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之喻：宋人诗学“自然”观之精灵

在宋人的诗学阐释中，往往以“风水”之喻，说明“自然”之英旨。其内涵，一方面是主体意识的自由表达，一方面是客观物象的天然呈现，而且这主客体两方面又是浑然契合，不留人工痕迹。是中国诗歌自《诗经》以来现实主义诗论的进一步开拓。呈现了自然平淡与艰涩雕绘斗争的轨迹。     

从上博简《诗论》探“诗言志”说

上博简《诗论》"诗亡隐(离)志,乐亡隐(离)情"是对《尚书》"诗言志,歌永言"的发展,并且在"情"志"的理解上有融为一体的倾向。"情"志"同一的观念可能早于《礼记》而可上溯到战国时期。     

西周初年的“诗”

《诗经》发轫于周初,而西周初年的“诗”仍是先秦文学尚待开拓的一个领域,本文根据有关史料,分析《诗经》的形成过程,勾勒西周初年“诗”的原始状貌,并提出:“诗”是一种政治功利性很强,与公卿献诗言政紧密联系的应用文体,“诗言志”是其本质特征。     

从唐代送别诗看“诗言志”的意蕴

送别诗并非如传统观念认为的重在写离别相思或故人情谊,而往往是诗人"彼时彼地"心绪的直接反映,而这种心绪更多地与诗人的现实境遇和理想抱负息息相关,是真正的"以诗言志"。送别只是触发诗人内心真实情绪的一种媒介。     

从唐代送别诗看“诗言志”的意蕴

送别诗并非如传统观念认为的重在写离别相思或故人情谊,而往往是诗人＂彼时彼地＂心绪的直接反映,而这种心绪更多地与诗人的现实境遇和理想抱负息息相关,是真正的＂以诗言志＂。送别只是触发诗人内心真实情绪的一种媒介。     

曹丕:“诗言志”向“诗缘情”发展的先导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古代关于诗歌本质和功能的两个命题,它们的转变有一个很复杂的历程。曹丕的创作实践及其文论就是其中一个异常重要的阶段,曹丕是"诗言志"说向"诗缘情"说发展的先导。     

姚际恒对《诗经》诗学的拓展

《诗经》诗学是《诗经》学的组成部分，也是《诗经》研究的薄弱环节，清初学者姚际恒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本文从创作诗学、修辞诗学、阐释诗学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以见姚氏的开拓之功。     

方玉润《诗经原始》的诗学观研究

以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对具体作品的评论为依据,总结和分析他的诗学观:首先是对<尚书>提出的"诗言志"传统诗学观进行了反叛,使他对<诗经>的解读回归到文学审美的轨道上来;其次是对"温柔敦厚"传统的儒家诗教顽固的维护,又使得他对<诗经>的解读带着浓重的卫道者色彩;再次是对他旗帜鲜明地提出的"原诗人始意"诗学观念进行探究,认为这一观念实际是从文学的特点去看<诗经>,而不是从历史的、经学的范畴去阅读和理解<诗经>,从而使<诗经>终于从经学回归到了文学,从道德说教回归到情感熏陶.无论是在清代还是在当代,这一诗学观念都具有指导阅读<诗经>原作的独特价值.     

《诗经》中“雉”意象及其文化意涵论析

《诗经》的禽鸟意象中,以"雉"最为特别,最能反映先秦时期人们的生活,它与先秦的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对"雉"的概念的理解,在《诗经》中"雉"的意象主要有四种含义:爱情中的思妇形象;王族中的地位象征;祭祀中的舞蹈器具;生活中的善良品格。这与"雉"本身的特点、先民自然崇拜思想的延续以及西周独特的天命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论《诗经》服饰描写的意义

《诗经》服饰描写的意义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服饰标身份;二、服饰示“美”,“刺”;三,服饰传情谊;四、服饰示“双关”。     

论毛泽东诗词的崇高美

毛泽东诗词的崇高美主要表现在:崇高美的自然物的发现和描写;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塑造和赞美;表现诗人的豪迈胸怀和伟大气魄.     

