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学渐实性与实功思想研究

晚明心学式微,实学思潮兴起。方学渐通过圆融宇宙流行、道德修养的实性逻辑论证了实学价值,并在自身功夫践履及与同时代士人交往中推动道德意识向道德行为转化,以经世致用之学救天下之虚无。方学渐论实性、践实功以纠偏心学空虚流弊的实学理路确证了儒家道不远人、天下己任的价值。     

浅析程朱理学范式下薛瑄思想的转向——兼谈《易》学对薛瑄复性说构建的贡献

在格物致知方面,程朱的格物致知关注的是见闻之知的增加,而薛瑄格物致知以知性为目标,重视涵养;在为学途径方面,程朱是主敬、致知并重,然薛瑄更关注主敬;在性方面,程朱把性置于理之性,并有性即理之说,而薛瑄把理置于性之下,而有理即性之说。薛瑄的复性说简化了程朱理学的程序,把形而上的理置于易于把握的性之下,提高了穷理的操作性与可行性,是理学的新发展,也是对程朱理学的修正。在薛瑄复性思想的构建中,《易》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易》开辟了儒家视野中的宇宙本体论哲学,既完成了对先秦儒家形而上的构建,也为儒学以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源泉。薛瑄的性与复性说学正是其理论体系形而上的构建,《易》以宏大的形而上体系,独特的宇宙生产模式,为薛瑄性体构建、复性理论建设提供了基础,是薛瑄复性说的支点之一。     

从六经到十三经的发展

中国封建社会文化,以儒学为主体,而儒学以经学为根本。所谓经学,指的是研究儒家经典,为诸经作训诂和阐发义理之学。历代确定和通行的儒经有十三种,即所谓十三经。它是六经经过一千余年的不断扩充发展到宋代而完成的,其间经学的内容也不断丰富和发展。认识这个发展过程,有助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现代第三、四代新儒家的宋学观

现代新儒家都与宋学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宋学”一词是清代学者惯用的术语，它以注重“性命义理”而与汉儒和清儒所提倡的注重“考据训诂”的“汉学”相对立。现代一些学者又把“宋学”（主要指程朱理学）与“明学”（主要指王学）相对。本文所讲的“宋学”是指整个宋代儒家思想，它既包括程朱理学，也包括陆九渊心学，还包括陈亮、叶适的功利之学等诸派别。本文探求的是五四以来第三、第四代新儒家的来学观。一、方、唐、徐、车的宋学观方东美、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四人解放前就在学术界初露头角，但他们的主要理论成果是在离开大陆…     

略论唐君毅的中西文化观

在对现代中国的命运及其文化的反省中,唐君毅发展了早期新儒家的理想,将对超越的理想和精神作为中国和西方文化的内在生命和源泉.他认为西方的宗教、科学精神和民主得益于那种对外在超越的追求,产生了丰硕的成果,但对理想的偏执也走向割裂和奴役.中国文化不等同于器物和自然主义等,在宋明儒的心性之学中也有一种内在的超越理想,它们成为中国道德生活和艺术的基础.中国应当学习西方的"方以智"的科学精神,其"圆而神"也可以补充西方的不足.     

论《论语》“大哉尧之为君”的真义

历来对《论语》“大哉尧之为君”章的义理推求都流于表相的，不着边际的臆测。本文将词语的考释座实于尧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中，从“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耕治为生”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考察来具体诠释语词的本来涵意，较为深刻地揭示了尧之君德与儒家倡导的“重生”伦理文化的内在联系，确切地阐释了《论语》此章的真实义理。     

近代中国哲学中的柏拉图主义——以孔子正名思想研究为中心

在近代中西思想汇通的过程中,孔子"正名说"像一个孔道,以柏拉图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思想借助着这一孔道深入地浸入中国思想中。在此情况下,柏拉图主义的孔子正名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影响非常深远。但是,柏拉图主义的解释也遗传性地带来了西方思想的毛病,亦即不能完全解决知行合一的问题。所以,对孔子正名思想研究来说,超越柏拉图主义是一个迫切的任务。为此,彻底抛弃感性与理性二分的柏拉图主义的义理结构,回到儒家式的名实相依的义理结构去,才是一条康庄大道。     

马一浮以儒融佛与调停朱陆之说评析

马一浮哲学和学术思想的特点,是以儒家的易简思想为核心,主张以佛证儒、以儒融佛,以及对宋明儒学的程朱和陆王的理学与心学之间的矛盾提出调停之说.马一浮在对待儒佛的思想关系上,跳出了宋明儒学划定的儒佛壁垒.马一浮以儒融佛和调停朱陆之说,既是宋明思想的延伸,也是对宋明思想的超越.而他的思想的根本方法和出发点是"不分今古,不分汉宋,不分朱陆",表明他要跨越两千年汉宋之争以及数百年朱陆纷争的藩篱,破除历史上的一切宗派门户之见,反映了他关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性看法,以及关于现代儒学重建或复兴的根本性态度.从他的这种看法及态度中可以得出结论:马一浮阐述的儒家思想虽然十分传统,但是他对于儒家思想的观念和态度包括他的以儒融佛和调停朱陆甚至朱王的思想,却是超越历史的及非常现代的.马一浮心目中的中国文化的重建和儒学的现代复兴,归根结底,就是要摆脱历史的种种纠葛,放下历史的种种包袱,直接孔孟儒学的真谛.     

