旱作农业区农户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行为的多样性

通过对陕北地区17个县(区、市)23个乡(镇)80个村903位农户开展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构建多层感知器(MLP)模型及适应行为多样性指数,分析农户的气候变化影响感知及重要性影响因素、农户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的多样性适应行为及其与感知和生计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气候变化影响农户正常农业生产与生活,导致病虫害增加,作物产量下降;文化程度、居住时间、赶集频率和看电视频率是影响农户气候变化影响感知的重要因素。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农户适应行为多样性;感知强度影响适应行为多样性;生计资本与适应行为多样指数呈显著性正向相关关系。     

城郊工业村农户生计转型与可持续性研究——以南昌市新洲村、西江村为例

为研究乡村工业化对农户生计转型及可持续性的影响,该文选取南昌市新洲村和西江村2个典型城郊工业村为研究区,构建乡村工业化-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等对农户生计转型与可持续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乡村工业化导致农户生计由单一趋于多元,在转型过程中呈现出工业化、兼业化和返村化特点; 2)乡村工业化对农户回流吸引力较强,超过40%的农户受工厂建设吸引回村就业,但回流人口的年龄结构、文化结构和性别结构不均衡; 3)农户生计资本总指数偏低,各类型资本存在差异,农户间资本指数和资本耦合协调程度差异明显; 4)农户生计可持续性总体上较强,在农户间表现为纯工农户<非工农户<外出农户<主工农户<兼工农户.因此,农户在参与乡村工业提高收入的同时要保障生计多样性,提高生计可持续性.     

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农户生计转型和文化适应研究——以江永县兰溪村为例

旅游作为当前传统村落开发的重要方式，直接给当地农户的生计和文化带来了深刻影响.探讨农户生计转型与文化适应，对于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该文以湖南省江永县兰溪村为例，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角度出发，利用问卷调查测量农户的生计资本指数和生计多样化指数，将农户分为均衡经营型、其他商贸型、旅游主导型、务工主导型、规模种植型和传统纯农型等6大类型，分析了每一类型农户的生计转型，并以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从日常生活、传统规则、民族认同和民族节庆等角度进行了文化适应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生计多样化指数和生计资本指数越高，农户的生计转型情况越好，生计结果也越可观.2)生计转型程度越高，农户的文化适应能力越强.根据研究结果，后续的相关研究应深入探讨传统村落旅游的可持续性、农户失权现象的影响以及文化适应的反作用等问题.     

青藏高原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进展

青藏高原是我国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区和相对贫困区,该地区的农户可持续生计问题对于协调生态环境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来说至关重要。为了给青藏高原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实现提供理论支撑,本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从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结构与程序转变、生计策略、生计结果等五个方面系统梳理了青藏高原农户可持续生计的研究进展。现有研究表明,学者对可持续生计构成要素的现状特征和部分要素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了丰富的探究。但仍存在研究内容和研究尺度不全面、传导机制分析不足等问题。未来应重点关注季节性变化和发展导向型政策等可持续生计具体要素的影响,加强多时空尺度研究,探索可持续生计构成要素的传导机制。     

农户生计资本特征及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中国13省25县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13省25县抽样调查数据, 建立生计资本的测量指标体系, 分析农户生计资本的特征, 并采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 探究农户生计资本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 1) 金融、人力、社会和物质资本是当前我国农户生计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 自然资本较低, 但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保障作用; 2) 农户生计资本具有一定的空间异质性, 东部地区农户的金融、人力、社会和物质资本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而西部地区农户的自然资本高于中部和东部地区; 3) 农户各类生计资本的增加不一定都会提高农户生活满意度, 物质、金融或社会资本的增加有利于提高农户生活满意度, 而人力资本对农户生活满意度具有负向影响的可能性; 4) 不同地区, 各类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或影响方向各不相同, 应因地制宜地分析影响农户生活满意度的生计资本类型, 从而有效地提高农户生活满意度。     

