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影响因素的生计资本度量——以四川省402户农户为例简

为探索农户生计资本的客观定量评价,以2012年在四川省抽样调查的402户农户数据为基础,借鉴英国国际发展机构(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将5类生计资本下的12个二级指标对农户生计策略的3个水平——纯农型、兼业型、非农型进行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选择出显著的变量及其偏回归系数,用该系数构造生计资本大小的评价权重,对生计资本进行客观定量评价.结果发现: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影响显著的变量有现金收入、耕地面积、赠送礼金等6个变量;在农户生计资本评价中,现金收入占其权重的64.4%,前3个重要变量——现金收入、耕地面积、赠送礼金权重占比达89.2%;大多数农户选择兼业型的生计策略,选择不同生计策略的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差异较大,稳定水平也不同.?更多还原     

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农户生计转型和文化适应研究——以江永县兰溪村为例

旅游作为当前传统村落开发的重要方式，直接给当地农户的生计和文化带来了深刻影响.探讨农户生计转型与文化适应，对于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该文以湖南省江永县兰溪村为例，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角度出发，利用问卷调查测量农户的生计资本指数和生计多样化指数，将农户分为均衡经营型、其他商贸型、旅游主导型、务工主导型、规模种植型和传统纯农型等6大类型，分析了每一类型农户的生计转型，并以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从日常生活、传统规则、民族认同和民族节庆等角度进行了文化适应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生计多样化指数和生计资本指数越高，农户的生计转型情况越好，生计结果也越可观.2)生计转型程度越高，农户的文化适应能力越强.根据研究结果，后续的相关研究应深入探讨传统村落旅游的可持续性、农户失权现象的影响以及文化适应的反作用等问题.     

生计视角下的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研究 ——以河南省为例

农地流转是实现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前提,是缓解当前农村地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重要途径.然而,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存在很大差异,目前的认识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为了阐明这一问题,分析了不同农地流转行为农户的生计状况.结果表明:1)在2012—2014年间,农地流转面积和涉及农地流转的村、户数量均有所增加,但不涉及农地流转的农户在2014年所占比例仍高达60.7％;2)农户间的农地流转大多是便于调整的短期行为,仅有2.7％的农户经营农地规模超过1 hm2,且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老龄化较为严重;3)农地净转出户、无农地流转户和农地净转入户最重要的收入来源都是非农就业,但农地净转出户比不涉及农地流转户和农地净转入户更富裕,后两者富裕程度相当;4)这3类农户非农就业的劳动生产率没有显著差别,但农地净转出户从事非农就业的时间最长,尤其是中老年家庭成员从事非农就业的比例最高,这是他们收入水平高于其他2类农户的原因.     

城郊工业村农户生计转型与可持续性研究——以南昌市新洲村、西江村为例

为研究乡村工业化对农户生计转型及可持续性的影响,该文选取南昌市新洲村和西江村2个典型城郊工业村为研究区,构建乡村工业化-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等对农户生计转型与可持续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乡村工业化导致农户生计由单一趋于多元,在转型过程中呈现出工业化、兼业化和返村化特点; 2)乡村工业化对农户回流吸引力较强,超过40%的农户受工厂建设吸引回村就业,但回流人口的年龄结构、文化结构和性别结构不均衡; 3)农户生计资本总指数偏低,各类型资本存在差异,农户间资本指数和资本耦合协调程度差异明显; 4)农户生计可持续性总体上较强,在农户间表现为纯工农户<非工农户<外出农户<主工农户<兼工农户.因此,农户在参与乡村工业提高收入的同时要保障生计多样性,提高生计可持续性.     

抗逆力视域下生态脆弱区农户生计发展研究——以四川藏区为例

生态脆弱区是贫困发生率高的区域,研究其农户生计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引入工程学抗逆力理论,以四川藏区农户生计为对象,建构了生态脆弱区农户生计研究理论框架:生态脆弱区农户生计脆弱性是内部致贫因子和外部孕灾环境二元结构所致,解决其贫困问题是一场涉及多元主体参与的区域社会发展行动,明晰政府、社区、家庭、个人抗逆驱动机制,才能针对性制定实践策略,以完成农户可持续生计的目标。     

