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魏六朝士人的生命意识

汉魏两晋和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漫长的动乱与黑暗的时代,战争频繁、瘟疫肆虐、政权迭变,造成白骨遍野、赤地千里的惨象.对此,士人们痛感人生无常,时不我予,虽有济世之志,却无用武之地,强烈的个性意识与情感欲望遭到了严酷的摧抑,它构成了汉魏六朝士人悲天悯人、惜时怜物的审美心境.同时,也唤醒了士人主体生命意识的觉醒,激励他们为追求生的权利而执着探索人生的真谛.     

明清易代士人物象书写的意义 ——以对崇祯古琴、明朝衣冠的题咏为例

在明清易代这个文化语境嬗变的特殊时期,历史物象成为士人们的情感寄托。士人们通过对历史物象的书写表达了对故国的哀思和对自己身份的重新审视,达到"心存即天下存"的目的。本文选取崇祯古琴、衣冠这两种和明朝有牵连的物件来探讨物象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和物象所隐藏的身份认同,并认为这些物象的书写从某种程度上是对异族政权企图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语境的反抗与对立。     

论魏晋士人人生境界的美学意蕴及其意义

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且颇具风采的一个时代。这一时期玄学盛行,崇尚精神解放,它以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以及崇尚自然、超然物外为风尚,形成了魏晋士人独有的哲学、自由的美学精神,形成了魏晋士人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自然＂人格。理想人生境界的确立,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风范,其影响是甚为深远的。     

从《世说新语·德行》篇论汉末至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

《世说新语·德行》篇记录了汉末至魏晋诸多士人的品质和德行.文章以此为基础抓住汉末至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及理想人格产生的原因,分析这一时期士人们迥异于前代的人格特征——真情孝悌、逍遥放达、智慧机敏,论述这一时期士人们的光辉人格砥砺后世的巨大意义.     

浅论《世说新语》之俗

雅俗之辨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种重要的文化价值标准,而在魏晋南朝时代,雅俗对举更是成为品评人物整个人格乃至一切精神产物的尺度。《世说新语》在对魏晋名士风度的描绘中,不仅刻画了魏晋士人高蹈脱俗的“雅”的一面,同时也充分表现了魏晋士人“俗”的一面,主要体现为俗情、俗趣、俗语。     

东晋中期士人的思想文化特征

由于生存环境的改变,东晋中期士人们有着显著的思想文化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玄佛合融;审美情趣的变化;追求率真与坦诚;“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为官心态.正是这些显著的特征,使得这一时期士人的思想文化在魏晋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晚明士人弃科举原因及生活方式分化探析

明朝晚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政治黑暗,经济分化。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一些士人放弃科举成为一种潮流,这一现象使得他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分化,或选择归隐式的别样参政,或因经济诱惑转而经商。士人的这些活动对晚明的思想和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唐宋词“帘”意象的审美意蕴

“帘”意象在唐宋词中出现频率极高，有着丰富的审美意蕴：艳美、柔美、幽美唐宋词人喜用“帘”意象是时代特殊的审美风气、士人“女性化”心态及词“应歌而作”的体式功能造成的。     

梁大牙: 一个另类英雄 --评小说《历史的天空》

英雄人物的成长离不开具体的历史时代环境。随着对“文学即人学”观念的深入思考,当代军旅作家们开始注重在作品中展示英雄人物的成长与具体历史时代环境的关系,塑造了一批具有个性和丰富内涵的英雄形象。徐贵祥在《历史的天空》中塑造了一位另类英雄人物——梁大牙(梁必达)形象。文章从四个方面对梁大牙的出身、经历、性格和情感进行分析,揭示了其体现出的人性复杂性和创新意义。     

服饰与魏晋风度

有关魏晋风度 ,过去或从诗词、或从宗教、或从文士言行等加以论及。但鲜有从服饰方面进行考虑。本文试从魏晋士人着装这一角度 ,分三个不同层面来论述魏晋风度 ,通过魏晋文士们的不同着装 ,体现魏晋时期的社会风貌     

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发轫于 2 0世纪 2 0年代。最初为新文学撰史的人都是将新文学作为与旧文学的传统相对照的一个新的传统而加以树立和总结的。 2 0世纪 30年代是新文学史编撰的一个高潮。 50年代新文学史编纂具有以下特点 :新文学史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 ,成为一门新的学科 ,由国家统一制定教学计划 ,并出现了普遍的集体编纂文学史的群众运动。集体编写的出现和 50年代出现的各种新文学史著作被批判和排斥的过程 ,正是“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实际诞生的过程。 80年代 ,在文学主体性和文学本体论讨论的背景下 ,文学史编写者要求把文学史从政治革命史的附庸中解脱出来 ,要求从审美的立场重建文学史 ,拓展了 2 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这一研究工作目前仍在延续中。     