巴渝新居集体搬迁户的生计恢复力差异与建设路径

巴渝新居建设的最终目的是解决农户最需要、最长远的生计问题。比较集体搬迁户生计恢复力的前后变化和主体差异，有助于识别农户生计恢复力的障碍因子，对于保障农户长远生计的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重庆市江津区龙华镇燕坝村为样区，基于燕坝场、白龙场、彭家山等3个巴渝新居点集体搬迁农户的调研数据，从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3个维度构建生计恢复力指标体系，按种养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将农户划分为种植型农户、养殖型农户、种养型农户和非农型农户，对不同生计类型农户搬迁前后的生计恢复力水平进行评价，并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和解释结构模型，识别影响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差异的主要因素，进而探索农户生计恢复力提升的建设路径。得到以下结果：1) 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恢复力具有差异。搬迁前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从高到低分别为：种植型农户(0.166)、非农型农户(0.161)、养殖型农户(0.139)和种养型农户(0.106)。搬迁后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从高到低为种养型农户(0.376)、养殖型农户(0.365)、种植型农户(0.311)和非农型农户(0.265)；2) 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恢复力在搬迁后有不同程度的提升。生计恢复力提升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种养型农户(0.270)、养殖型农户(0.226)、种植型农户(0.145)和非农型农户(0.104)；3) 影 响非农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的主要因子有家庭通讯费用、财务储蓄等非农业因子，影响其他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的主要因子有种植、养殖业产值以及人均旱地面积等农业因子。研究结果表明，集中居住有效提升了农户生计恢复力，但不同生计来源农户生计恢复力差异较大，应侧重从提高农户教育水平以及增加生计多样性入手，分类建设农户长远生计保障的路径。     

都市山区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天津市蓟州区4个典型村的实证

基于全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天津市蓟州区4个典型村的调查,分析都市山区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为完善全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政策提供案例借鉴.本文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和问卷调查法相结合,借助Spass 22.0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文化程度、性别(男性)、农户生计来源多样化程度、宅基地数量、所在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及所在村庄公共设施状况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呈显著的正相关.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与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及村庄经济发展水平相互促进,尤其在乡村旅游村,以及靠近县城的非农经济发达村,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相对较高;(2)年龄、户口性质(农村户口)、家庭人口总数、宅基地面积、人均宅基地面积、取得方式、是否翻建、是否确权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呈负相关.宅基地退出意愿较低的农户,多为户主年龄较老且以农业为主要生计来源的农户,由于其抵御生计脆弱性的能力较低,宅基地的保障功能较为重要.研究认为,都市山区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政策设计,应该与提高农户生计多样化、促进乡村农家院及休闲旅游发展相结合,同时保障生计脆弱农户的宅基地资产权利,提高补偿标准,发挥政策合力,以此促进宅基地制度改革有序开展.     

三峡库区特色农业演变及其效应研究——以仙女村为例

研究三峡库区特色农业发展及其效应,对该区域乡村振兴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从村域角度出发,以三峡库区奉节县仙女村为例,结合遥感和GIS技术,对研究区进行实地调查获得当地农业种植、人口结构、生计变化和农户收入等数据,探讨仙女村乡村特色农业演变及其效应.结果表明:1)仙女村农作物种类从多样化的传统农作物向单一的特色农作物发展,脐橙逐渐成为当地的主导农作物,产量迅猛增长; 2)仙女村村民年收入随着特色农业的发展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3)农户生计类型发生改变,由纯务工向纯务农转变,农户外出的务工地点与仙女村之间的距离逐渐缩短; 4)脐橙林从散乱分布到集聚分布转变,在空间上不断向交通线路靠近,并且脐橙种植的品种类型也趋于多样化; 5)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及脐橙林种植面积的扩大,仙女村森林覆盖率明显增加,有效地治理了水土流失,增强了仙女村生物多样性,该村生态系统更加稳定,土地的生产力提高,仙女村生态和经济效益得到快速发展.     

基于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影响因素的生计资本度量——以四川省402户农户为例简

为探索农户生计资本的客观定量评价,以2012年在四川省抽样调查的402户农户数据为基础,借鉴英国国际发展机构(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将5类生计资本下的12个二级指标对农户生计策略的3个水平——纯农型、兼业型、非农型进行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选择出显著的变量及其偏回归系数,用该系数构造生计资本大小的评价权重,对生计资本进行客观定量评价.结果发现: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影响显著的变量有现金收入、耕地面积、赠送礼金等6个变量;在农户生计资本评价中,现金收入占其权重的64.4%,前3个重要变量——现金收入、耕地面积、赠送礼金权重占比达89.2%;大多数农户选择兼业型的生计策略,选择不同生计策略的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差异较大,稳定水平也不同.?更多还原     

