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国语》的预言

预言是《国语》“语”体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它在很大程度上表征了西周和春秋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其形态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诬梦谣谶和贤达贵族的预见。诬梦谣谶有歌谣预言、祥瑞灾异预言、梦占预言、相术预言和卜筮预言；贤达贵族预见是《国语》预言的主体部分，它有时实际上是一种参政和议政形式，有时发挥着政治评价功能，有时它为宗族和家室的生存与重大抉择提供依据。《国语》的预言鲜明地体现了天道和人事相统一的宇宙观和对道德伦理的强调。     

(云南、甘肃回民起义比较研究之二)：论晚清政府的"剿""抚"策略与滇、甘回民军的应对

晚清成同年间，云南、甘肃回民起义发生后，清政府曾交替使用“剿”“抚”两手策略。杜文秀领导的大理政权多次拒绝了清云南地方官府的招抚，而求抚活动的普遍性、持续性和公开性，则是甘肃回民起义中的一个突出现象。甘肃回民起义的主要领导人都曾向官府求过抚，求抚活动遍及大大小小每一支起义队伍。在这些看似矛盾的历史表象背后，蕴涵着深刻的历史内容。     

丰田召回——谁的“阴暗面”

“丰田的阴暗面”，这本是日本独立网络新闻媒体“My News Japan”的记者2007年出版的一本书的名字。最神的是，书中预言了导致最近丰田“滑铁卢”的“车辆突然加速”问题，想不到竟然一语成谶。丰田原本以为2009年可以走出金融危机下亏损的阴影，不料就在胜利在望的时候却一脚踩空，     

正隆大定之交契丹人起义若干细节问题的再思考

对金朝正隆大定之交的契丹人起义的有关时间、地点、人物作了简要考证，为起义爆发于正隆六年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就“缔母岭”“胜州”“长泺”等交战地的位置提出了新的看法，对降金的义军首领“老和尚”的身份进行了必要的辨识。     

李得仓对近代张家川的影响——兼论清代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

在清朝同治年间的西北回民起义中，李得仓率领“南八营”起义军转战于陇东南一带抗击清军。最终由于形势所迫，接受招抚，客观上达到了维护民族权益、削弱封建专制压迫的目的。李得仓成为地方官员之后，向清延争取回民的正当权益，促进回汉团结，支持民族宗教事业，为近代张家川地区的社会稳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研究李得仓，不仅有助于客观看待回民起义尤其是对研究近代张家川的形成与发展是十分有意义的。     

漫谈梁山泊起义的性质——《水浒传》研究争鸣

历史上的宋江起义是农民起义,长篇小说《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罗贯中思想上很清楚“大闹中原,纵横海内”的梁山泊起义军“雄兵十万”,基本上是由“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组成的。“农夫”无疑是“农民”,“渔父”包括在广义的“农民”之中,《水浒传》中的梁山泊起义显然是农民起义。这支义军代表农民和其他人民百姓的利益,反抗维护地主阶级、官僚阶级的政府,因而从本质上来说也是农民起义。梁山泊起义是“古代无产阶级”、“流民无产阶级”造反之说是不正确的。     

(云南、甘肃回民起义比较研究之一)再论晚清云南、甘肃回民起义的社会历史背景

晚清咸同之际的回民起义是在传统社会面临转型使命却又背负着巨大的人口压力的背景下发生的，是当时西部各种社会矛盾综合作用的产物。本文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从比较研究的角度，认为清初以来的云南、甘肃回族社会，在文化同一性的前提下，基于具体的社会环境不同，其发展历程及指向不尽一致；清政府在甘肃、云南的统治政策使上述指向的差异更加明显；回民起义前，云南、甘肃两地回族与汉族的关系日形紧张，矛盾的一面日渐发展。所有这些，都不同程度的作用于回民起义，使云南、甘肃回民起义外在的历史面貌表现出众所周知的差异。     

日晖落幕

辞职风波 据说当刘少伟上任时，他的前任日晖总裁尹联冷冷说了一句：“刘少伟以后有好戏看了!”不想一语成谶！[第一段]     

论南昌起义期间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

南昌起义期间，中国共产党为挽救革命，确立了仍打“国民党旗帜”，实行与国民党及一切真正革命分子“合作”的统战原则，并努力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内与国民党进行合作。中国共产党此阶段政治领域的统战工作为南昌起义的成功提供了有利条件；军事领域内的统战虽有失误之处，但积极作用仍是主流。     

天时 地利 人和——百色起义成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百色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著名的起义,它开辟了右江革命根据地。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是百色起义成功的原因。“天时地利人和”包括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百色独特的地理环境、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右江地区群众的拥护等因素。     