儒家角色伦理学与“美国文艺复兴”中的“自我”书写——以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为核心的考察

“美国文艺复兴”三杰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的“自我”意识激发了美国独立民族意识的觉醒，超越主义中对自我内在神性的过分强调使得主体思想陷入了唯我的泥淖，超越主义者们对此进行了深入反思和反省。当代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汉学家安乐哲提出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角色伦理学作为走出西方极端个人主义窘境的有效疗救手段。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的“自我”书写与儒家角色伦理学的人学、仁学思想有共通之处，由此可见对儒家思想研究、诠释和传播在未来世界文化秩序构建的具有世界意义。     

略论程朱理学的形成和演变

程朱理学的产生是中国思想文化融合发展的产物,其哲学体系恢宏,代表了中国古典哲学发展的最高成就。但程朱理学的伦理本体包含着理性与经验的矛盾,包含着否定自己的因素。讨论程朱理学的产生及其演变对认识理学以致认识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无疑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程朱理学形成的条件 理学产生的经济基础。唐宋时期南北朝以来的士族门阀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通过租佃制对客户进行剥削的“官户”和“乡户”地主。地主对农民的直接控制相对减弱,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相对缓和了。在北宋时“客户”由“私属”变为封建国家的“编户”,封建国家把“客户”当作“齐民”看待。地主阶级除强化国家机器外,还需要建立完整的哲学体系以便对自然、社会、人生问题作出有利于地主阶级的解释。     

融儒家学说于现代企业文化

儒家学说作为中国文化的传统,其精华部分对我国建设新的企业文化将有积极的作用,把儒家学说的积极部分融入的现代企业文化中。本文对现代企业文化与儒家学说的异同进行了分析,分析如何利用儒家文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     

黑格尔对牟宗三儒学思想的影响

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借助于黑格尔的辩证发展的概念,认为儒家的天理、良知可以通过“良知坎陷”这种自我否定和发展的方法,由此开出科学和民主等,来消解康德哲学的二元论并解决中国文化的问题,将超越和现实、道德和知识等统一起来。但与黑格尔不同,儒家的道德理想使他保留了一些终极的正面和肯定的价值,并仍然带有一些二元论的影响。但黑格尔却类似于道家和佛教,其所追求的是一个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超道德的世界。     

王阳明的家庭伦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王阳明是中国古代心学的集大成者,其家庭伦理思想前承程朱理学,后启明清实学,是中国古代家庭伦理思想发展的重要一环。他在继承前儒学说的基础上,在戎马生涯的实践中系统地阐发了儒家的家庭伦理思想。他的家庭伦理思想具有继承性、发展性和反传统性等特征。对王阳明家庭伦理思想的扬弃,对于我们今天进行家庭伦理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韩合璧 学术创新——评《程朱思想新论》

原典意义的儒家学说 ,只是先秦诸子百家的一个支派。经过历史的演变 ,儒学成为中国上层社会的主流思潮 ,特别是两宋以降 ,以二程、朱熹代表的新儒学更是冠盖天下 ,远播海外。这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程朱思想新论》一书 ,便是新时期对这个课题的回应     

郑樵的会通思想和求实创新精神

在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实践过程中,南宋的郑樵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他鲜明地提出了“会通”思想,这在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史上是独树一帜的。他对“会通”思想的阐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他在当时空谈义理、不重实学的社会风气和学术氛围中,大力提倡“求实”的学风,并将其付诸修史实践,是难能可贵的。而他强烈的创新意识,使中国史学研究的内容扩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从而为史学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开拓从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基础。     

郑珍理学思想的学统传承及价值省察

郑珍的理学思想学统,主要受家族文化氛围和湖湘学术思潮的影响,传承自程朱与杨园学说,主要表现为道杨园之学、治经宗郑玄、百行法程朱。在儒家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过程中,郑珍为学为人,始终遵循着儒家伦理纲常的道德规范,形成了治经宗汉、析理尊宋、融合汉宋、经世致用的学术旨趣,对晚清理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浅议许衡的哲学思想

作为理学客宗师,许衡从宋末元初的社会实际出发,批判地继承了宋代理学的理论成果,不但突破了程朱理学的局限,兼取朱陆,开和会朱陆之先河,还提出了治生学说,使理学摆脱了理论清谈,成为经世致用的学说开启了理学向实学发展的方向,许衡创造性地发展了宋明理学的理论.     

道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学

中国传统文学的独特风貌早为世界所公认、所惊叹!中国文化两大思想——儒家和道家，对传统文学独特风貌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但儒家比较注重社会的礼法秩序，而道家更强调一种超越礼法秩序的形而上风范，从而在文学的根本性质的把握上，道家有其超脱世俗、与众不同的特色。     

论李长之的现代文化建设构想

李长之关于中国文艺复兴的文化构想在现代文化出路的讨论中独树一帜。他通过重释“五四”,立足于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在对“中体西用”、“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三种典型文化观的反思中确立了现代文化建构的方向。他关于现代文化建构的思想是现代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对当代文化建设具有参照价值。     

元代实学与欧亚文化交流

实学,应指以实际,包括以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以此观点来看,元代在实学（科技和文化）方面的成就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元代实学,既受欧亚诸国影响,又影响欧亚诸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