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汉从“黄老无为”到“独尊儒术”的转变

西汉初期,社会经济急需恢复、发展、人们渴望和平,加上亡秦之鉴,使统治者提倡并采取了道家的“黄老无为”思想治国;西汉中期,随着封建大一统的巩固和封建经济的繁荣,统治阶级迫切需要统一人们思想,以解决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董仲舒改造了儒学,使之符合统治者的口味,并为封建政治效劳。西汉从“无为而治”到“独尊儒术”的转变,是因为社会需要发生了变化。     

孔子“孝”的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而“孝”是“仁”的基础和根本内容之一。千百年来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在“孝”的本身所包含的消极内容之上,又掺杂了许多封建糟粕。在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重新审视“孝”的思想,剔除糠粃取其精华,使之成为维护家庭和睦、促进国家安定团结的思想依据。     

西汉前期“重农抑末”说之商榷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重农抑末”是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家在经济政策上的重要主张,各个时期的封建地主阶级政府,长期推行这一经济政策。西汉前期是否也是这样?当今一些重要的《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著作和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某些文章都认为西汉前期“压抑商贾”、“重农抑末”。一说:“西汉初年,汉政府对商人采取压抑     

浅析陆贽“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

陆贽主张在财政上实行“量入为出”的原则，使财政开支限制在收入的范围内，这对于限制统治者对人民的掠夺，改善人民生活，维持封建经济繁荣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是“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不能从根本上杜绝统治者对百姓搜刮，个体小农仍然摆脱不了贫困的局面。     

近代报刊“喉舌论”考辨

在近代报刊发展初期,自由主义是使“喉舌”获得自由的主义,“喉舌论”是使言论自由成为现实的理论。戊戌变法前后,维新变法人士的报刊“喉舌论”,首先是要求封建专制统治者还民众以话语权,给民众以监督官吏、监督政治、监督社会、变法图强的政治权力;其次,他们还十分强调报刊“去塞求通”的“喉舌”功能,这是他们对启蒙民众,宣讲民主、科学的真理,沟通社会上下和国家内外信息以变革社会的话语制权的强调。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报刊“喉舌论”,则是要求其报刊成为宣传革命思想、推翻帝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喉舌”,掌控革命舆论的话语制权。     

试论西汉“文景之治”的历史性失误

试论西汉“文景之治”的历史性失误周鼎初西汉的文帝和景帝，实际上属于西汉王朝第二代和第三代的最高统治者。文、景二帝统治期间，史称“文景之治”．“文景之治”既建立了卓越的历史功绩，也出现过不可忽视的历史性失误。“文景之治”最突出的历史功绩，是极力地维护了...     

试论西汉丞相制度的演变

丞相是封建国家政权机构中居于中枢地位的官职,其职责是辅助皇帝、总理全国政务。西汉统治者继承了秦的丞相制度。西汉前期,丞相的权力比较大;汉武帝时期,丞相职权开始衰弱;成帝时,统治者置三公官,丞相之权一分为三;哀帝时,丞相被大司徒所代替。西汉丞相制度演变的主要原因是统治者要在新形势下更有效地进行理性行政。     

龚自珍社会思想散论

龚自珍思想在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思想历史上所占有的地位,一方面是由于他在政治上以犀利的笔锋揭发了封建专制统治的腐败和丑恶,并竭尽全力从思想和理论上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另一方面则因为他把统治者的巧取豪夺以及社会的贫富悬殊、民生凋疲、危机迫近等等触目惊心的问题,毫无掩饰地暴露在人们的面前,帮助人们看清了封建末世那种黑暗、腐朽和岌岌可危的现实。     

愚昧地生存，寂寞地革命——谈鲁迅《药》中的“看”与“被看”

《药》这篇小说,从思想革命的角度,侧重描写和揭示了人民群众的愚昧、麻木,暴露了民族的病态心理。通过“看”与“被看”的分析,可以看到作者期望中国人民摆脱封建传统思想束缚,启示人们去探求疗救中国病态社会的良药。     

论“礼”的法律化对孔子思想精神的背离

“礼”的法律化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主流思想，但它却违背了其创始人孔子的“仁”，“乐”，“智”，“非刑罚”等思想的精神，论落为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我们从中应深入思考道德应如何加以推广。     

人性的解放与沦丧——论《金瓶梅》中的“金”、“瓶”、“梅”

长篇小说《金瓶梅》成立于社会风气空前糜烂的明代末年。明王朝建国以后,最高统治者以程朱理学为统治思想,对全国,特别是对士人阶层实行了严酷的思想统治,程朱之外,皆为异说,形成了“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僵死局面。但到明朝中叶以后,程朱理学发展为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倡导“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把“心”作为宇宙万物的主宰和本源,把程朱理学所强调的具有封建伦理道德属     

