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汉从“黄老无为”到“独尊儒术”的转变

西汉初期,社会经济急需恢复、发展、人们渴望和平,加上亡秦之鉴,使统治者提倡并采取了道家的“黄老无为”思想治国;西汉中期,随着封建大一统的巩固和封建经济的繁荣,统治阶级迫切需要统一人们思想,以解决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董仲舒改造了儒学,使之符合统治者的口味,并为封建政治效劳。西汉从“无为而治”到“独尊儒术”的转变,是因为社会需要发生了变化。     

论柳宗元的黄老思想

柳宗元的政治哲学与黄老思想之间的关系，相当时间来都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本文结合中唐藩镇战乱、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通过对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传》《捕蛇者说》等名篇与“因天之则”、“贵清静而民自定”、“我无欲而民自朴”等黄者政治理念的比较分析，初步探讨了这一问题。     

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社会管理模式

所谓老子的社会管理模式,是指以其道论哲学为指导,从"自然"之"道"推及社会之"道"的管理思想体系。老子的道论在思维方式上,主张和谐性和统一性;在社会管理思想上,着眼于自然无为的管理方法,希望通过返朴归真的"无为而治"使"天下"达到"道治"的境地。     

老子“无为”思想三义

人们历来对老子哲学特别是其政治哲学中的基本思想——无为主义或者说无为论存在着较多的歧见甚至误解和曲解，而要辨明是非，关键是首先应切实理解老子无为思想的本义，从而弄清老子提倡无为主义的政治目的和意义，分析其在老子政治哲学中的独特意蕴和理论功能，为正确地研究和评价老子政治哲学提供了一个可靠的逻辑基础。为此，本文从“无为”即“自然”、“无为”即“无事”、“无为”即“善为”三个层次分别论述了老子无为思想的主要含义     

从叔孙通到董仲舒：西汉前期儒学与统治结构的变迁

西汉前期的儒学发展与当时的政治结构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为了顺应时事、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儒者们有意识地强化了先秦儒家理论中有利于稳固政治结构的一面。通过考察叔孙通的“起朝仪”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如何完成“守天下”的任务,可以看到作为思想的儒学究竟如何影响当时的政治秩序和统治结构。综合来看,将西汉前期的儒学定位为政治儒学应是比较恰当的,在儒学与政治的互动之中,双方达成了一种双赢互惠的局面。     

拉尔夫·艾立森的“无为”之道

中国道家的“无为”思想作为朴素的辩证法，告诫人们凡事不能苛求，而应顺其自然，审时度势，是成功之道的奥妙所在，成为人们潜意识中的行动指南。美国黑人作家拉尔夫·艾立森的成功人生轨迹经历了弃“乐”从“文”的伟大转折，他在种族问题上豁达开朗，治学态度严谨，仅凭一部小说《看不见的人》蜚声世界文坛的事实似乎十分巧合地印证了中国道家哲学中“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     

《道德经》“无为”与禅宗“无为”释义

《道德经》与禅宗皆以"无为"为核心,两者的意蕴在究竟理地并无不同,且两者之"无为"皆有顿、不全圆顿、圆顿之微妙次第。本文就是以此为主旨,去探研《道德经》与禅宗之各次第境界,以及在这些境界里其所展现的不同慧德,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确认老子之"无边"亦即并无局限之真正圣者气质。     

从《史记》看西汉老子角色的转化

同时代的人对老子其人其书的看法就是老子观,它是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史记》是最早为老子立传,同时也是最先使用“黄老”一词把老子和黄帝联系起来的著作,基本体现了西汉前中期的老子观。本文以《史记》为中心分析了西汉老子观的特点,揭示了西汉中期以前,尽管统治阶级十分推崇老学,但却未形成神化老子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黄帝被大肆神化,“黄老”连称的出现推动了老子角色在汉武帝之后向神仙的正式转化。     

“飞人”盖方 寻求制度下的“无为”