统筹城乡发展策略下基于生计风险诊断的农户后顾生计来源识别——以重庆市沙坪坝区中梁镇龙泉村为例

农户后顾生计是改善民生的重要保障,研究其来源不仅可以厘清不同类型农户未来生计发展方向,且能为制定相应的支农惠农政策提供理论参考.研究运用主成分法与改进BP神经网络相结合,通过参与式农户调查建立农户属性数据库作为本研究的数据源,基于农户生计资产量动态划分农户,诊断其生计风险,从而识别不同类型农户的后顾生计来源.结果显示:(1)不同类型农户由于生计状况的差异导致其面临的风险各异,农业多样化发展型农户以自然风险和家庭风险为主,农业专业化发展型农户主要为市场风险,非农多样化和非农专业化发展型农户主要为市场风险及体制风险,兼业化发展型农户兼具各种风险;(2)不同类型农户生计风险程度差异明显,其大小顺序为:农业专业化发展型(0.92),农业多样化发展型(0.71),兼业化发展型(0.65),非农专业化发展型(0.55)和非农多样化发展型(0.46);(3)出于最大限度规避风险的心理思考及适应政策的需要,不同类型的农户后顾生计来源组合差异明显.     

黄土高原地区乡村聚落分布特征与演化模式研究——以宁夏西吉县为例

以宁夏西吉县为研究区,通过运用GIS空间分析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乡村聚落分布特征与演化模式.研究表明,西吉县乡村聚落呈现出规模小、地形分异大的基本格局,布局上倾向在水源与交通线附近集聚,房屋建筑结构落后,以竹草土坯结构为主.选取不同地貌地区的典型村庄进行分析,将乡村聚落演化模式归纳为扩展式、整合式、散布式3种,并针对典型村庄的演化过程、规律与内在机制进行相应的讨论.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乡村生计模式转型探析——以客家古村三僚文化生态旅游为例

介绍了客家古村三僚文化生态旅游的概况,分析了三僚村乡村生计模式转型的原因,认为三僚村个案的意义在于充分发挥自身力量,积极挖掘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抓住政策资源和社会资本向农村倾斜的时机,将乡村生计模式转型与新农村建设对接的理念。     

信念与政策变迁：倡导联盟框架的应用——以中国婚检政策变迁为例

现代政策过程的研究离不开对于政策变迁的解释。早期的政策理论多以利益集团的互动作为政策变迁的驱动力,这一途径面对许多复杂的现实问题缺乏解释力。基于此,许多西方理论将观念、价值观等信念因素引入政策变迁的分析中,从而很好地弥补了传统利益基础分析的不足。倡导联盟框架就是这些理论中的代表。本文就将用该框架来分析我国的婚检政策变迁,来验证其应用性。     

信念与政策变迁:倡导联盟框架的应用——以中国婚检政策变迁为例

现代政策过程的研究离不开对于政策变迁的解释.早期的政策理论多以利益集团的互动作为政策变迁的驱动力.这一途径面对许多复杂的现实问题缺乏解释力.基于此,许多西方理论将观念、价值观等信念因素引入政策变迁的分析中,从而很好地弥补了传统利益基础分析的不足.倡导联盟框架就是这些理论中的代表.本文就将用该框架来分析我国的婚检政策变迁,来验证其应用性.     

农户对气候变化与农作物关键物候期气象灾害的感知研究——以樱桃种植为例

探讨农户对气候变化及关键物候期气象灾害的感知,可以为农户及时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和气象灾害提供理论基础.基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种植樱桃的农户入户调查数据,运用描述统计、logistic回归和多元回归分析农户对气候变化与樱桃关键物候期气象灾害的感知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性别和对当地夏季平均气温感知对农户在樱桃开花期低温阴雨/霜冻灾害的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文化程度有显著负向影响;2)性别、年龄、对当地冬季平均气温的感知对农户幼果硬核期干旱灾害的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劳动力数量具有显著负向影响;3)农户夏季和冬季平均气温感知对农户在樱桃成熟期连阴雨灾害的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性别、文化程度、家庭劳动力数量和农户的年平均降水量的感知有显著负向影响.基于影响农户感知的重要因素,为提高农户感知的准确性和及时准确地采取应对措施提出了对策建议.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传统村落保护策略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传统村落作为我国乡土农耕文明、历史地域特色的空间载体,是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与生态价值的中国传统社会活化石和博物馆。乡村振兴战略为传统村落保护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由于乡村振兴战略中强调“因村制宜,分类施策”,因此传统村落中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既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抓手,也是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内容。本研究在厘清乡村振兴战略与传统村落保护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分析了其保护原则和保护思路,并以甘肃省为例,从产业、文化、环境、社会四个方面,分别就三种模式下的传统村落保护提出了具体的保护策略。     

