岱庙所见李调元、何晋茹诗碑重辑考补

岱庙所藏李调元、何晋茹诗碑是研究清代乾隆年间四川最优秀的作家和学者李调元的重要史料,而长期被人忽视。学界已有辑录,错漏甚多,相关碑文作者归属有未及考实者,学术价值未得揭示。通过实地原碑考察,重加全面辑录,对已有辑录相关问题和落漏进行考校和补充。     

郭沫若早期诗歌创作和浪漫主义

从美学范畴来看,中国的浪漫主义是古典的传统,庄子、屈原、李白,一脉相承。在文学史上“五四”时期浪漫主义可以说是对这种传统的继承,但是作为一种思潮则被认为是来自于西方。作为最早举起浪漫主义大旗的郭沫若,浪漫主义影响了他早期的所有诗歌创作。     

论郭沫若对屈原的政治评价

郭沫若把屈原定位为坚决推动新兴社会制度成长、坚决反对没落社会制度复辟、始终同广大人民共同斗争的革命领袖人物。郭氏热情歌颂屈原长期遭受反动势力诬陷迫害,仍然为正义事业不屈不挠奋斗一生,最后为自己的祖国献出生命。郭氏尊崇屈原为＂伟大的革命政治活动家＂,宣称两千多年的中国志士仁人都是在他的影响、感召下,继承他的意识进行斗争。这些都不符合历史事实。     

基督教文化对郭沫若诗歌的影响

基督教文化本身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其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从基督教文化的层面对中国现代诗人郭沫若及其诗歌创作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郭沫若诗歌作品的理解。     

郭沫若与西方表现主义

郭沫若早年曾服膺西方表现主义文艺思潮，并受其深刻影响。究其原因，一是表现主义在欧美各国的广泛传播；二是表现主义的价值观、审美观与郭沫若的社会政治理想和美学思想颇多相似之处。但郭沫若并不是一个表现主义作家，他的思想和创作与表现主义仍有很明显的区别。不管是在作品的主题意识，还是在所运用的创作方法等方面，都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郭沫若根据本国的现实需要，择取表现主义的某些观点为我所用，并非对表现主义全面认同。     

论郭沫若散文诗的抒情艺术

本文论述了郭沫若散文诗的抒情艺，将其抒情方式归纳为七种：1．复迭咏叹以抒情；2．亲切呼告以抒情：3．内心独白以抒情；4．象征暗示以抒情；5．比喻比拟以抒情；6．含情描述以抒情；7．含情议论以抒情。     

论郭沫若早期史剧形式的诗学传承

郭沫若在早期史剧形式的探索中,主张向西方借鉴,进行＂崭新的移植＂。但在实际创作中,基于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素养,他的史剧形式＂移植＂打上了深刻的中国烙印。就诗学传承而言,除了近现代西洋戏剧形式的继承,他的早期史剧实际上还继承了四川民间说唱艺术形式、元杂剧形式等中国传统文艺形式。在中西方文艺形式的继承中,郭沫若早期戏剧形式探索取得了相当的实绩,对中国新文学话剧形式的探索与开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郭沫若、闻一多论屈原政治活动的评述

有人提出：在“五四”以后，“首先对屈原爱国精神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的是闻一多和郭沫若”。实际上。闻一多直到壮烈牺牲之前，都没有“对屈原爱国精神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郭、闻二氏的观点存在着较大分歧。     

论郭沫若的翻译思想

郭沫若是一位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翻译家。他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特别是诗歌翻译与戏剧翻译的成就,不但影响着创造社,也影响着一个时代的译坛和文坛。对郭沫若翻译思想的研究,将有助于对“五四“新文学及“五四“翻译文学的研究,也有助于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及现代翻译文学史的梳理。     

郭沫若历史小说叙事艺术探微

郭沫若的历史小说多运用场景叙事,具有相当强烈的画面感;它往往以“推“镜头引入画面,重点突出,极具动感;其画面色调和暖不失震撼力、构图轻描淡写又极富层次感;对白和独白使画面和情节得以流动.这些手法使其叙事在整体上产生一种“空潭泄春,古镜照神“的效果.     