统筹城乡发展策略下基于生计风险诊断的农户后顾生计来源识别——以重庆市沙坪坝区中梁镇龙泉村为例

农户后顾生计是改善民生的重要保障,研究其来源不仅可以厘清不同类型农户未来生计发展方向,且能为制定相应的支农惠农政策提供理论参考.研究运用主成分法与改进BP神经网络相结合,通过参与式农户调查建立农户属性数据库作为本研究的数据源,基于农户生计资产量动态划分农户,诊断其生计风险,从而识别不同类型农户的后顾生计来源.结果显示:(1)不同类型农户由于生计状况的差异导致其面临的风险各异,农业多样化发展型农户以自然风险和家庭风险为主,农业专业化发展型农户主要为市场风险,非农多样化和非农专业化发展型农户主要为市场风险及体制风险,兼业化发展型农户兼具各种风险;(2)不同类型农户生计风险程度差异明显,其大小顺序为:农业专业化发展型(0.92),农业多样化发展型(0.71),兼业化发展型(0.65),非农专业化发展型(0.55)和非农多样化发展型(0.46);(3)出于最大限度规避风险的心理思考及适应政策的需要,不同类型的农户后顾生计来源组合差异明显.     

乡村三生功能耦合协调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南省县域为例

伴随城市扩张对乡村地域的不断渗透，乡村功能发生显著变化，提升乡村三生功能的耦合协调程度对村镇空间格局优化、乡村转型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以河南省为例，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三生空间”理论，定量测算2010、2015年和2019年河南省县域单元的乡村三生功能.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三生功能的相互作用和时空演化特征，并且引入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耦合协调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河南省乡村“三生”功能值增长态势显著，生产和生活功能高值区集聚在交通发达区域，生态功能高值区围绕西、北、南部山区分布；(2) 2010-2019年乡村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升，经历4个阶段，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3)乡村三生功能两两间耦合协调度差异性较大，乡村“生活-生态”功能间协调作用滞后现象较为明显.影响河南省乡村三生功能耦合的驱动因子是变化的，经济要素持续主导，非农生产和生态资源影响力逐步提升.     

县域乡村性评价及驱动机制研究

基于重庆市37县区10年间（2010—2019年）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构建县域尺度的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通过SPSS.23测算各县区乡村性指数（RI）、乡村性分异指数（Z′），深入剖析乡村性时空演化趋向及分异规律，并进一步探讨乡村性演化的驱动机制。结果显示：(1)37县区10年间RI整体呈降低趋向，且降低幅度、速率迥异。(2)37县区10年间Z′整体呈缓慢波动增长趋向，显示其间乡村发展差异愈演愈烈，且在2015年出现波峰。(3)政策经济、科技经济诱因是推动乡村性演变的两驾马车。各因素间的制约与作用促使RI降低、城乡差距缩小。(4)37县区结合当地实情、乡情，创造性打造专属“山城”振兴样板。城乡一体化趋势愈发明显。     

减贫驱动乡村转型与发展的耦合类型及形成机理

区域减贫过程中，乡村地域系统的外缘要素强势介入，驱动乡村转型与发展水平剧烈演变.该研究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和推拉理论模拟乡村地域系统要素流动推拉情景，借此构建脱贫攻坚驱动乡村发展与转型评价指标体系，量化测度乡村发展与转型演化过程、耦合类型及形成机理.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地域系统要素外流可划分为加速增强、增速减缓、逐渐减弱三个阶段，对应着乡村地域快速衰退、逐步稳定、转向复兴的过程；脱贫攻坚驱动下，乡村发展和转型沿秦岭－淮河一线存在显著南北空间差异；脱贫县乡村发展与转型耦合形成了6种地域类型，其中高发展与高转型类型仅占18.2%，是乡村地域农户生活条件改善及人口转型主导的结果；立足脱贫县差异化的减贫模式，持续激发乡村内核发展动力是脱贫县乡村地域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途径.     