国家与社会互动下的丧礼变迁——以湘南灵官殿村为例

丧礼在传统社会因备受民间推崇与国家重视而得以延续数千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传统丧葬仪式经历数次变迁并曾一度中断,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得以复兴。然而某些地区的丧礼却在复兴之后走上了一条全然不同传统的仪式再造之路。笔者通过考察灵官殿村丧礼的建立、改革、中断、复兴以及再造的过程,结合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进行分析,展现了国家与社会互动在推动丧葬仪式变迁之中的重要影响。     

乡村宗族变异与现代社会的适应——以武鸣县横塘人为例

随着20世纪80年代社会的转型,宗族发展也进入到一个新的拐点。文章通过对武鸣县汉族的一个支系——横塘人（平话人）的宗族进行调查发现,尽管现代宗族的传统物质要素缺失严重,但是族人关注更多的是宗族文化的发展。进而认为这是建立在旧宗族形态基础上的变异体,并长期适应着现代社会的变迁。     

乡村振兴视角下海南省中部山区农户发展脆弱性研究——以保亭县陡水河村为例

脆弱性是全球环境变化及可持续性科学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开展乡村脆弱性研究对 于促进乡村转型发展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以海南省中部山区典型村落陡水河村为例,构建 基于乡村振兴视角的农户发展脆弱性指标体系,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定量评价农户发展脆弱性并 分析其成因,提出减轻农户发展脆弱性的建议。研究表明：（1）陡水河村农户发展脆弱性较高, 56.34%的农户发展脆弱性指数集中分布于高脆弱性区间;（2）产业发展与生活水平较低、医疗及公 共基础设施不完善、环保水平与文化教育水平较低、农户劳动技能单一、民族文化意识淡薄、乡村 组织管理较松散是造成农户发展脆弱性较高的主要原因;（3）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基础设施、改善 人居环境、提升精神文明及发扬优秀民族文化可降低农户发展脆弱性,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民族村寨农户经济行为特征及其优化——以西江苗寨为例

旅游业作为一个朝阳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贵州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成功,对区域经济有着积极的影响。本文分析了在旅游影响下西江苗寨农户经济行为的主要特征,以及因农户能力差异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提出优化农户经济行为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秦巴山区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与分区研究——以陕西省山阳县为例

农村居民点作为农户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载体,对其进行空间重构与优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以陕西省山阳县238个村为研究单元,从自然资源、土地区位、社会经济三个维度选取20项评价因子,构建山阳县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借助由粒子群优化的BP神经网络模型,对山阳县农村居民点的整理潜力指数进行综合测度,最后运用层次聚类法划分居民点整理分区,进一步探讨相应的整理途径。结果表明:①山阳县居民点整理潜力指数值介于8. 80～57. 29之间,其中高值区大多集中在地势平坦,交通便利,靠近中心城区,并且社会经济发展良好的地区。②基于层次聚类分析结果和农村发展现状,将山阳县划分为城镇发展区、优先整理区、重点整理区、适度整理区和控制调整区等居民点用地整理类型,并按照分区统筹的原则,因地制宜地提出相应的整理策略和优化途径,以期为城乡统筹和乡村振兴提供参考依据。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困境与出路——以贵州省H村“村支两委”为例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推进新时期我国农村地区进一步发展的一项根本措施,农村地区的基层组织是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和关键。但当前部分农村地区"村支两委"还存在着"两委"关系不协调,凝聚力有待加强、"两委"班子成员文化素养偏低,老龄化严重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无疑制约着农村地区"村支两委"整体功能的发挥,更是制约着"村支两委"对各级党委和政府政策的理解和执行,进而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施行。要更好地分析解决这些问题,拟从支持落实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制度,加强对农村地区村级组织后备干部队伍的培养等方面提出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