权德舆与韩愈关系探微

考察了权德舆、韩愈两位中唐前后相续的文坛盟主的关系.认为虽然权、韩存在诸多交游的时空条件和思想基础,但终未见有文字上的往返,这反映了以权德舆为首的贞元后期的文人群体,重清检礼法,不与或少与浮薄、躁进的进士新贵来往的人事交往关系.其中既有政局变更的原因,也有艺术追求、人生意趣的不同等方面的因素.显露出中唐新旧交替文人代际间转换关系文坛新秀既保持着对前辈们的应有尊敬,也在不断地突出前辈的牢笼,为树立起自己的门庭大胆地拓展着.     

走出文学史的视野:朱祖谋《词莂》的历史语境与晚清词学

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文学史成为我们认识过去的文学世界及其理论的一个基本知识背景。文学史话语实际上隐含着对于新文化运动本身合法性的认同。朱祖谋是晚清词学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他的《词莂》是对清词历史的独特回应。通过朱祖谋的《词莂》,可以分析我们面对传统的困境以及可能。     

《土族文学史》的编撰研究

阐述了《土族文学史》的编写、分期及其文学观、文学史观等问题。《土族文学史》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土族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对土族各个不同时期的文学状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论述,特别是对土族民间文学的《格赛尔》以及史诗、神话、传说等民间文学经典作品进行了全面分析。体现出编者的整体文学观和文学史观,填补了土族文学历史研究中的空白。     

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离与合

在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的转变过程中,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一直参与其中。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三个互动期：上世纪初为似离实合的＂暗合期＂,既吸收西方体系化、理论化的思维方式和著述体例,同时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理论保持着紧密联系。上世纪40至60年代,受时代政治思潮影响,与传统的文化、文论渐次疏远,形成似合实离的＂迎合期＂。上世纪末至现在,随着学术界和国人反思思潮的涌起,文学史叙事模式逐渐向传统文化、文学理论回归,进入了＂融合期＂。陶渊明的叙事部分在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离合＂互动关系中尤其值得注意。     

文学概论、文论选读和文学批评史——20世纪初期中国文论的三个变化

论述了世纪初传统学者在现代教育体制中从事古代文论研究的三种方式,通过这一论述,试图反映出传统文论在现代的生存方式,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问题提供一些例证。     

清代广西全州龙水蒋氏书香世族初探

清代广西全州龙水村,出现了以蒋励常、蒋启敭、蒋琦龄祖孙三代为代表的蒋氏文学家族。近年来,学者对龙水蒋氏的研究也多限于文学方面。其实,龙水蒋氏作为桂林的书香望族,其良吏代承、善士辈出的家族史值得介绍,而其良好的家庭教育,特别是其＂读书不为科第、利禄,以德为先,学以致用,力学笃行＂的教育观念与实践,对其人才、人文的影响,也颇值研究。     

《布依族文学史》编撰研究

分析了《布依族文学史》的成书源流、编撰体例原则、文学史分期、作品分类以及编者的文学史观等问题。《布依族文学史》是对前期两部同名文学史的综合,对布依族从古至今的文学历史进行一次梳理,从口头文学到近现代的作家书面文学,编者都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文学批评。     

从文学寻根到知识考古——论N级编码的文学史意义

N级编码理论将知识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视野引入文学批评,不仅文学史获得了一个更宏大的背景,文学文本也成为潜意识与意识、历史与当下、神话与现实的交叉点,从而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阐释空间。N级编码是对文学史乃至文化史的一种新的解读视角,相对于以往启蒙立场上的寻根指向,打破了以往二元划分的条块和界限,从而勾勒出一幅更为完整的人类精神图景。经由这种视角,我们得以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之中审视文学乃至文化符号,这也正是文学人类学的最终目标所在。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视域中的郁达夫研究

学术界关于郁达夫的研究很多,但迄今以来少有从文学史视域对其进行探讨和研究的.而事实上,文学史中的郁达夫不仅折射出郁达夫研究的基本走向,而且也呈现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历程,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为此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出发,先纵向地将其分为发轫期、形成期、停滞期、转折期及沉稳期五个阶段进行史的扫描,以勾勒郁达夫在文学史上地位的变更,从侧面梳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跌宕起伏及与郁达夫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再进而就影响郁达夫研究的有关关键问题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