极厌世之风日炽等现象。同时,他们认为国民国家责任思想意识匮乏主要源自中外经济思想的消极作用、新旧社会意识的森严壁垒与近代文化发展的严重滞后等方面。而其危害主要体现为民主共和有名无实、整个社会日趋糜乱与共和堪忧国将不国等。他们呼唤广大国民增强主人翁意识,自觉履行其应尽之责,推动共和政治日臻完善。     

日本汉学家狩野直喜及其元杂剧研究 ——以《中国学文薮》为中心的考察

狩野直喜对中国戏曲的研究有着独特贡献,《中国学文薮》的数篇戏曲研究论文集中反映出狩野氏元杂剧的研究成果.狩野氏以科学的实证主义对元杂剧兴盛进行了探讨,对"水浒戏"和《水浒传》的形成先后做出了考证,对元杂剧的曲词、宾白、所引诗句也进行了研究,体现出其注重原典、严谨审慎、角度宽广的研究特点.     

民国政治的缩影——评《废约运动与民国政治(1919—1931)》

民国政治是一个充满矛盾的集合体。我们习惯将中华民国定性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生活在这个时常风云突变时代的国民,尤其是各阶层的精英,便把反帝反封建作为拯救中华民族的重任。然而无论是革命的、反革命的,或是军阀的,背后都有太多扯不清的外国因素。国与国之间的条约理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