浅谈郭沫若对儿童文学的贡献

郭沫若以《女神》奠定了中国现代白话新诗的基础，同时也奠定了自己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然而，郭沫若在从事文学创作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儿童文学、强调儿童文学对于改造整个社会的重要作用。     

有关日本的误读

4月初,正值日本核危机愈演愈烈之际,笔者随央视摄制组深入日本重灾区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实地探查和采访,对日本的救灾体系和危机处理机制有了较为直接和深入的了解。最大的感触就是国内对日本地震救灾情况和核危机的报道并不准确和全面,而且可能存在着很多误解。报道称,在福岛第一核电站有＂50名勇士＂冒死坚守在第一线,据＂核防护专家指出＂,他们中70%的人,也就     

谈易卜生对郭沫若的影响

易卜生《玩偶之家》与女主人公娜拉的形象给了郭沫若宝贵的启迪。他的历史剧代表作《卓文君》、《王昭君》《蔡文姬》中的主人公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娜拉的叛逆性格,是娜拉带郭沫若走近易卜生,而这其中的距离远近又与郭沫若本身的思想个性不无关联。从易、郭剧作中个人主义的人物风采,以及易、郭两人的女性观,探讨了易卜生对郭沫若的影响。     

论向培良对郭沫若历史剧的批评

20世纪20年代,向培良在《中国戏剧概评》一书中对郭沫若早期历史剧《三个叛逆的女性》等提出了严苛的批评,认为郭沫若历史剧教训色彩浓重、人物塑造机械呆板、脸谱化等.向培良意在以此引进和宣传纯正的戏剧艺术观念,从戏剧创作和戏剧理论两方面正本清源.他的批评意见显然未能真正发挥效用,郭沫若在后来的历史剧创作中一仍其旧并有巨大反响,但这些意见为后人看待历史剧、认知戏剧提供了理性视角和思路.     

情势反差：郭沫若狂飚突进风格成因新论

“乐极生悲”、“物极必反”，说明事物的发展超过极限时会朝着反向转化。而两两对立的双重极向情感集于一个作家身上时，必然会产生更为复杂的情势反差集合。爱与恨、唯美主义与时代责任的追求、创造与破坏、泛神与无神等反差情势的迭加和烈性迸发，便导致了郭沫若区别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狂飚突进风格。     

郭沫若《女神》的浪漫爱情再解读

从浪漫主义的爱情这一角度分析《女神》的爱情描写,可以发现郭沫若以《女神》将新诗带入发展的高峰.《女神》一直被看作五四狂飙突进精神的代表,同时它也为诗歌的浪漫主义开启了道路,并影响了后继者的诗创作,诗作在浪漫主义的统领下充满了张力,流露出的爱情也更加感人.     

郁达夫、郭沫若创作中审美视觉之比较

共同的政治和艺术上的竟合阅历,使郁迭夫与郭沫若都表现出浓重的浪漫主义风格,但二者又各自展现出不同的特色。郁迭夫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是低格调的,消极浪漫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创造出的是一种病态美、忧郁美,带有殉情主义的感伤,而郭沫若浪漫主义创作风格则形成了一种奔放、飘选、积极向上的浪漫主义,其风格表现出一种崇高美、阳刚美,带有理想主义激情。     

由《樱花书简》看郭沫若的“叛逆”

郭沫若青年时期的叛逆形象主要源自《沫若自传》的文学塑造,长期以来,学界亦是在此基础上形成所谓郭沫若的叛逆性格,并进而认为此种性格与生俱来具有必然性。本文以郭沫若早年留学日本期间家信的合集《樱花书简》为中心,通过其透露的郭沫若勤奋向学的传统一面和《沫若自传》塑造的叛逆形象间的距离来发掘叛逆、叛逆性格遮蔽下郭沫若真实而平凡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