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人性需要和张扬个体权益——“三言”与《十日谈》的叙事声音比较

作为中西方启蒙文学的开创性文本,"三言"和《十日谈》都不同程度地冲击、动摇了禁欲主义、蒙昧主义等禁锢人性的观念,奠定了人性解放的方向和基调。但由于中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不同,两部作品所传达的思想启蒙的叙事声音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前者的叙事声音比较外显,着重于肯定人性需要的合理性;后者的叙事声音比较内隐,着重于展示个体权益的至高无上。本文主要借助于对两部作品中女性的婚恋目的、私情的处理原则、难题的应对方式等内容的对比分析,来揭示其叙事声音的意义生成作用及不同意蕴。     

“三言”“二拍”的酒楼叙事

酒楼是古代社会生活中重要的公共活动空间,以其日常性、大众性,成为人们交友议事、设谋赌赛、羁旅漂泊等等的活动场景,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同时从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及叙事动力方面来看,它在小说叙事中具有重要的形式意义,已成为一个功能性空间。     

论“三言”男性形象的死亡叙事与审美

冯梦龙把对生命价值的认识与追求融入三言中,建构了形形色色的男性形象死亡形态,丰富缜密的叙事建构产生了韵味无穷的的审美意蕴。为义而死,死生伟大与崇高;为欲望而死,死生痛斥与警醒;作恶而死,死生批判与憎恶;被冤而死,死生怜悯与惋惜。     

冯梦龙《三言》中僧尼题材的"轮回"模式及"情色"

本文分析了冯梦龙《三言》中僧尼题材叙事的“轮回”模式。可以发现“轮回”模式推动了故事的情节，丰富了情节，并且这种模式构成了叙事的权威。这种叙事模式也造成了它和故事情节断裂和分离。     

“三言”中存在句的句法功能和语用类型

“三言”是宋元明话本小说的宝库,包含了丰富的近代汉语口语材料,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从句法功能上讲,“三言”中的存在句多数可独立成为一个句子,少数则作为一种存在结构在句子中充当句子成分,其中充当宾语的存在结构居多。从语用类型上讲,存在句一般用于叙述、描写和判断。     

由“三言”看阳明心学思想的渗透

作品总是通过一定的形式反映特殊的时代生活环境和作家思想渊源。拟话本小说“三言”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优秀之作,以其曲折离奇的情节、生动活泼的语言,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的形象,不但表现了社会形而下的内容,同时暗舍了形而上的哲学思潮,尤其是明中后期在民间广泛流传的阳明心学,更是不同程度地渗入到作品中来,并通过一定的形式和内容表现出来。     

周代“养老乞言”礼与《诗经·小雅》部分诗篇创作的关系

《诗经·小雅》部分诗篇是因周礼而作,是周礼的文化产物。以周礼为背景对这些诗篇加以对照考查,可以揭示诗篇创作的本义、本事,从中窥视《诗》与礼的关系,纠正一些关于这些诗篇的误解。"养老乞言"礼是周礼中的重要礼节,是周天子为父兄辈而设的一种"乞善言"的礼仪;与之相应,《诗经·小雅》中《鹿鸣》《常棣》《伐木》等诗篇是诗人据"养老乞言"礼而作。     

周代“养老乞言”礼与《诗经·小雅》部分诗篇创作的关系

《诗经·小雅》部分诗篇是因周礼而作,是周礼的文化产物。以周礼为背景对这些诗篇加以对照考查,可以揭示诗篇创作的本义、本事,从中窥视《诗》与礼的关系,纠正一些关于这些诗篇的误解。＂养老乞言＂礼是周礼中的重要礼节,是周天子为父兄辈而设的一种＂乞善言＂的礼仪;与之相应,《诗经·小雅》中《鹿鸣》《常棣》《伐木》等诗篇是诗人据＂养老乞言＂礼而作。     

论“三言”中婚姻爱情题材所体现的民主婚恋观

在＂三言＂中,婚姻和爱情题材的作品数量最多,成就和影响最大。这类作品常把＂情＂、＂欲＂放在＂礼＂、＂理＂之上,要求＂理顺人情＂,打破门户之见,反对禁欲主义,提倡个性解放,歌颂幸福爱情,倡导男女平等,尊重和维护女性尊严,否定传统的贞节观念,体现了进步的婚恋观和一定的民主思想。     

从《三言》、《二拍》看明代中后期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

明中后期社会风气的变化是多方面的,这在当时的世情小说中有不少的描述。《三言》、《二拍》生动反映的当时社会风气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有助于我们了解明后期的社会状况。     