《诗经》"心"字运用探析

《诗经》中有一种很特别的现象，就是抒情往往用“心”字来表达。它或是对“情”字及与“心”有关的词的取代，或是抒情方式的大胆、直白、率真以及表现技巧还未丰富、完善所致，其原因是：人类刚进入明时代，人们无论在生理上或心理上都处于感觉的开蒙时代，人们只能直露本心，直抒胸臆。     

杨简心学及其诗歌思想

杨简以其颇具神秘体验的心学思想解释《诗经》,使他的《诗经》研究独树一帜。他的诗歌是他心学思想的载体,有许多是所谓讲义之押韵者耳。但他的率意而为的作诗态度和天机活泼的心灵体验,使作品也具有独特的体验和意境,呈现出鲜明的风格。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     

论司空图诗论中的“格”

司空图诗论中,“格”是个重要概念．它首先是指作品风格,也有品格、人格的含义在,或者说是作品的思想意蕴所体现出来的诗人的精神气质．与司空图诗论中另一重要范畴“味”相比,“格”更有决定性意味,值得给予重视．     

诗骚形体因革略论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诗经》与《楚辞》是沿着不同轨迹独立发展的产物。通过对二者的对比分析，使可以发现诸多因革的痕迹，从诗歌的形体要素上讲，从《诗经》到《楚辞》，展现出多层次、多视角、全方位的因革趋势。     

清代《诗经》学的发展阶段及主要派别

根据清代《诗经》研究的实际，本文将清代《诗经》学分为3个发展阶段：清初经世致用思潮与《诗经》朴学研究之风的开启、乾嘉时期《诗经》朴学研究的极盛阶段和后期今文经学影响下《诗经》辑佚学的全面发展，并概况出每个阶段的特点和重要的派别，意在为清代《诗经》研究描绘出一个轮廓和线索，从而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前提。     

《诗经·唐风·葛生》诗旨辨析——兼论悼亡诗的相关问题

关于《唐风·葛生》的主旨,历来主要有四类观点:《毛诗序》以为刺晋献公;郑玄不指实于晋献公,而以为是丈夫久役丧亡,妻子居家独思的一首诗;严粲提出悼亡的观点,今人多认可;还有人认为是闺怨诗。比较众说,"刺晋献公"与"闺怨"的说法,或附会、或臆测,较难服人。通过解读文本,分析诗歌的内容与结构,可知《葛生》是妻子悼念亡夫的一首诗。诗用对比、递进、并列等手法,表达了独居女子愿百年之后与丈夫同归共穴的强烈愿望,体现了"《唐风》之厚"的美好品格。其伤存悼殁最哀,对后世悼亡诗深有影响,堪称悼亡诗之祖。     

由维柯的审美心理学思想看赋比兴手法的心理根源

维柯认为人类早期思维是一种“诗性智慧”,这种思维产生了以己度物的隐喻和想象性的类概念。《诗经》中的比兴手法即为以己度物,其中比是直接以己度物,兴则为间接,相当于隐喻和象征,而赋则是将主体情志赋予众多无关事物而使之成为想象性的一“类”。     

试论梅曾亮的诗学思想——“八蔽”说

从梅曾亮诗集自序中提出的＂八蔽＂说出发,来论述其诗学思想。梅曾亮的诗学思想,其核心是真实,写景状物要真,思想感情要真,评品作家作品要真,这是他超越桐城派的地方,因为桐城派中人从来没有如此突出地强调文学的真实性问题。其次,是强调真实地反映现实,干预现实,要有用,要有讽喻教化作用。这一思想也超越了清代前期的诗学思想,清代前期的四大诗歌流派——王士祯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袁枚的＂性灵＂说,大多从艺术上论诗,都没有如此突出地强调诗歌的真实性,现实性,这可能与梅曾亮所处的嘉、道时期十分尖锐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不无关系。再次,是强调艺术规律,如文学创作中的灵感问题,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问题、体势问题。最后是作家的修养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