陆贽民为邦本思想初探

陆贽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了限制封建地主滥占土地的主张,保护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他要求统治者对百姓轻敛薄赋,“敛其余财”,“资国”要建立在“养民”的基础上。同时他还要求政府“量入制出”,使财政收入与开支保持相对平衡,节约其用,尽量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这也就是他“民为邦本”思想的主要内容。     

论司马迁的商品经济创新思想

商品经济是否发达是某一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表现。但是,西汉时期,在前代统治者奉行“重农抑商”政策的情况下,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强化思想统治的时候,司马迁能够首创经济史传,第一个系统的考察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特征,提出了一整套发展生产、扩大商品交换、富国富家的经济理论,总结了商人在商品经济中的作用以及经营管理之道,不仅使西汉走向了繁荣,而且达到了划时代的最高水平。司马迁的商品经济创新思想能发表在那样的时期,他的胆略和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是值得我们认真清理的一笔财富。     

陆贽民为邦本思想初探

陆势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了限制封建地主滥占土地的主张，保护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他要求统治者对百姓轻敛薄赋，“剑其余财”，“资国”要建立在“养民”的基础上，同时他还要求政府“量入制出”，使财政收入与开支保持相对平衡，节约其用，尽量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这也就是他“民为邦本”思想的主要内容。     

王阳明“德先法随”思想简论

王阳明法律思想主体是维护封建伦理纲常,目的在于挽回明朝中叶的腐败统治,他主张教化,认为教化是长治久安的上策;但同时也重视刑罚,认为刑罚是改革风俗必备手段.在特殊的历史形势下,他对封建正统法律思想虽有诸多变通之处,但这种变通没有脱离正统法律思想的轨道,他思想目的与宗旨在于使封建正统法律思想能够重新振兴.“德治”与“法治”的相互关系与作用的争论,从春秋战国以后从未中断过,正统法律思想中的“德刑并用、礼法结合”在王阳明个人的法律实践中收到了明显的效果,这对当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实践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论西汉“文景之治”时期的“轻徭薄赋”

西汉“文景之治”时期实行“轻徭薄赋”是一个引人注意的问题。建国以来,史学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讨论,有人认为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采取的“让步政策”,也有人认为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反攻倒算”,分歧颇大。这个讨论,时断时续,至今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虽有很多同志发表了精辟的见解,但对“轻徭簿赋”的本质意义的探讨,仍觉言犹未尽其意。本文试从我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来谈谈对这个问     

“文帝行玺”龙钮金印考

“文帝行玺”龙钮金印考胡永东（上饶地区水利科学研究所）“文帝行玺”龙钮金印出土于１９８３年６月广州越秀公园西侧的象岗山，公元前二世纪西汉初年的第二代南越王墓。甫越国是西汉初年的地方割据政权，又是岭南地区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小王朝，据《史记》记载：南越，当...     

“礼法”与“仁爱”的消长——梳理封建专制思想的脉络及其意义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礼”和“仁”的统一。两个半世纪后，苟子创立了以“礼法”为核心的封建专制的思想体系。封建专制思想自苟子始，至清亡终，“礼法”与“仁爱”消长。梳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是有积极意义的。     

汉大赋“劝百讽一”的伦理意向

关于两汉大赋,历来有一些批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首肇其端并具权威性影响的,是西汉的扬雄。扬雄长于辞赋,是汉大赋的模拟大家,晚年体会出汉大赋“讽一而劝百”的思想风格,以为汉人赋对于统治者行为的鼓励远胜于对他们行为的规劝。尔后,班固在《汉书·司马相如传赞》中提出异议,以为司马相如的辞赋虽然充盈着虚辞滥说,但宗旨归于节俭,这和《诗经》的讽谏没有什么差异,扬雄的“讽一而劝     

“忠”——武士道和日本精神的价值核心

“忠”是人类社会的美德之一，它像水、像火、像空气一样，是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宝贵财富。“忠”是日本最高伦理道德，是武士道和日本精神的价值核心。１１９２年以来，尤其是明治维新至今１３２年的历史表明，“忠”在日本有着举世无双的物质化能量。统治者对“忠”的恶用，“忠”成了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侵略政策的杀人屠刀；统治者对“忠”善用时，“忠”则成了日本成功之路和经济奇迹的民族底蕴。一、武士道是“忠”的宗教日本封建社会的武家政治时期，“忠”在武士的名誉训条中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１］，是武家社会占首要位置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