论“三言”对文言旧本的借鉴与改编——以《蒋兴哥》与《杜十娘》二篇为例

中国古代小说自宋之后,就有文言、白话两条线索交互发展,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因文言小说诞生与发展在先,故白话小说多受其影响。本文尝试以冯梦龙“三言”中的两篇代表作《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为例,来探究“三言”对同题材文言旧本的借鉴与改编。     

平凡生命的赞歌──论“三言”的女性意识

本文从女性反抗暴力、追求爱情婚姻自主和施展各种才华三方面着笔，阐述冯梦龙在“三言”中流露出的女性意识。     

“三言二拍”与《一千零一夜》商人形象之比较

三言二拍与<一千零一夜>诞生于两个不同的国度,在描写商业发展盛况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所塑造的商人形象却存在明显差异:如中国商人的儒商文人之气与阿拉伯商人的市民习气;中国商人的重义与阿拉伯商人的重利;中国商人的谨慎稳重与阿拉伯商人的大胆冒险;中国商人致富后谋求政治势力,偏好于由富到贵的转型,而阿拉伯商则偏重物质生活的享乐等.这些差异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     

略谈“三言”中的自由爱情之花——以“怒沉”与“独占”、“落难”与“棒打”的对比描写为例

冯梦龙通过描绘《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玉堂春落难逢夫》、《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四朵爱情之花的枯荣,深刻反映了明代的现实生活。在前两朵花中,冯梦龙着重刻画＂真诚＂二字。＂怒沉＂是因为真诚不可得而对黑暗现实的控诉;＂独占＂是由于真诚所感而对自由爱情的赞美。在后两朵花中,冯梦龙着重刻画一个＂难＂字。通过＂难＂反映作者鲜明的爱憎,反映封建权势的狡诈凶残,并且通过＂难＂的最终解决寄托了作者对清官的希望。     

从《诗学》理论解读元杂剧“发现”与“突转”之叙事艺术

“发现”与“突转”乃源自西方戏剧美学理论范畴的两个重要概念术语,本文拟以亚里士多德《诗学》的相关理论为参照,以元杂剧为具体考察对象,就元杂剧中“发现”与“突转”之叙事艺术予以粗略探究。     

从《水浒传》中看“三”的运用

施耐庵、罗贯中在《水浒传》中广泛地运用了“三” ,但“三”的表现形式又是多样的 :有的“三”是确定的“三” ,如宋江率部三打祝家庄、鲁提辖三拳痛打镇关西、三山聚义打青州 ;有的“三”是确定的 ,不过指的“三”的倍数 ,如九纹龙史进、八十一盏花灯、三千连环马军 ;有的“三”是不确的 ,而是代表多数 ,如凡事要三思、再三叮咛、三四五次。所有这些 ,在文学上、哲学上都将给我们以启示。     

叙事声音中的性别与距离——以“私奔”情节为例比较《美狄亚》与《朱丽小姐》

在叙事作品中,声音是价值观的载体,它不仅体现了人物的价值观也体现了隐含作者的价值观。文章以共有的"私奔"情节为基点,从叙事声音的角度阐释并比较了《美狄亚》和《朱丽小姐》两部作品中隐含作者与女主角之间的关系,认为尽管这种关系受到自然性别差异的影响,但更多地源自不同文本叙事策略的限制。因此,在阅读时应当避免从现实作者的喜恶出发,割裂甚至扭曲文本本身的意义。     

《女勇士》:多重叙事的“变奏”

汤亭亭《女勇士》协调运用了教材叙写、故事重构、鬼叙事、偶像叙事、隐藏的叙事者与不可靠的叙事者等多个主题、手法,实质是多重叙事的变奏。     

论《玛丽&#183;巴顿》的叙事声音

<玛丽·巴顿>的叙事声音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其通过对19世纪英国工人阶层生存状态和心灵的展示,揭示了阶级的压迫性,对当时英国社会中所出现的劳资冲突进行了质疑.同时叙事声音宗教色彩浓烈,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是以基督教的教义为自己行为、话语的指南,宣扬了上帝的仁爱、怜悯和慈惠.小说中的女性叙事声音一直沿用着温顺的词语,但却显示着女性意识.其中冷峻和温暖的话语交织,显示出女性的智慧、理性.表达着女性的自尊与独立.     

在历史与“新历史”之间——论李锐小说《银城故事》历史叙事的困境

当代作家李锐的长篇小说《银城故事》最初发表于《收获》杂志2002年第1期,现有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小说历史叙事的复杂性,论述也流于浅近和抽象。在"新历史小说"这一创作潮流的视野中审视小说的主题、人物形象、语言风格以及其叙事的"偶然性"和宿命感等问题,可以探寻作品的意识形态蕴涵及其历史观的超越性与局限性。