地方神明如何平定叛乱：杨府君与温州地方政治（1830—1860）

以发生在1855年温州府乐清县的瞿振汉起义为例来说明地方神明杨府君（杨府爷）与温州地方政治之间的关系。首先阐述瞿振汉起事的缘由，然后分析杨府君对事平之后乐清地方政治的影响。杨府君实际上是清廷和当地民众共同承认的决定性的政治话语形式。清帝国地方官员将杨府君用作抑制因瞿案引发的朝廷与地方社会之间种种对立的工具，而地方民众则将地方神明用作平息地方社会先前存在之对立关系的工具。     

试析洪秀全的自卑心理和性格特征

洪秀全因出身卑微和屡次科场失第等原因而产生自卑。发动起义后，杨、萧借“天父”，“天史”附体传言，对其至高无上的教方地位构成挑战，更强化了其内心的自卑感。在自卑心理作用下，洪性格中有明显的暴烈残酷，刚愎固执，多疑，不自信等特征，最终给太平天国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     

《水浒传》的思想内容及主要英雄人物形象

《水浒传》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一场惊心动魄的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展示了封建社会后期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挖掘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揭示了农民起义的必然性和正义性,塑造和歌颂了反抗封建压迫的一系列英雄人物,写出了梁山起义的悲惨结局,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及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尤其是“乱自上作”、“奸逼民反”的道理,总结了封建社会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谱写了一曲“忠义”的悲歌。《水浒传》堪称为一部悲壮的农民起义的史诗。     

论海外“洪门”对中国抗战的支援

＂洪门＂组织在海外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强烈的爱国意识,争取海外＂洪门＂为抗战服务,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对海外＂洪门＂组织都相当重视,并为争取海外＂洪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海外＂洪门＂不仅为祖国的抗战提供了人力、资金和交通等方面的支持,而且关心国内的政局和团结。海外＂洪门＂组织之所以在抗战中发挥巨大作用,根源于华侨的民族意识和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力。     

民初新加坡华媒视野中的白朗起义

民国初年的1913—1914年,在新加坡华媒视野中,白朗起义既不是传统学界所主张的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起义,也不是当今学者所认为的"一场带有辛亥革命时期历史印记的土匪运动",而是以哥老会为核心的秘密社会所发起的一次"以暴易暴"的政治抗争.这场起义沉重打击了袁世凯政权的政治威望与国际声誉,也意味着传统秘密结社近代政党化转型的...     

论党史文化视阈中的八一精神研究

八一精神的本体是南昌起义,南昌起义的灵魂是八一精神。本文认为,目前八一精神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死胡同＂,要深化对八一精神的研究,就要以党史文化为视阈。以党史文化为视阈,就要求我们：一是要更新思想观念;二是要改变研究方式;三是要保护利用遗址;四是要坚持资政育人。概括起来说就是要与时俱进,实现人们当代审美和思想品格的完美结合,适应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赢得全社会的广泛共鸣。     

试论新军与会党联合起义失败的原因

新军与会党是革命党发动反清武装起义所依赖的两支基本力量,这两支武装力量在辛亥革命中始终没能整合成一支声势浩大的反清武装。钦廉防城起义是同盟会联合新军与会党发动武装起义的首次尝试,因同盟会缺乏居中协调的经验,新军与会党在起义中没有坦诚相待,没能形成良好的协调合作机制,双方分歧越来越大,合作最终失败。新军与会党在革命理念、行事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分歧,如果不积极加以引导、协调,很难组合成一支强大的反清力量。     

从“钗盒情缘”看洪昇的至情观

从唐朝开始,杨贵妃故事就被赋予多种表现方式和主题,清初洪昇也借杨李故事表达了自身对"情"的理解。前人多从情节、结构、人物形象等方面论述《长生殿》的主旨,但很多人忽略了"金钗钿盒"这一定情信物在故事中的作用。通过对它具体形象的考证,可以看出它在不同版本里拥有不同地位,进而可以得出《长生殿》以"情"为主的创作宗旨,因此"金钗钿盒"在文本结构和情感描述中的地位都非常重要。进一步看,"金钗钿盒"的爱情也表现了洪昇本人独特的爱情观——建立在传统夫妻关系的基础上民主平等、尊重人性的"至情观",但在那个时代,这种理想的结局注定是个悲剧。     

从救灾体制方面看宋朝社会内部 "相对稳定性"的原因

宋朝政府完备的救灾体制,以及及时、高效的救灾措施,是形成其三百余年统治,保持社会内部相对稳定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城市中心论”对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影响

"城市中心论"首先以"城市暴动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的盲动主义表现出来。在共产国际第九次执委会和中共六大后,共产国际仍坚持城市是农民暴动的中心和指导者,阻碍中央将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在李立三中央时期又以"进攻大城市"的冒险主义表现出来;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内部事务横加干涉,支持王明上台,使得"城市中心论"在中国的盛行达到了顶点,对中国共产党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产生了消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