生猪产业链的演化机理研究

生猪产业链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演化过程具有远离平衡态、产生非线性、形成巨涨落等复杂适应性特征。生猪产业链的演化可分为三个阶段:非健康生猪产业链阶段、亚健康生猪产业链阶段和健康生猪产业链阶段,在生猪产业链演化的不同阶段,由于环境、组织及机制条件的不同,演化模式也不相同,非健康生猪产业链阶段的演化模式是在政府的主导下,非健康生猪产业链的转型模式;亚健康生猪产业链阶段的演化模式是在政府与龙头企业共同主导下亚健康生猪产业链的升级模式;趋于健康生猪产业链阶段的演化模式是在龙头集群企业主导下的健康养殖产业链优化模式。     

退耕还林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

构建"退耕还林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利用北京大学环境经济与政策小组2004年在宁夏和贵州获取的调研数据,采用匹配倍差法(matching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regression)等计量经济模型,识别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净影响。短期的收入分析表明,退耕还林对农户的种植业收入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林业和养殖业短期内难以成为替代收入来源;外出务工收入明显增加,但退耕还林在其中发挥的直接促进作用不显著。长期来看,资产积累是决定农户生计状况和发展最重要的指标,但目前中国西部贫困地区人力、物质、自然、社会和资金5种生计资产较低,制约了生计能力的提高。因此,为了促使农户可持续生计的获得及发展,保障政策效果和可持续性,新一轮的退耕还林政策除了实施直接补助外,需要更加关注农户资产和生计能力的加强。     

交通网络演化规律

基于城市空间结构与交通系统的动态互馈原理和交通系统的内在运行机制,以微观机理融合宏观机制为指导思想构建交通网络演化模型与算法,研究交通网络演化规律.在短期内,纳入道路用户外部性构造目标函数,进而建立交通系统最优模型;在较长时期,利用交通系统和城市空间结构之间的动态互馈作用、区域间经济联系的概念以及无标度网络演化规则的设计理念设计交通网络演化规则,刻画演化机制.实例研究表明,随着网络的演化,出现了层次现象并越来越清晰,更为重要的是,交通网络总费用随之下降;利用介数中心性定义了一种新的交通网络熵,该网络熵也呈现减小趋势,揭示了随着交通网络渐进地向有序演化,交通系统性能得以不断优化.     

CO_2减排林特征及生态预警分析

基于干旱区CO_2减排林区自然地理与环境背景,以SPAC系统理念,重点研究减排林水盐耦合规律、生态安全机制以及减排林生态效应等问题;特别是从减排林区合理生态水位界定、水环境监测与人工调控等方面研究减排林区水资源的时空变化特征.研究表明:地下水合理生态水位以2.5~5.0m为宜,地下水中的全盐Mg~(2+)和Cl~-的变化最为明显,并通过布设样地取样、监测及实验室分析,揭示水盐动态变化及互馈关系.将结果推广到整个减排林区,约有62.5%林区属于中警水平,风险等级较高.最后从减排林区生态安全预警与风险分析及水土资源合理利用的模式等方面,探讨减排林区可持续发展的若干问题.     

农户环保合作的演化博弈分析

通过演化博弈理论分析农户环保博弈系统的演化过程与均衡状态, 首先建立复制者动态方程, 分析系统的演化稳定性; 然后讨论影响系统的随机因素, 在此基础上建立随机演化博弈模型, 分析系统的随机演化动态和随机稳定性。结果表明, 环保合作能否成为系统演化的结果, 取决于两方面: 1) 农户在考虑环保行为的成本、收益以及农户认为环保行为的正外部性给自身造成的损失后, 所得到的净收益; 2) 博弈过程的惯例。因此要促进制度向农户环保合作制度演进, 可以采取选择性激励措施, 增加采取环保行为农户的收益, 选择性激励措施的供给者承担制度变迁的主要成本; 同时建立行为重复机制, 使有记忆的博弈中环保合作成为唯一惯例, 行为重复机制的提供者承担制度变迁的主要成本。     

鄱阳湖滨湖区农户生计变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7年和2018年鄱阳湖滨湖区永修县、新建区、德安县与庐山市4个县级行政区域的7个样本村的农户生计调查数据,依据可持续生计框架,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生计多样化指数和优势生计收入比例及Logistic回归等方法,分析不同县域的农户生计变迁及其影响因素变化.研究结果表明:(i)滨湖区近城型比远城型村落更具...     

多尺度城市体检健康指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驱动因素——以丽水市莲都区为例

以丽水市莲都区为例，从街道、社区尺度构建城市体检指标体系，基于熵权法计算城市体检健康指数，并对不同尺度下健康指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社区大多分布在健康指数较高的街道，并且社区与街道健康指数的大小具有一定的一致性；(2)街道尺度上，生态宜居和健康舒适方面的因子影响最强，社区尺度则为安全韧性和交通便捷方面，并且在2个尺度上，各主导因子之间均存在双因子增强的相互作用；(3)主导因子影响作用最大的区域，也是城市体检健康指数的高值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