盖方是有名的“飞人”,尽管他戏言对管理的理解就是“胡萝卜+大棒”,但是“无为而治”的后面到底有什么样的管理“奥妙”呢     

探究老子“无为”的哲学内涵

老子是先秦极具代表性的一位思想家,他被尊奉为道教始祖,主张"无为"而治,以达成社会稳定的终极目标。"无为"哲学,倡导我们以闲适恬静的心态,追求精神世界的自由,而我们现代人能从其中得到启发,升华思想境界。本文通过着重阐述老子的"无为"思想,指出其中部分人对"无为"的误解,阐明其内核所在,同时将其关照现代社会,分析它对于我们现代人的启示。     

论《老子》《庄子》中“自然无为”观点的差异

“自然无为”是道家的基本思想，《老子》与《庄子》中虽都讲“自然无为”，但却在大体一致之中表现出了差异，分析这种差异，有助于我们更精确地把握道家“自然无为”这一思想，也更能体会《老子》、《庄子》的思想特色，以及从《老子》到《庄子》的思想演变。     

老子“无为”思想对管理者放权思维的积极借鉴意义

从其重视规律的角度说,老子的思想是唯物的,其无为不是不作为的消极态度,而是对为的主体和主体行为范围的限制:把为的主体限制为领导者,并把领导者的行为限于团队具体工作的战略性服务:决策、沟通协调、团队成员行为的对外责任承担。而战术性的工作交给被管理者去完成,对被管理者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采取无为的放权态度。这对于现代管理学具有重要意义,其有利于突破中国传统农耕体制下所产生的集权思想;突破管理中重管轻理的弊病,减少团队内耗,最大限度地实现团队的决策目标。     

《淮南子》对专制主义皇权思想的叛逆——再论《淮南子》的时代特征

西汉前期,朝廷多方面为加强专制皇权而努力,着力神化皇权,主要力量用于消灭异姓王,削弱同姓王。《淮南子》从另类角度,提出了与主流社会不同的国家理论与法制思想,被皇帝视为叛逆,制造了一次惨烈的文字狱。     

论董仲舒对儒学的创造性转化

董仲舒以儒家学说为立足点,广泛吸取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成分,创造性地提出“天人感应”说、“大一统”论以及“人有善质而未能善”的人性论观点,丰富、发展了儒学     

论殷周之际从“天命”到“天道”的转变

甲骨文中没有出现天命概念,天命是周灭商以后提出的。早期的天命是神学概念,一是用来解释族群诞生、王朝更替,一指上天（帝）对具体人、事的指令。随着古人对自然现象规律性认识的提高,天道概念应运而生,在对天象、人事、自然秩序长期观察和总结的基础上,天命观逐渐发展到天道观。天道也从一开始就有涵括天地人三界的广泛内涵。天道在产生之初乃至整个古代并不指科学意义上的自然规律,而是一种新的神性的产生,是天的意志的新的表达方式,具有浓厚的神学色彩和神圣性。     

朱熹新儒学：从“伪学”到官学

理学家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用它来评价朱熹学说,是最为恰当不过的。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人,生活在南宋孝宗至宁宗时代。     

从需要视角审视我国“体教结合”的必然性

运用文献法、逻辑法等研究方法,从社会需要和个体需要两个纬度出发,从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学校建设发展的需要和运动员个体健康、求知、升学、择业的需要等方面论述了我国"体教结合"的必然性,为我国"体教结合"的健康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中国设计艺术的文化精神——从"道家无为,天人合一"来谈

本文通过介绍设计艺术的概念以及发展历程,提炼出中国设计艺术的文化精神——“道家无为,天人合一”,然后再从不同的设计类型来论证其文化精神的体现,从本质上进行把握,呼吁要发扬中国设计艺术的文化精神——“道家无为,天人合一”,营造美好的地球家园。创新点:在“道家无为,天人合一”文化精神指导下,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建设美好地球家园。     

从“弱国心态”到“大国意识”的转变

近代中国屈辱的历史使"弱国心态"一直存留于国人心中,这已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障碍与羁绊.因此,摒弃"弱国心态",培育"大国意识"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